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民俗

传统的中国以农立国，农民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和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既从土地讨生存，也在土地上建立尊严和自信。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他们扎根农村、围绕农业创造了一整套的习俗惯制。农业是农民的生计，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的源泉。同时，农业也是表现他们所认知的意义的符号和象征的源泉。它们所代表的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干或基础。

尽管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价值谱系中在近代之前就开始下降，并从近代以来一直在急速贬值，但是农民自己对农业有很高的评价：“世间百行，种田为王。”“三十六行，种地为上。”“没有乡下泥腿，饿死城里油嘴。”“万般不如庄稼好，你们听我言一回。种上一升打五斗，种上一斗打一堆。秋收冬藏真乐事，奉上钱粮诸事没。偎伴妻来怀抱子，哪像你们他乡在外苦奔为？后稷本是农人祖，我们祖师甚高贵。要是我们不种地，饿死你手艺买卖人一大堆”。这些言词当然是农民对工商业者逐渐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事实的自尊与心理自卫。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民众总会因为上学年数、收入的差别而形成群体之间的歧视，这需要国家政策来调整行业或职业之间的歧视基础。国家当然也可以通过专项政策来凸显特定对象的价值。国务院在2006年6月公布的“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把“二十四节气”列入，把相关的民俗作为重要的农业遗产来保护。这种行动所体现的精神今后还应该涵盖更多的农业民俗。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严格限定的条件之下实现生活目标的手段，它是人为的，又是被决定的。因此，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总的思想：顺应自然而又有所作为。自然与人为构成张力的两极，早期的农业是完全由季节和气候决定的，所以有“月令”图式，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和工具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向人为这一极倾斜。在总的结构上，中国人在天人感应的思想原则之下，既有宿命的态度，也有能动的举措。这种环境中的人格，不是被动的，而是因应的；不是挑衅的，而是防卫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靠天吃饭，土里刨食，以年为期。环境的变化是周期性的，人们大致掌握了自然的规律，于是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之举，进而又有二十四节气之说。可是，风霜雨雪，旱涝寒热的组合又是千变万化的，人们难以把握自然的具体变化。环境是确定因素与不定因素的混合。人们需要把握不定因素并希望它们按人们的愿望起作用，于是在卖力干活之外还要预测、筹划，在春种秋收之外还要春祈秋报。

一、祈年备耕民俗

农业民俗并不限于田间地头，也不是从春耕下地那一刻开始的。在春耕之前，传统社会有一系列民俗活动进行全年劳动的精神准备。立春、填仓节、春社的设置是为了迎春天：占年成，祈丰收，保平安，都属于农业民俗。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是农业民俗正式的起点。立春的活动模式包括正式的节日程序和附丽的应时习俗。正式的节日程序主要有演春、迎春、鞭春、送春和抢春。河北《滦州志·岁时》（清嘉庆十五年）对这一过程有完整的记述：“立春先一日，官戒于东门外，农商百艺各持器以往，选集优人习剧，谓之‘演春’。届期，合城官员往迎，鼓乐交作，前列武戏，殿以春牛，老稚趋观，谓之‘迎春’。回次于衙庭，至时鞭春牛而碎之，乃分献别塑小芒神、土牛于各绅士家，谓之‘送春’。”在传统社会，这一直是一个全社会高度一致的价值领域，士农工商、官府和民间都认真对待，共同参与。从各级官府的组织和各行各业民众的参与来看，立春的习俗既是春天的时令，也是农业的仪式；既是农人的习俗，也是全民的节庆。

立春之时行迎春之礼，在先秦时期已被视为国家的一种制度。最早见于《管子·幼官》而详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后来被辑入《礼记》的《月令》。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立春的节俗在增加新内容的同时被归一化。按照五行学说，春与青帝句芒、东方、青色相配。除了迎春、祭句芒之外，立春的节俗增加了春幡、土牛和农夫等内容，特别突出了节俗的农耕意义。这在《后汉书》中都有记载。汉代以后，尤其是唐宋时期，立春的节庆活动极大地丰富起来，到清代一直盛行不衰。

演春是在立春前一日，表演的内容和方式有几种：其一，农工商各业带自己的用具参加，由职业艺人演戏，如前引《滦州志》所叙，“农商百艺各持器以往，选集优人习剧，谓之‘演春’”。其二，城里人扮演农村人及其活动，小孩跳面具舞。据康熙年间山东《济南府志·岁时》所记，立春前一日，“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其三，官府大摆仪仗，民间表演百戏。辽宁《铁岭县志》载，“立春为国家盛典。前一日，守土官率僚属，盛陈卤簿仪仗，杂以秧歌、龙灯、高脚、旱船等剧，并具芒神春牛往东关高台庙行礼，俗曰演春”。

迎春是立春活动的主旨，是传统社会的各级官府都要举行的仪式，其基本内容是先设置土牛和芒神于东郊，届时由当地的主官祭祀芒神，迎接春天。吉林《辑（集）安县志》（民国二十年修）对其过程记叙甚详：“立春前一日，在东郊搭席棚二：一为县官吃茶之所，并置纸扎牛一、芒神一，手执柳条鞭一，其牛色、神衣照每年历书更换不一；二为右堂及士绅休息之所。至是日，县官亲率僚属、士绅、各警甲军队排列而行，并令一人扮春童，其衣服如演戏扮马童装束，令骑马先至东郊。俟出城门后，即乘马速行，迎面而来，至县官轿前行礼，即曰‘一报风调雨顺’。县官赏钱，即乘马速回。俟县官行到中途，又与前同，至轿前行礼，即曰‘二报国泰民安’。又赏。再俟县官将到棚处，又三报‘新春来到’。赏与前同。县官下棚少息。至时刻，衣公服，祭芒神。以柳条击牛三匝。”

按先秦的礼制，是日天子亲率王公百官在东郊迎接春天来临。在汉代，仍是在立春的当日迎春。后来，增加了鞭春牛（打春）的活动，迎春的时间有了两种安排：其一，在立春当日先迎春，后打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国朝会要》说，“令立春前五日，都邑并造土牛耕夫犁具于大门外之东。是日黎明，有司为坛以祭先农。官吏各具彩杖，环击牛者三，所以示劝耕之意”。又如前引《辑安县志》所叙。其二，在立春前一日迎春，在立春当日鞭春。康熙《济南府志·岁时》中记载，“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

鞭春是直接象征农耕的仪式。汉代把农夫与土牛并置，可以说这种造型是符号层面的鞭春，后来这一造型改为芒神执鞭驱牛。宋代开始颁布《土牛经》，按五方行色规定当年土牛的皮毛、头角、颜色等。人们可以根据土牛和芒神的位置以及鞭子所指的部位看当年农事的早晚。在山东，如果立春在腊月望，则神在牛后，鞭及牛肩，说明农作早；如果立春在元旦前后，则神与牛齐，鞭及牛腹，说明农作适中；如果立春在正月望，则神在牛前，鞭及牛膝，说明农作晚。也有其他的说法。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删定月令》说，“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前，策牛人近前，示农早也。月晦及正旦则中，示农平也。正月望则近后，示农晚也”。

