从习近平涉日论述看中日关系新时代特征

张晓磊

当前，客观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难度前所未有。尽管从两千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史的脉络来看，中日关系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向着“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回归，但这一回归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复杂的调整过渡期，如何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新常态，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日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由于难度前所未有，对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认知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而认知出现偏差将会反过来影响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取向，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阻断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当前的发展态势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未来。第三，从世界格局角度看，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本身已经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调整的重要变量，如果缺乏对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理性认知，结果可能会形成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中日关系日益成为国际热点的深层次原因。

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一组核心变量。从主观层面看，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既与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也是双方不断互动和关系调适的结果，而领导人的论述恰恰既是该国外交政策原则和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涵盖了两国就特定议题进行双边互动时的重要政策宣示和主张。因此，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这一视角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做出较为全面和准确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判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自2007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截至2018年初共做出了33次涉日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是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2007年至今的11年恰恰处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复杂调整过渡期，科学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及规律在这一时期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上述重要公开论述进行归纳和整理，试图从中把握中日关系的时代特征，以期对中日关系新常态的科学认知有所裨益。

一 习近平涉日公开论述概览

截至2018年初，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或日本问题的33次重要公开论述是在多个场合做出的，这些场合包括23次会见、7次出席重要仪式或会议、2次简短交谈和1次接受媒体采访。这其中，23次会见包括1次会见日本天皇，6次会见日本首相，2次会见日本外相，5次会见日本重要政党或议员联盟代表团，5次会见日本执政党党首、议院议长或前首相，4次会见日本地方知事；7次出席重要仪式或会议包括，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及侨界四团体欢迎招待会、出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早餐会。

为全面、清晰、客观地反映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下面通过表格的形式按照时间倒叙的方式对历次论述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具体场合和相关重要论述内容进行梳理（见表1）。

二 世代友好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常态下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路径在变化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这是被中日交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将世代友好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目标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国策。邓小平在1975年会见日本外宾时曾经指出，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1982年，他又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1987年，他再次指出，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习近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也多次指出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和表明中国将长期坚持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国策。2008年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时他表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9年在担任国家副主席访问日本前夕和访日过程中他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将中日关系放在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2010年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他明确指出，中日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证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2012年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时，他将“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之一。2014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再次指出，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但中日友好仍然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之间仍然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早在1954年，周恩来会见日本外宾时就指出，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1981年，邓小平指出，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面对近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始终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主流论，2014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大局。2015年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他再次强调，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

如何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朝着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根本目标迈进成为新常态下发展中日关系的首要问题，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解决上述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身体力行通过高层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政治关系与国民感情日益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越是在这个时候，两国的政治家越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通过高层的政策调整和引导，止住两国国民感情不断恶化的趋势。早在2011年5月5日会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时习近平就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的有效方式。开展中日各领域的民间交往，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也可以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内涵。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在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习近平亲力亲为助推中日民间交流的举动在日本引起广泛好评，赢得了日本民心，同时也创新了向日本国民宣示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主张的良好方式，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高度的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前提和路径，规劝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与我相向而行。正如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的，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三 正视历史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政治基础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常态下推动日本正视历史的路径在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的历史表明，日方坚持正确史观时，中日关系发展便会顺畅，反之中日关系则停滞不前，正确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前提。邓小平早在1987年5月5日会见日本外宾时就表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

时至今日，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仍然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政治基础。对于坚持错误史观的日本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来说，历史永远不会翻篇。习近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后，更加明确指出了正视历史在中日关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并在多个重要场合规劝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正视历史。2013年1月25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他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2013年9月5日在同安倍简短交谈时他强调，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2014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表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有利于日本早日卸下历史包袱。日本方面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慎重态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认真记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11月10日应约会见安倍时他强调，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22日应约会见安倍时他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随着中日关系迈入新常态，日本日益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在此背景下，日本试图一劳永逸的卸掉历史包袱。2015年8月14日，安倍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企图以模糊侵略性质的方式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针对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和组织执意坚持错误史观甚至企图彻底摆脱历史责任的言行，中国的外交斗争途径也需要并正在发生改变。首先，将针对日本错误史观的斗争上升为法定化、制度化方式。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这意味着抗战胜利和国家公祭日已提升至国家立法的最高规格。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已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行动。

其次，通过领导人出席上述重要仪式并发表讲话的形式对日本的错误史观进行有理、有力的批判。2014～2015年，习近平分别于2014年7月7日、9月3日、12月13日，2015年9月3日四次参加与抗战或国家公祭日相关的重要仪式或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的四次讲话仍然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一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将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区分开来，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治理性，他在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二是重点批判日本右翼分子，对日本坚持错误史观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判，全面揭露了日本右翼政客的丑恶嘴脸，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展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历史担当。他在2014年7月7日纪念抗战全面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同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又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年的今天，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

四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常态下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路径次序在变化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潮流发展方向还是两国关系的现实看，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政治基础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提供了根本支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是两国政府间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第四个政治文件是双方在坚持前三个政治文件基础上达成的，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因此可以说，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坚持以中日间若干政治文件为基础发展双边关系所取得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智慧的结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联结着两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对中日关系过去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日关系未来的方向性展望。

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四个政治文件和战略互惠关系是推动当前中日关系克服严重困难并在曲折中前进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尤其是中日关系经历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在多个场合不断向日方提醒和重申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以及两国关系的这一基本定位。2013年1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指出，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同年9月5日，他在与安倍简短交谈时强调，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年9月3日，他在出席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5年4月22日，他在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2017年7月8日，他在应约会见安倍时继续强调，在这些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

当前，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中日关系客观上迈入历史周期意义上的新常态，中日两国各自的外交策略也相应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都决定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路径需要也必须有所改变，如果过去的推动路径是充实战略互惠关系内涵和深入发展甚至是锦上添花，那么现在的路径更像是重聚并扩大战略互惠关系共识甚至是具有止损性质的雪中送炭。列出并逐步消除影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负面清单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这一负面清单应包括哪些内容？从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体现两国政治家真正的历史担当和国家责任，发挥首脑外交和高层引领的重要历史作用。2013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会见山口那津男时强调，新形势下，中日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日方承诺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重聚共识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在2014年9月3日、11月10日和2015年4月22日多次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增信释疑、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是开启重聚共识之路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在2013年1月25日会见山口那津男时指出，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同年9月5日，他在同安倍简短交谈时强调，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2015年4月22日应约会见安倍时他再次强调，我们愿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共识。2017年7月8日应约会见安倍时他指出，希望日方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中。2017年11月11日会见安倍时他再次指出，希望日方以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体现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