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永的生平及其禮學著作
一、江永生平概述
戴震於《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説江永：
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丘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内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韵尤明。[7]
錢大昕（1728—1804）《江先生永傳》也説：
爲諸生數十年，楗户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黄不去手。[8]
江永二十一歲爲縣學生，三十四歲補廩膳生，六十二歲爲歲貢生，一生蟄居鄉里，專心於著述，以授徒爲業，未入仕途，甚至也鮮有離鄉遠行之舉。少數的例外，僅如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所説：“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9]
入京之事，實發生在前。乾隆五年（1740），六十歲的江永以同郡程恂[10]的邀請，館於其家。同年八月，與程恂一同入京，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記載其事説：
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11]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吴編修紱[12]，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間也。
後數年，程、吴諸君子已殁，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13]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頽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强起。[14]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詔開三禮館[15]，江永於乾隆五年八月與程恂入京，與三禮館中學者有機會相與論學。不過，這段時間並不長，翌年八月，江永便自京歸里。而在此之前，三禮館實已先行檄取江氏所撰《禮書綱目》，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説：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指《禮書綱目》），檄下郡縣，録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16]
乾隆元年至三年中，每年分别有安徽巡撫趙國麟（1673—1751）、編纂《三禮義疏》之三禮館、編纂《大清通禮》之禮部禮書館，對於《禮書綱目》之檄取[17]，此時本書尚未刊行。
乾隆七年（1742）十月，應江西學政金德瑛之請，爲諸生校閲文字[18]。隔年五月，自江西歸里[19]。
其後主要從事於著述與授徒的工作，除乾隆二十年（1755），一度在婺城公局纂修縣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
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開四庫全書館，所著咨送四庫館，收入江氏著作十三種、存目三種。
乾隆三十八年，奉木主入郡紫陽書院，從祀朱子。
依江錦波、王世重《江慎修年譜·誌年譜後》所記，江永自嘉慶十年（1805）籲請入祠鄉賢，至十二年（1807）奉上諭准入祠鄉賢祠，翌年三月入祠縣學鄉賢祠，五月入祠府學鄉賢祠[20]。曾任徽州府訓導的夏鑾（1760—1829）也曾論及此事：
嘗語培翬論近儒學術，謂“兼考據、詞章者，惟朱竹垞；兼漢學、宋學者，惟江慎修。江氏書無不讀，人知其邃於《三禮》，而不知其《近思録集注》，實擷宋學之精。”又謂：“戴東原學出江氏，其著書，文詞古質，可謂青勝於藍，然不如江氏書平易切實，人人可曉，足裨後學。”是以涖位之初，即譔次江氏著作、行事，詳之上官，請祀鄉賢祠。[21]
夏鑾曾於嘉慶九年（1804）、道光元年（1821），兩度到徽州擔任府學訓導。則夏氏擬請江永入祀鄉賢祠一事，當在第一次擔任徽州府訓導之時。
二、江永的禮學著作
依王昶《江慎修先生墓誌銘》中所記，江永有關《三禮》的著作，及其成書的時間，情況大致如下：四十一歲，成《禮書綱目》八十五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22]。
另有《儀禮釋宫增註》、《儀禮釋例》各一卷，安徽圖書館藏有嘉慶六年（1801）逍遥書屋刊本《學庸圖説》二卷、《昏禮從宜》鈔本一卷。
（一）《禮書綱目》
《禮書綱目》是江永禮學著作中，篇幅最大，也最爲學者熟知與推重的一部。江永《禮書綱目自序》中説：
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黄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黄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别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益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黄氏《喪禮》爲式。[23]