不过，由人动手击打土牛的鞭春仪式，出现于唐宋，此后愈演愈烈。鞭春的时间一般在立春当日，地点有的在东郊迎春的地方，如前引《辑安县志》，而一般在官署大门之外。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曰：“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于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鞭春在宋朝是全国通行，皇帝和开封府的长官像各个地方一样于立春当日在禁中或官署前鞭春。道光十六年山东《商河县志》中记载，鞭春的仪式大致是这样的：在皇历载明的立春时刻到来时，牲礼果品已摆在芒神位前，官员依次三献礼，至土牛前三击鼓，三鞭牛，然后向芒神揖退。鞭牛时通用的唱词是：一鞭风调雨顺，二鞭国泰民安，三鞭天子万年春。

鞭春之后是送春，所送的芒神和土牛较迎春、鞭春时所用的为小。有送小芒神、小土牛的，如前引《滦州志》所载。有只送小土牛的，例如前引《济南府志》说：“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南方也流行此俗，湖南《长沙县志》（嘉庆二十二年修）说，“立春日，官行迎春礼后，胥役别以小牛、丝鞭鼓乐送乡达，谓之送春牛”。官府的送春只限于士绅、缙绅之家，不管小民百姓。个人之间则可以买小春牛相互赠送，此俗在宋代颇为流行。小春牛的装扮及其组合造型确实讲究，可谓空前绝后。

送春之外有抢春。百姓自己动手争抢塑造土牛的泥土，此谓抢春。这种节俗在宋代已经大为盛行。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中记载，“立春，鞭牛讫，庶民杂沓如堵，顷刻间分裂都尽。又相攘夺，以致毁伤身体者，岁岁有之”。春牛土涂在灶上、蚕室，认为可以驱虫蚁，避鼠害，垫于圈下，认为能保六畜兴旺，例如广东《普宁县志》（乾隆十年修）中记载，“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东郊，观者夹道，辨芒神之式及土牛之色，以知水旱丰歉。至鞭春后，小民各分取土牛余土，归置圈下，以旺牲牧”。

立春期间附丽的应时习俗主要有尝春，贴宜春帖，戴立春吉祥物。

尝春是指立春日吃春盘、春饼、春卷，喝春酒等饮食习俗。中国人在春天来临时吃辛辣味的生菜的习惯可能先秦就有，后来定型为“五辛盘”，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春和元旦的特定食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五辛不一定容易凑齐，有时候称春盘更加名副其实，杜甫《立春》诗就有“春日春盘细生菜”之句。萝卜也是立春日的首选食品，据说此时生吃可以解春困，通五脏之气，民间称为“咬春”。春饼是用面粉烙成的薄饼，可以加进葱花，可以就着萝卜吃，再讲究一点，薄饼里卷上青韭肉馅，就成了春卷。

贴宜春帖，戴特有的吉祥物的习俗在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宜春帖代代相传，现代仍流行的春条和它一脉相承。人们把彩纸或五色绸剪成代表春天的燕子、蝴蝶等式样，在立春之日戴在头上以迎春，称之为彩胜、春胜、春幡，其名目不胜枚举。在宗懔的时代，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的习俗。在唐代，此俗主要盛行于宫廷和士大夫家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立春日，士大夫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唐孙思邈《千金月令》载，“立春赐三宫彩胜，各有差”。宋代一仍其旧，民间也很流行。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熙朝乐事》载，“民间妇女各以春幡春胜镂金簇彩，为燕蝶之属，问遗亲属，缀之钗头”；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词说，“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民间的吉祥物别有花样。山东人盛行在立春日把彩色碎布缝制的“春公鸡”（鸡谐“吉”，意用公鸡驱邪）、“春娃娃”（类似年画娃娃）等钉在孩子的衣袖上，对于未种牛痘的孩子，还在春公鸡的嘴上叼一串黄豆粒，几岁叼几粒，这是以鸡吃豆（痘）寓意预防天花、麻疹等病患。

添仓节是专门祈求全年的收获装满仓的日子，一般是正月二十五，有的在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一些地区把正月二十五定为老添仓，喻秋粮丰收；把正月二十前后的一天（通常是十九）定为小添仓，喻夏粮丰收。添仓日又被称为填仓日、天仓日、填老仓、仓官诞辰、母仓生日。添仓节与天仓星有关，《晋书·天文志》说，“天仓六星，在娄南，谷所藏也”，所以有人呼为天仓日。此节定在正月二十前后，可能与宋代以前就有的天穿日有关。传说往古之时共工怒撞不周山，苍天倾塌，淫雨不止，洪水泛滥，幸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人们在正月二十（或十九）纪念女娲的补天之举，这天就叫补天日、天穿节或补天节。通常是把大饼置于屋顶象征补天穿。广东《花县志》（光绪十六年修）载，正月十九日，“各悬蒜于门，谓之辟邪恶；烙糯粉为大圆块，加针线其上，谓之补天穿”。此俗在南方盛于北方，大概因为南方多雨吧。添仓节盛于北方，其活动与补天穿的习俗根本不同。

添仓节的核心是添仓或填仓，河北《固安县志》（咸丰九年修）载，“正月二十五日，俗以为仓官诞辰，用柴灰摊院落中为屯形，中置爆竹以震之，谓之涨屯，又谓之填仓”。有的要在虚拟的屯内放置五谷，河北《固安县志》（民国三十二年修）载，“二十五日，俗曰母仓生日。天甫明，居民以灶灰撒地作屯形，置五谷数粒，用砖覆之，谓之打屯”。填仓仪式虽是遵循模拟巫术的原理，有的地方仍不忘劳动致富的大道理，仪式中还用到制作农具，辽宁《奉天通志》（民国二十三年修）载，“二十五日为填仓日。农家及米肆侵晨以粱秸心作小耒耜，盛饭一盂，并纳仓廪中，焚香拜祭，谓之填仓，三日乃撤”。仪式的地点或在院内，或在屋内。仓有拟设的，如前所述；还有实际的，河南《荥阳县志》（乾隆十二年修）载，十九日“名曰填仓日。农人积粟之处，燃灯设祭以祈丰”。仪式另外的要素还包括：用面塑仓神，天未亮就设祭，要燃灯，山西《介休县志》（嘉庆二十四年修）载，“二十日，名小天仓。煮黄米糕，燃灯礼佛”;“二十五日，为大天仓。造面作人如仓神状。燃灯于首更。造面鸡，置于内外房屋及碾磨、井灶之处，盖取衣食不穷之意”。

现代的添仓日象征仪式可以山东人的做法为例。此俗有两大类：其一是填模拟的仓。这天早晨，人们要“安屯”：用草木灰在谷场、院子里撒成圆圈，作为“粮仓”、“粮屯”。中间放一撮粮食，谓之填仓。有的地方还要放一块石头“封门”。屋内也撒灰，成方形，中间放几枚硬币，意思是钱满柜。有的地方二月二日也打屯填仓，认为是打杂粮屯，先打的则是麦屯。此日天晴无风，称为“收屯”，是丰收的预兆，所以有“收不收五谷，单看正月二十五”的谚语。人们在“屯”里放鞭炮，称为“涨屯”，模拟粮食多得涨出了屯。其二是填实存的仓。人们在每个粮屯里都放上一个插着一炷香的馒头，祈祷“大屯满，小屯流”。这天的饮食也有讲究，所以有的地方说正月二十五“填嗓”，而不说“填仓”。有的吃糕，谐步步高；有的吃干饭，寓谷穗坚实；有的喝面条，谓之“钱绳子”，取串钱之意，里面放白菜叶，则寓棉花丰收。有的地方认为这天生的孩子一生不缺吃穿，长命富贵。

二月二日的习俗主要是关于阳光、雨水和庄稼的，是地道的农业民俗。唐代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重农业，祭太阳。后来演变为二月二日过中和节，民间又把这天视为龙抬头日，其受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前者。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

中和节的时间和主旨见于《唐书·李泌传》：李泌上书，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示务本。德宗下令颁行。在这天，朝廷上下表示对农业的重视，社会上吃糕，祭祀太阳神：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载：“初一日为中和节，传自唐始。李泌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赐民间以囊，盛百果谷瓜李种相问遗，号献生子。令百官献农书。京师于是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门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左安门内有太阳宫，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日。考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若以照临恩当思报之，习俗云可。”春分是朝廷的祭日时间，这天则是士民祭日的时间。可见中和节的主题是种子和太阳。

“龙抬头”日的主题是钱粮和龙。人们为了钱粮求助于龙治水旱，除虫害。最重要的仪式是引龙，俗称引钱龙、引龙回。方式之一是以灰引，元代欧阳玄功提到过这种习俗，他的《渔家傲》词有“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之句；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有较详的记载，“二日为龙抬头日。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方式之二是以水引，山西《大同县志》（道光十年修）载，“初二日，名为龙抬头日。早刻，户家按是年治水龙数，投钱于茶壶，汲水井中，随走随倾，至家则以余水合钱尽倾于贮水瓮，名为引钱龙”。方式之三是以线引，山西《崞县志》（乾隆二十一年修）载，“二日，以红丝系一钱，或于大树、大石之根，用灰围绕作线，并钱拖入室中，用一器盖之，名为引钱龙”。有的地方引走一条龙，引回一条龙。乾隆四年《天津县志》“二月”：“初二日，以灰末引青龙至门外通水处，复以谷糠末引黄龙至家，名曰引钱龙”。天津《宁河县志》（乾隆四十四年修）“二月”，“人家以石灰引白龙入，以小灰引黑龙出”。

这天的另一重要习俗是除虫害，包括以龙压虫和巫术除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谓之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如前所述，除虫的方法之一是油煎面食。方法之二是炒成颗粒的粮食，主要是各种豆子，外加花生和米，江浙一带称之为炒米虫。方法之三是燃烛，辽宁《海城县志》载，“初二日，古为中和节，俗谓龙抬头日。时当惊蛰节，盖取蛰虫始振之意……至夜燃烛于室中暗处，名曰照虫烛”。老北京人有“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没处藏”的说法，人们将过年用剩的蜡烛照射房间各处。据说此法真能驱灭虫子。方法之四是杖击，河南《林县志》载，“初二日，曰中和节、挑菜节。俗称是日龙抬头，祭龙神及碾、碓。农家以糠引至井，以灰引至家之水瓮间，曰引龙回。小儿以杖击屋梁、门楣，拍瓦块，以避毒虫”。方法之五是洒灰施法，河北《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修）载，“以灰洒墙根，咒曰：‘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晚以纸钱并神灯残余之油捻焚于门外，曰‘送蝎子蚰蜒’”。

也有在这天打屯祈丰收的，《吉林新志》（1934年修）载，“二日为雨节日。各家将年末所食肥猪之头、蹄留至是日食之。故有‘二月二，龙抬头，天上下雨地下流，家家户户吃猪头’之谚。并于是日晨，用烧柴之灰画圆圈于门前及院中，圈外并画梯子形与圆圈相接，谓之打灰屯，乃祈祷丰收之意也”。山东人二月二早晨在场院和庭院打屯，一般由当家人动手。先用簸箕盛上草木灰，边走边用木棒轻敲边沿使灰徐徐落下，成一寸多宽的灰线圆圈，中间放少许五谷杂粮，即成屯或仓。有的把粮食放在地面，有的在圈内挖一小坑放粮食，有的还在坑上盖石块、砖头或瓦片。次日人们看见什么种子萌芽，就认为当年什么丰收。有的在灰屯边撒一架梯子，有的画套圈，谓之双屯。

这天的节令食品除了猪头之外，蒸馍馍名为蒸龙蛋，面条名为龙须面，饼要捏出花，名为龙鳞饼，菜团子名为龙蛋，吃饺子名为吃龙耳，一般都要和龙、虫挂靠。山西《大同县志》（道光十年修）载，初二日午间，“多食面条、粉条，名为挑龙尾”；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都人用黍面枣糕麦米等物油煎为食，曰熏虫”。又是吃猪头，又是煎“元旦祭余饼”，过年的食品至此大概收拾完了。另一种盛行的食俗是炒豆子，又称为炒蝎豆，据说吃了一年不被蝎子蜇。这天的节令饰物也与龙、虫相关，吉林《桦甸县志》（1932年修）载，“初二日为龙抬头，家家食猪首，啖春饼。以苇芦寸断，间以彩色布帛小块连缀之，名龙尾，俾幼稚佩带，或悬之屋中”。旧时正月不剃头，多在这天理发，谓之剃龙头。

二月二日还是民间春社的时间。社日用戊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春社一般在二月二日前后，并不一定就在这一天。社神在人格化以后，人们定二月二日为该神的诞辰，于是，民间普遍把这天固定为社日。与此同时，仍有些地方按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推算当年的社日。

上述祈年备耕的民俗，如果视为科学，诚然不乏可笑之处；如果视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视为一套象征符号，确实情趣盎然。什么句芒、土牛、灰仓、太阳神、龙、虫、天公田婆，在这一套符号下面，不就是人类永远礼赞的春天、耕牛、太阳、雨水和秋收吗？这些民俗活动所体现的未雨绸缪，提前进入劳动状态的敬业精神，绝对胜于稀里糊涂、无所事事的生活态度。

二、种植民俗

传统的耕作制度主要有一年一熟、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致是春种秋收，夏种秋收，秋种春收，而人文活动主要围绕春种秋收展开。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如大麦、小麦、稻、谷子、玉米、黄豆、绿豆、豇豆、豌豆、高粱、黍等；油料作物，如花生、芝麻、油菜等；纤维作物，如棉花、大麻、苎麻等；以及地瓜（红薯）、土豆、山药、芋头、莲藕和各种蔬菜、瓜果。它们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习俗，我们难以一一述及，只能择要记述南北有代表性的作物的种植习俗。北方以麦黍为主，南方以稻谷为主。同时，北方有水田作物，南方也有旱地作物。麦黍农作与稻谷农作的种植民俗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也有一些共通的仪式。

种植民俗可以从技术操作和人文两方面来看。从技术过程来说，麦子的种植有送粪、耕地、整地、播种等环节。人们将农家土杂肥运到地中一行一行分小堆放好。送粪用大车、小车（独轮车）、板车，山区多用驴驮篓送粪。准备开耕的时候，把粪均匀撒开，称为撒粪。耕地的方式有耦耕、刨耕和犁耕。耦耕的用具俗呼为“豁子”，即古之耒耜，一人扶犁，一人背负牵引。此法异常劳苦。刨耕的用具是镢，用铁锹则称为翻地。犁耕的用具包括犁具和使耕畜与犁具相连的驾犁具，农民扶犁，执鞭喝令役畜（马、骡、牛或驴）牵引。耕地是技术性很强又很艰苦的活儿。然后是整地，即用耙碎土、平地。播种小麦通常用木制的耧，一人牵畜，一人扶耧，种子从耧门均匀地下到地里。有的在耧门处设耧铃，且行且响。在播种季节的田野上，铃铃朗朗相唱和，远远近近相呼应，是最使人难忘的乡情乡俗。稻谷的种植过程更复杂。除了同样使用农家肥之外，通常还用两种来源的绿肥，一是利用秋冬季在田里种上苕子（草子、紫云英）、蚕豆或豌豆，一是在春季割各种蒿草撒在田里，翻耕后它们就沤成了肥料。耕田和整田一般用牛和犁、耖，整田又叫耖田，在耕过的田里放上水，用牛拉耖把泥耙平，因为水田的地面要特别平坦，所以对整田的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此前要选种，浸种，下种，育好秧苗，然后择日栽秧。

人文方面的种植民俗千姿百态，从下地的那一刻到安苗结束的那一天，有一系列的习俗惯制，我们试从试犁仪式、育秧习俗、插秧习俗这三个方面择要言之。

农民在春季第一次动土之前要举行仪式，有些地区称之为试犁。辽宁《开原县志》（民国十八年修）提到，试犁习俗是古代官方籍田仪式在民间的遗留，其“二月”条说，“仲春之月，遵部定耕籍日期，地方官率僚属、耆老诣先农坛祭推耕礼，农夫受以终亩。今其礼皆废弃不行矣。唯农家于播种以前，自行诹吉，于田间行之，名曰试犁”。浙江余姚下地前在地头祭田公田婆。近世，南北各地的农民于破土耕种日，各家分别在地头致祭，包括烧香、点灯、奠茶、酹酒，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的地区称这种仪式为开犁，浙江金华地区的开犁仪式是祭牛栏神，拜犁。焚三炷香和两张利市（纸钱），三拜，就算是拜犁，以求耕耙顺当，人畜平安，带来好收成。

谚云：“秧好一半谷。”农民对育秧特别慎重。人们在这期间担忧甚多，可能发芽率低，也可能苗不壮。果真如此，一年的日子都给毁了。于是，人们利用民俗在强化慎重的态度（它能保证人们严格按技术要求操作）的同时，缓解内心的焦虑。第一，人们讲究浸种的习俗。农民把谷种选好之后就浸种，即浸泡种子并加以适当的温度使种子发芽。浙江丽水的农民在浸谷种时，为辟邪先将桃树枝垫在箩底或插在箩里的谷种上，然后将箩浸入水中，并在浸谷种的池塘边点香烛，烧纸钱，求神保佑。宁波地区的农民于清明后浸种，谷种上要放一张红纸，压一把镰刀，俗称“秧子落缸催芽”。红纸和镰刀能够镇邪，大概也表示收割在望。

第二，人们下种也有一些讲究。为眼前着想，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套习俗能保证种子落地生根。丽水的农民选择平潮的时间撒谷种入泥，这时种子不会浮起聚簇。谷种挑到田头，先撮一点放在流水的缺口处，再用泥块压住，然后播下的种子就不会漂浮，并且出苗整齐。金华地区的农民选晴天太阳下山的时间播谷种，所谓“太阳下山不再走，谷粒下田不会漂”。有的地方习惯在播种日早晨吃发糕和鸡蛋，有的则吃豆芽菜，以便使种子受到感应，茁壮成长。柳枝易活，长得也快，有的地方习惯在挑种子下田的箩筐里插一枝新柳，撒种后将柳枝插入秧田进水处，同样是要促使谷芽活得容易，长得快速。为全年着想，他们主动制造一些吉兆。例如，宁波人挑谷种下田，习惯让箩筐浅一点，临出门要念“一担出，万担进”；在浙江常山县的山区，各家下种前依田亩数煮大肠头吃，据说“播种吃过大肠头，秧青苗壮好兆头”。

第三，人们还有一套护理秧田的习俗。护理秧田的基本工作是适时地调整水位，注意晒太阳，防冻，谨防猪和牛等家畜践踏。为了防止家禽和野雀来啄食，人们习惯制作稻草人当看守。再就是在田周围多插柳枝和桃枝，它们既被用于促长，也被用于驱邪。金华的一些地方在播谷种以后，人们晚上在各个三岔路口点蜡烛灯笼或设天灯照明，村内各户轮流添油看守。

插秧的习俗始于扯秧，开秧门，终于最后一天插秧的关秧门。因为秧与收获相联系，秧又与殃谐音，所以人们形成了一些应对的习俗。浙江金华人下田扯秧时，有的双手向后甩三下，有的先扯一丛倒压于田中，有的一定左脚先下田，右手先扯秧；有的先由户主绕秧田走一圈，扯一把秧带回家，扔在门墙上，以示秧苗认得家门，丰收的稻谷会由此入门。人们在秧田里坐在名为“秧马”的坐具上，两手并用，把育好的秧一撮撮扯起来，等两手都握满后，把它们合为一把，用稻草扎起来，俗称“娘抱子”。两手的秧合在一起捆扎时留有缺口，俗称“秧门”（插秧要解开稻草，即为“开秧门”），无缺口被视为不吉利。然后，人们把秧把挑到耖好的田边，均匀地抛在水田里，俗称“打秧”。打秧忌讳打到人，人们都怕“遭殃”。

有些地区以扯头垅秧为开秧门。江汉平原的农户在扯秧时敲锣打鼓“开秧门”。头一垅秧扯完，整块秧田就像开了一道门，这时紧锣密鼓响起来，众人坐在秧马上一字摆开，争先恐后扯秧。一丘田的秧扯完，众人又在田里闹腾开了。他们互相甩泥巴，你弄我一身，我糊你一脸，最后一个个泥人似的。人们称之“糊仓”，泥糊得越多，玩得越尽兴，预示着秋后的收成越好。

有些地区以第一天插秧为“开秧门”。江浙的农家开秧门如办大事、喜事。人们用香烛、酒菜供奉土地神，燃放鞭炮；有的还敲锣打鼓，祈求田公田婆保佑。家家户户备下丰盛的酒菜，既要吃得实惠，又要图个吉利。有的地方这天要吃鸡蛋，谓之“彩头”；有的在这天吃糯米做成的种田锞，吃二两以至四两一块或同拳头般大的猪肉，特别耐饿；浙江义乌一带吃笋，以图秧苗像笋一样茁壮生长；浙江永康一带吃粽子和年糕，既耐饿，又有粒粒种、年年高的寓意。各地的开秧门都有一些讲究，有的地方挑第一担秧下田前先喊一声“老田公”；有的插第一行秧时忌开口，开了口以后手会伤筋；有的第一蔸秧必须倒插，接着拔起，再顺插，俗谓这样可以避免秧痂疯。

人们插秧时，连续多日整天俯首弯腰站在泥水里，劳动强度不同寻常，对收成也是意义重大，人们自然要以一定的民俗对付它。插秧往往以“合伴”、“换工”的劳动形式，几家的劳动力集中依次给各家插秧。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缩小一块田的秧苗生长的时间差，减少劳动的单调和疲劳，便于人们安排好的饮食。在浙江东阳一带，某家开秧门这天，乡邻都来帮忙插一阵，晚上主人摆酒相请，有帮过忙而未到席者，主人必然送去食物。也有人家请帮工，称其“师傅”、“种田老师”、“种田虎”。午饭和晚饭要给他们吃种田肉，有的给每人四块四两重的肉，有的习惯上让吃不让带，有的则让带回家。吃饭时，种田老师请坐上座。也有些地方让放牛娃坐首席，俗谓“放牛娃子一日大”。

下田的先后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在湖北京山，农家栽秧的第一天早餐，谁吃到埋放在饭碗底的一大块肉，谁就该先下田栽“背”秧（该田块处于梯田的内侧，不便活动，应最先栽秧）。主妇往往有意把这个饭碗递给栽秧特别能干的妇女（这里以及江汉平原栽秧以妇女为主要劳力，男子负责挑秧，在田头打锣鼓助威）。但是，当这块肉露出来时，该妇女总是“谦虚地”将肉夹给另一人，经过一番推让，最后大多还是回到她的碗里。浙江一些地方，第一个下田的人由户主指定或公推，他肯定是插秧能手，俗称“上行手”，最后一位下田的也是能手，俗称“吆青手”。

有的地方，插秧有赛秧的习惯和下围拢的闹剧。插秧是众人并排且退且插，每人都插同样多的行数。如果左右两边的人都把中间的人抛在前面老远，中间的人就被嘲笑为“戴田枷”、“穿长布衫”、“摸螺蛳”；如果他的身后被插上，则称为“下围拢”、“合猪栏”、“包麦团”、“做圆子”，这是极大的笑料。江苏有一首田歌唱道：“动秧把，要赛秧，鸟叫一声六棵秧。莳得好的头手师傅吃肉团，眼红气涨，争而未胜的却要挨包麦团。”

关秧门是插秧的最后一天。关秧门这天要在天黑前把秧插完，如果估计时间不够，要及早请人帮忙，如果安排不当，天黑还未完工，则被认为不吉利。有的地方在这天还要请歌手唱田歌，热热闹闹关秧门。多余的秧不可给牛吃，否则，牛爱吃秧，稻田不好看护。在浙江金华、衢州一带，人们把关秧门剩下的秧取一把带回家，抛于自家屋顶，据说可以使瓦上不生小毛虫。关秧门当晚，农家摆酒菜给种田人吃喝，俗称“关秧门酒”。此后，媳妇们可以回娘家了。

三、田间管理民俗

田间管理是保证庄稼正常生长的过程，人们既采用科学手段，也进行神秘仪式，形成了丰富的民俗。农谚云：“种田防三害，旱涝和虫灾。”田间管理的民俗主要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抗旱的民俗有两大类：一是引水，二是祈雨。水稻是在水里生长的，一直少不了水；小麦生长的各个阶段如泛青、起身、拔节、挑旗、扬花、灌浆、蜡熟、遇旱皆须浇水。供水给人们带来太多的麻烦，所以农民爱说“每粒米都是七斤四两水浇出的，糟蹋粮食要遭天打五雷轰”。人们引水的方式在北方以辘轳提水为代表，在南方则以水车取水为特点。

辘轳是一种古老的井上提水工具，一般用三根木棍作腿支撑辘轳身子（一段圆木），组成辘轳架子，在辘轳身子上横插一轴，称做辘轳芯子，再于辘轳芯子上穿圆木制成的辘轳头，辘轳头外端置一弯木摇把，将麻绳绕在辘轳头上，里端固定，外端备铁环拴水斗。人们把水斗放到水中，摇把提水，用以灌田。操作能手无须以手摇把放水斗下井，只以手轻按辘轳头，任其哗哗急转直下，然后提水，边摇边唱号子：“呕嘿哟——嘿——嘿——又——一个斗来嗨——! ”水斗出井口时顺势用脚一拨，踩准了水斗里沿，水斗翻转，倾水于水槽之中；再一拨，水斗又随哗哗辘轳声响坠入井底。一人操作，一人看水，水就会源源不断流入麦垄。

近世普遍采用的水车是木制龙骨水车，其结构是把小木块按一定距离连接起来，像龙骨一样，一部分放入车床，一部分绕在轮盘上，车床的一头置于水源，另一头置于沟渠的入口处，当脚力（或畜力、风力）驱动轮盘旋转时，一节节龙骨环环相接，把水提升上来。脚力车水，俗称踏水车，有一首童谣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叽里咕噜踏水车，水车里头有条蛇，水蛇盘上又盘落，口吐清水养谷谷。”人力水车有手摇单人车，有脚踏的双人车、四人车或六人车。人数多少根据车床（车身）的长短和放置的平陡而定。车长从丈二到二丈四不等，有时需要几架水车分层戽水，俗称“翻水”。民间习惯根据天河南端的“天车星”的形状判断当年的雨水情况：“天车平，地车陡，顶着日头踏水车；天车陡，地车平，踏车平平田稻兴。”

车水伴随着车水民歌，如车水号子、踏车情歌、车水山歌和田歌等。车水民歌有车水时唱的普通民歌，有与车水紧密联系的特定民歌，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车水民歌。它们有的描述车水，如一首在嘉兴桐乡搜集的《踏车歌》唱道，“旱冲（水车支柱）陡起直苗苗，扶横（作为扶手的横柱）架起像仙桥，十六个步柱（轮轴上脚着力的木柱）轮流转，木龙取水救青苗”；有的讲述车水的故事，如一首在嘉善搜集的《踏车田歌》唱道，“四个姑娘去踏车，四顶凉帽手里拿，四顶凉帽都是牡丹花，四件布衫都是黑洋纱。脚踏水车手挑花，眼睛看勒别场花，引线戳啦指头上，哎哟哟——为啥要踏这断命车……”；还有一种已经成为车水劳动的组成部分，如浙江海宁和海盐一带的《哈头歌》，既起记数换班、统一节奏的实际作用，也起抚慰疲劳、调剂精神的艺术作用。《哈头歌》的直接作用是记工换班，以“转一哈一起”的进位方式计算工作量。人们在正相合的轮轴的一块齿板和龙骨的一块挡水板上各做一个记号，当龙骨运转12周时，两个记号又相合（当地称为相哈），算作一哈，17哈算作一起（204转），农民称为一班烟，也就是该换班抽烟了。《哈头歌》先有一个起调，“哈头，依呦来，哈头朗踏上来，哈起来唱起来，唱起来踏起来……”《哈头歌》起调从高音区的自由延长中跌宕下来，加上和唱者采用侵入前句、首尾相叠的手法，造成此起彼伏的音乐效果，使人产生激越的冲动。起调后是十七哈正歌，节奏转入进行速度，使车水者步调统一，稳健有力：“哈起来，踏起来，哈头有朗啥个花儿开？哈头有朗正月梅花开……”《哈头歌》要唱十七哈，前十哈唱十个月花名，后七哈采取“芙蓉梅花开”、“芙蓉杏花开”的记数形式，一直唱到代表十七哈的“芙蓉鸡冠花”。

车水有时会变成抢水。在大旱之年，使用同一水源的农户在蓄水量不足时采取“盘龙大战”的方式抢水灌田。在嘉兴一带，临战前三天由执年的农户通知同一水源的田主，大家各自备好水车，请好人员。在抢水的前一天，有的地方举行祭车神的仪式。海宁人的祭法是：肉一块，蛋一个，苗一棵，水一杯，在车基之上焚香供拜，最后把一杯水泼入田中以示车战大获全胜。第二天一早，各户的人员吃饱喝足，带齐食品饮料，在岸边田头架好水车。争水是以农户或田块（联户）为单位，谁实力雄厚，谁抢的水多。组织者一声锣响，顷刻间锣声大作，人声鼎沸，有时几十部水车一齐飞转，流水随着水车叽叽嘎嘎的声音灌入各自的田间。此时，车轴飞转，已经无法计算转数，换班时间由平时的以时辰为单位改成以时刻为单位，换班形式也由平时的停下来一班换一班改为在保持水车飞转的前提之下一个人一个人地换。水车号子也改为“嘿！哈！嘿！哈哈！”的快节奏。战到高潮，号子、车声、水声、喝彩声响成一片。当蓄水变得很少时，随着一阵锣响，早就等在一旁的抓鱼人纷纷跳进水里。

祈雨曾是各地遇干旱时普遍盛行的风俗。求雨的对象有龙王、水神、河神、稷王、老天、小龙（蛇）、佛道诸神或各地特有的保护神，求雨的地点和雨水的象征有江河、湖泊、溪流、堰塘、水潭、水井或寺庙的储水（神水）。求雨既采用讨好神的方式，也不乏忤逆和强迫的方式，而方式的核心是巫术。我们试以山西、浙江和河南的几种求雨活动来展示这一风俗的不同形态。

在山西稷山县遇干旱时，一村或几村组成一个祈雨队，人们头戴柳条圈子，队伍前面抬着供品和被称为“下嚼子”的男子——他是大家捐钱粮请来的，赤着上身，用铁铡关（晋南铡刀与铡蹲重合的轴，类似长钉子）从左腮穿到右腮，好像牲口的嚼子。他一手端一碗凉水不停地喝，一手挥舞一条丈余长的鞭子在前开路。后面的锣鼓队一路敲打，祈雨队随行，到山顶祭祀祷告，求稷王恩赐甘霖。果真降下喜雨，人们必定捐钱请大戏班子唱戏谢神。吕梁地区求雨主要利用龙妃。祈雨前要选龙妃，即让村里未婚的女子都到龙王庙，由主持人以龙王的名义抽签决定谁是龙妃。龙妃选定后，人们抬着龙王的偶像和头戴凤冠、身穿绣裙的龙妃到黄河边，摆上供品，酌酒烧香，磕头祈祷，然后把酒洒进黄河。接着是龙妃摸雨。人们栽十个木桩，其上各放一个碗，五个有水，五个无水。龙妃蒙着眼睛去摸碗，摸到有水的意味着有雨，摸着无水的意味着无雨。在后一种情况之下，人们痛打龙妃，迫使龙王降雨。

浙江温州的求雨主要有耆老祈雨和师公祈雨两种形态。前者由几十个村庄联合起来，抬着佛像到方圆几十里认为最灵应的潭边，让老人出面求雨。在永嘉楠溪的苍山龙潭，温州市郊的村民也远道去求雨。先卜卦挑选一个抱水瓶老人，俗称抱瓶老人。几千人排成行列，走四五十里到龙潭，途中不许带雨伞，天气太热时在头上戴几张荷叶。仪仗旗牌在前，接着是抬着的佛像，后面是大队人马。到龙潭后设祭。到夜间，一大群老人跪在潭边哭叫，“田螺晒成金弹子，泥鳅晒成一枚钉哩！皇天救苦，早赐甘霖呀！”叫到天亮时，抱水瓶的老人用水瓶在潭中吸水，只许吸一次，瓶水的多少就是这次求得多少雨水的征候。人们求雨回来，让佛像露天坐在庙前，演戏娱神。若等十几天还没有雨，人们还得再去龙潭求雨。师公求雨是择日在空地设坛：叠桌达九层，称为九台；四角各用一根竹子捆紧，并且竖以黄茅；台上竖起七星旗，分列东西。师公穿白袍戴白帽，口吹法螺，手摇铜铃，或跳跃，或踽踽而行，有时两手握住七星旗杆，口喊皇天。师公作法后率众携带竹篮、水桶及方斗等物，沿山溪行法，众人向溪潭寻觅蛇蛙鱼虾，被抓到的第一个就是龙的化身。它被放入方斗，密盖起来，热热闹闹地迎回去。然后，各村演戏设祭，敬供龙神，直到雨来。

河南原阳县有一种“擂马皮”的求雨方式。擂马皮的祭祀活动在大旱之年由会首组织一百多名男子进行：先在方圆几十亩的地面犁出一个大型的沟圈，表示城墙，再顺沟撒上草灰，谓之“撒灰城”，然后把各路神像请到灰城之内。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参加祭祀的大汉们手持红棍或铁锹躲藏在城内，观察城周的动静。一有动物闯进灰城，主祭者便发布命令，人们用灰象征性地封闭城门，同时放铳鸣炮，敲锣打鼓，大家一起持棍狂舞。第一个躺倒的人被认为是马皮神的化身。人们把他抬到神棚内，向他烧香祭祀。礼毕，他便手持大刀和马皮（用马皮特制的长鞭）向天空抽打挥舞。据说马皮神显灵的时候此鞭可以旋空而直立。然后，会首求问：“几天有雨？雨来自何方？”神的化身一一回答。如果雨水如期而至，村民们要唱三天大戏酬谢马皮神。这种卜雨形式在商代卜辞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庚寅卜，辛卯隶舞，雨？”

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祈雨方式是殷墟卜辞记载的暴巫、焚巫，因为人们相信他们通天通神，当他们处于烈日之下、火焰之中热不可挡的时候，可能会引动神灵降雨。后世流行以暴晒以至烧烤龙王和旱魃的方式求雨。当龙成为雨水神之后，人们又采取模拟和要挟的巫术引龙降雨。汉代王充《论衡·乱龙》篇载：“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以类求之，故设土龙。”《三海经·大荒东经》载：“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求雨历来受官方重视，近世求雨活动的内容虽然庞杂，但正式的仪式由官民合作，主祭龙王，其步骤大致是遵守禁忌、设坛祈祷、抬神游行、唱戏谢神。逢亢旱之岁，地方官决定求雨时命令本地一律洒扫街道，不得屠宰；择吉日设坛建醮。而百姓则家家门口设龙王牌位，朝夕焚香，有的地方还须储水一坛，插上柳枝。长官择日率僚属乡绅耆老到坛前祈祷。乡人汇集龙王庙前，戒烟酒，禁伞禁笠，各以柳圈罩头，手持纸旗，上书“沛然下雨”等语，焚香跪祷。如果在一定期限内龙王未顺应众愿，村人就抬着龙王的牌位游行。他们赤着脚，戴着柳圈，手拿写有祈雨词的纸旗，走一段就跪下求雨，有的甚至一步一跪；只要是经过庙宇、水井，必定焚香跪祷。一等降下雨来，地方官再次率众到神坛行礼，乡人赴庙致祭，供肉供酒，烧香烧纸。隆重一点的要演剧唱影（皮影戏）。有的安排在秋季举行盛大的活动谢神。

除了巫师，寡妇和儿童的一些活动被认为有求雨的奇效。河南、山东等地方都曾使用寡妇扫坑的求雨方式。古人相信小孩的言行具有特殊的力量（例如童谣预言的准确性），所以求雨时让小孩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凡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群歌曰：‘青龙头，白龙尾，小孩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摩诃萨’”。

人们遇到久雨天气时又要设法求晴。不过，求晴的习俗远不如求雨的习俗那么丰富、正规。全国广泛流行过的止雨求晴仪式主要有悬挂“扫晴娘”，倒贴和尚像，毁弃雨具。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了扫晴娘的形制和悬挂方式：“雨久，以白纸剪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记曰“吴县如遇久雨，则用纸剪为女子之状，名曰‘扫晴娘’。手执扫帚。纸人须颠倒，足朝天，头朝地。其意盖谓足朝天可扫去雨点也。用线穿之，挂于廊下或檐下。俟天已晴，然后将扫晴娘焚去”。河南人在院中边挂“扫晴娘”边念诵：“扫晴娘，扫晴娘，三天扫晴啦，给你穿花衣裳，三天扫不晴，扎你的光脊梁。”有的地方念的词是“扫天娘，扫地娘，扫去乌云出太阳”。

倒贴和尚像的习俗南北都有。有的用老和尚，有的用小和尚，有的用大头和尚。贴像的地方有墙壁、房檐或水缸，有的还要鞭打一番。浙江奉化是用纸剪两个小和尚，贴在墙上，用竹梢敲打他们。苏州是用黄表纸剪七个和尚头，倒贴在水缸脚，并焚纸烧香。在河南泌阳县，人们遇连阴雨天就用纸剪一个老和尚倒贴在房檐木柱上，边贴边念：“老和尚，颠倒颠，明天向你要好天，不给好天打你一百棒槌一百鞭。”有的地方把挂“扫晴娘”和贴和尚像组合成一体。在河南北部，人们贴大头和尚在南墙时念念有词：“大头和尚，贴你南墙上，二天不下雨，给你娶个扫（骚）晴（情）娘。”如果三天以内果然雨过天晴，人们便给和尚兑现，用纸或玉黍秆做个“扫晴娘”，为她穿上嫁衣，配把扫帚，挂在院中晒衣服的纥条上。老百姓真能想象，他们往往用异常的文化对付异常的天气。

毁弃雨具是为了表示不愿再使用雨具，以求天晴。各地流行的习俗有烧斗笠，烧蓑衣（客家人如此），烧破鞋（浙江衢州人如此）或收起雨鞋表示不再穿（苏州人如此）。在浙江兰溪，人们把旧笠帽一顶、灯笼一个，扎于竹竿顶上燃烧。他们边烧边念：“笠帽精，灯笼精，请你上天讲人情，今天落，明天晴。”江苏吴县则有专烧破旧不堪的旧灯笼以求晴的习俗。人们采取烧的方式，是基于以火攻水的观念，而对雨具的优先选择，又是基于天人感应的观念。天降淫雨，是天违人意，人们就采取一些仪式使天人沟通，选择雨具来烧的根本原因在于雨具是下雨期间人与天特有的中介。此外，人们还使用一些亵渎上天、触犯上天的手段来强调自己的不满和愿望。

人们处理虫害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实效性的手段，一是神秘性的仪式。前者包括保护益鸟，让土地冬冻夏晒，对庄稼进行药物防治。在未用现代化学药物以前，南方人的土制农药有菜虫药、黄牯牛花、醉鱼草、石灰、硫磺等。防治虫害的意识从新年伊始就是农民心中一根绷紧的弦。江南农村有在元宵节前的某个半夜“放烧火”的习俗，有的在正月十三夜，有的在正月十四夜。人们用柴草扎成火把，在田埂上放火焚烧冬草，田野里一时间出现数不尽的火龙和祈求五谷丰登的祝祷声。火烧田埂的确有除虫的作用。二月二日又有熏虫、炒米虫之类的除虫仪式。有的将供过菩萨的干饭粒撒在田里，有的把龙灯放在田里过夜，有的将所谓“五色水”（河水、雨水、井水、池水、海水）混合在一起由人含着喷在田里，人们相信它们除虫的灵应。在田间管理阶段，除虫的仪式主要有扫虫、告稻虫、抬神巡游。

扫帚在一些地方被称为扫帚太公，曾被赋予特殊的法力，既能扫除赃物，也能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自然也能扫虫。在太湖一带，遇到棉花、水稻发生虫害时，人们将扫帚插在田中，作为降虫之物。也有在年初先期举行扫虫仪式的。浙江宁波的农民习惯在正月十三夜拿着扫帚去田里扫虫，他们倒扫几下，顺扫几下，边扫边念：“正月十三夜，百虫在地外”，以求百虫不入地界。人们向神灵告发稻虫并请神灵为民除害，谓之告稻虫。这是把稻虫当罪犯，把神灵当法官的模式。在浙江丽水一带，人们遇到稻田的虫害严重时，就举行告稻虫的习俗。人们到大王公菩萨或其他神灵的神位前，供祭品，点香烛，控告虫子危害水稻，祈求神威显灵，杀虫灭灾。

为了降伏害虫而被抬着巡游的神有社神、刘猛将军等。温州人发现虫子危害庄稼时就去祭社庙，然后抬着村里的社神（有时联合几个村子的人抬着各自的社神）绕田界行游一周。他们相信社神会为人消灭害虫。刘猛将军，又称为猛将菩萨等，主要就是管治虫害的。山西东部地区的虫王庙供刘猛将军偶像，人们按时前往祭拜，让他吃饱，他才能严管蝗虫。浙江慈溪在虫害严重时就把猛将菩萨从庙里抬出来巡游，称之青苗会，又称为青虫会，旨在驱除稻田卷叶虫和棉地尺蠖。一般在虫害易发的七月中旬由庙周围各村商定后选择黄道吉日行会。传说刘猛实有其人，因捉虫吃虫而死，被明太祖封为将军，或说他是刘备的后人，带兵灭虫时死在地里。因此，农民为他塑像立庙，人们抬他巡游除虫也特别灵应。庙里提前五天派人鸣锣通知各个村做好准备，并为猛将菩萨净身，在祭拜时祷告：“请将军为民驱虫，去瘟灭疫，确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平安！”青苗会出巡时有庞大的仪仗队：大员出巡的仪仗一应俱全之外，锣鼓管弦齐奏，旱船、长龙、面具夹杂其间，特别是有一人扮丧魍，由数十把镗叉押着。人们认为青虫是丧魍带来的，赶丧魍就是驱赶害虫。最后才是刘猛将军。每过一村，“刘猛将军菩萨”被抬到事先搭好的祭台前，朝南放下，供桌上摆满三牲福礼，荤素菜肴，酒饭茶点，香烛和金银挂锭齐备。祭祀按开锣、升炮、上香、参拜、敬酒的程序进行，然后鸣放火铳，前往另一处祭台。人们还要在有虫害的田里插上黄色三角小旗，上书“刘猛将军勒令治虫”。在湖州长兴，插旗后，男子裸体在田埂上跑三圈，说是赶跑晦气。

临近收获季节，人们要对庄稼施行最后的保护仪式。这类习俗名目繁多，包括挂土地头、烧田头、稻花会等。中原六月六曾流行“挂土地头”，一般是以芝麻秆悬挂谷神像或以烧纸代替，插于禾苗地头。谷神的形象为圆眼虬须，手持谷穗。山西忻州一带则是在七月十五到庄稼地挂纸，也就是将红绿纸条挂在庄稼上，祝愿上籽快，粒粒饱满。杭州周围在六月初一烧田头，又叫请五谷神：每户户主用锄头（不能用扁担）挑两只篮子，一头是香纸蜡烛，一头是酒饭菜等，其中必有一盘“米筛爬”（用面粉、红糖、发粉放米筛内做成，形如海参而口感香脆）。祭祀之后，把一丘的田缺加高一些。烧田头结束后吃“米筛爬”。宁波地区的稻花会是在早稻飘香的时候举办，村民们聚集一起，手举彩旗，成群结队在田间巡游一周，其间必定要敲锣打鼓，放铳放炮。这些活动都是在丰收在望的时候用仪式预兆丰收，请神在最后关头为人保丰收。

四、收获民俗

收获民俗主要包括收获过程的习俗以及收获所连带的习俗，例如尝新、拜斗会、献场糕、土地会等。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报”的意识。报的内涵很丰富，诸如报答、回报、酬报、报恩，尽在其中。这是一种有来必往、有受必献的精神模式。

尝新是指第一次吃新麦或新米的仪式。举行仪式的地点或是在家里，或是在田头。尝新的主题是吃，一般是在大面积收割前弄一点回去做成特殊食品，先敬天地五谷和列祖列宗，然后自家食用，部分馈赠邻居亲友。尝新的主题是一个，可是，其方式却形形色色。我们试以浙江各地的这一风俗加以说明。温州人在早晚禾登场之前都有尝新的风俗：农民将刚熟的谷捋下来，晒干舂米，煮成新米饭，在摆于中庭的桌子或茶几上供一碗新米饭和一盘茄子、一盘带豆，点香烛插在新米饭上，敬天地祖先。祭毕，吃尝新酒，食物有鸡鸭鱼肉和糕饼，并且必有茄子和带豆，取开花必有实和并蒂绵长之意。金华的风俗可能更原始：人们在开镰前摘五个稻头，蒸熟后插在饭上，另配以菜和茶在田头祭五谷神，然后开镰。前者的尝新是实，后者的尝新只是形式。丽水又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丽水的农民在稻麦成熟时择吉日举行仪式；如果到吉日稻禾未割，要去田间捋一些熟粒碾成米，加上陈米煮成所谓五谷饭；若已收割，就以新米煮饭。先用饭祭祀五谷神、仓神和天地，再祭祀祖先，然后让长辈吃，最后才是大家吃。收麦时尝新则是做面饼。台州人在第一次吃新麦面或新米饭时给邻居挨家送去，送的人说“尝新，尝新”，接的人说“多谢，多谢”。

粮食的收割之后是脱粒，其方法大致有手剥、牛踩、连枷打、石磙压、斗“板”等数种。用手剥的有玉米、花生等，其情景一般是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说笑，顺便还可以照看孩子。有的地方单把穗子割下来均匀地摊在谷场上，让几头牛拴在一起转着圈儿踩。陕北人就习惯用牛踩谷穗子，往往是一位老汉在场地中间站着，驱赶牛群的同时唱踩场歌。谷子、糜子、黄豆都能用连枷打，通常也是多人合作，或者是并排或者是面对面挥舞连枷，特别讲究互相协调，旁观者看起来像是在操练或表演。用石磙压称作碾场，把收割回来的稻或麦平铺在禾场，用牲畜拉着石磙反复转圈，把颗粒从秸秆上挤压下来。这种方法南北各地普遍采用。有些地方在打场时祭祀五谷神。延安人打场时吃软小米做的糕，并且由婆姨送上场来吃。先在谷堆前烧香、烧纸、放炮、磕头祭拜五谷神，还要撕几块糕往天上和地下扔，祭祀天地。最后才由大家分吃。

斗是一种敞口的大木桶，把割下的稻子在斗的木板上摔打使颗粒脱落，称为“板”。用斗板稻子要举行一套复杂的仪式，称为“拜斗会”。有人详细地记录过浙江东阳的拜斗会。传说谷神降临的话是附着在打稻用的斗上，于是，人们在丰收之后通过拜斗来谢神。拜斗一般于七月中旬择吉日进行。祭坛由数张八仙桌拼合而成，上面放披红挂彩的六尊斗，一大五小，大者代表五谷总神，小者分别代表谷、麦等五谷的单项神。坛前的供桌放百谷、百果、百花，祭坛左右栽两株摇钱树，再左栽柏树，右栽竹子，寓意是百样富足。祭祀仪式由妇女进行，男人只能做杂差，如敲锣鼓，放鞭炮。仪式开始时，妇女结队从燃烧的稻草堆跨过，俗谓“熏火浴”，以除秽气。仪式中由一位壮年妇女扮成谷神，在坛前尽情跳舞，其余妇女列队持香跪拜。接着人们成双成队地跳舞，手持插有鲜花的橘子和梨（喻吉利）作插秧、收割之态。然后串戏文，一直闹腾到半夜。最后，人们燃烧坛前的树，欢送谷神回天庭。

秋季的土地会就是秋社，与春社相呼应，此谓春祈秋报。秋社的本义是收获后酬谢神灵，近世的秋社已经分化出另一种类型，即丰收之前保丰收的类型，有的明确说是“秋苗社”。秋社的日子按说是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民间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统一推算的，有的选在秋分，有的择吉确定，有的固定在八月初二，有的选择七月的一天。《白虎通·社稷》引《援神契》,“仲秋获禾，报社祭稷”。浙江《平湖县志》（光绪十二年修）记载的社是在春分和秋分，“秋分社，田家又醵钱为会，牲醪祭神，以保丰稔”。四川近世的土地会是在八月初二举行，有会首筹备。届时，土地庙贴上了新写的对联，“保一方清吉，佑四季平安”。活动内容有两项：一是祭祀土地菩萨，二是会餐庆丰收。有的地方还要演戏谢神，举办得十分热闹。江浙一带近世的秋社又被称做秋苗社、太平社，限于在七月初七到二十之间选择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