接着，自言此書編纂之法：
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曰賓禮、曰凶禮、曰吉禮，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曰通禮、曰曲禮，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藳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説，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24]
相較於江永於《自序》的詳細説明，戴震的《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則有如下簡要之概括：
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黄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書綱目》，凡數易稿而後定。[25]
《儀禮經傳通解》作於朱熹晚年，係未完之書，而弟子黄榦、楊復《喪禮》、《祭禮》的續書又不能令人滿意，因此編纂《禮書綱目》，用江永《自序》的話説，就是“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
但此書篇幅既鉅，刊行不易，因此長期僅靠少數抄本流傳。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就曾説到：
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説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26]
雖乾隆年間，此書得以編入《四庫全書》之中，仍難有或覩全貌者。一直到嘉慶十五年，才有了俞氏鏤恩堂刻本，難怪阮元於嘉慶十二年爲此書作序，要説：“余因思其學既爲絶學，而其書又爲古今不可少之書。非獨嘉惠來兹，亦以足朱子未竟之功”[27]。而真正流佈較廣，則要到此書收入《廣雅叢書》之中。
此書雖爲江永的名作，但作者本人並不滿意，正如《自序》所説：“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説，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成書於江永四十一歲中年時期的《禮書綱目》，其實還有很多資料未能録入，在與汪紱討論《禮書綱目》編輯方法時，江永亦重申此義，詳下文所述。可惜的是，這樣的遺憾伴隨江永一生，終究無法改變。
本書的書名，或作“禮書綱目”，或題“禮經綱目”。徐世昌等編纂之《清儒學案》中説：
《四庫總目》及通行刻本並作《禮書綱目》，《自序》亦然。諸家所撰《傳》、《狀》並作《禮經》，當據初名。[28]
認爲應作“禮經綱目”，但本書《自序》，及江永與汪紱信中，皆稱《禮書綱目》，且説：本書“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藳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二名既已並存，則《清儒學案》的説法未必妥當。
（二）《讀書隨筆》與《周禮疑義舉要》
江永所撰《讀書隨筆》、《群經補義》與《周禮疑義舉要》，三書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乾隆五十七年（1792）書業堂刊本《群經補義》，書前有江永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原敘云：
學以通經爲要，經義如海，茫無津涯，操蠡以勺，亦隨取而隨獲。今裒所記録，得十二卷。以經爲主，雜説附之。《易》學、禮學，及步算、聲音、地輿之學有專書者，詳其本書，不盡採録也。經説，《周禮》獨多者，乾隆辛酉，隨休寧程太史恂入都，時方開館修《三禮》。桐城方望溪先生爲《周禮》總裁，荆溪吴太史紱及程太史佐之。方公虚懷下問，以《周禮》藁置永案頭，命指摘，辭不敢。再三委之，乃隨筆籤出，吴、程二公復採擇，而方公乃裁定焉。其可否亦不敢與知矣。《考工》之名物、車制尤詳者，後人解説多失其義故也。[29]
同版《群經補義》，有金榜於《讀書隨筆》目録後，撰於乾隆五十七年識語云：
此江慎修先生《讀書隨筆》原書敘目也。自三卷至九卷，本名《周禮疑義舉要》。先生以其爲隨筆籤答之書，又夏、秋二官尚未卒業，因改名《讀書隨筆》，而以散見群經諸條，依經類次之爲十二卷。先生殁，史館檄取其遺書。同門戴東原以隨筆之名難以繕進，取其説《周禮》七卷，復名《周禮疑義舉要》；其説群經五卷，更名《群經補義》。今據以録入《四庫全書》者是也。……爰取先生《讀書隨筆》原敘，並手定目録冠於前，以存舊觀，而述其分合之由如此。[30]
由此兩段文字，可知《周禮疑義舉要》七卷，原係受方苞等所託，爲所纂《周禮義疏》一書提供意見的隨筆或雜記。因屬於隨筆籤答之書，且爲未完之作，因此改題《讀書隨筆》，連同解説群經之隨筆與雜説，編成十二卷。江永過世之後，史館檄取江氏遺書，戴震以此書“隨筆”之名難以繕進，將其中《周禮》七卷自書中抽出，恢復原來《周禮疑義舉要》的本名；而其他隨筆與雜説五卷，更名《群經補義》别行。金氏此段“識語”的最後，並簡略論及《群經補義》、《周禮疑義舉要》二書分别由江永族子，以及同門後人將之刊行的情況。
但乾隆三十八年（1773）潛德堂刊本卷前所載江永《引言》，内容則與此有所不同：
學以通經爲要，經義如海，茫無津涯，操蠡以勺，亦隨在會心，妙解獨得。前賢采輯，雖有成書，難免罅漏之失、幽眇之微。自昔窮經，竊欲補苴而張皇之，續以課授生徒，或因講章而闡其蕴奥，或因辯難而訂其舛譌。置册案頭，隨筆記録，遂裒所集，得五卷，以經爲主，末附《雜説》、《訂序説》（卷五内文作“訂論語序説”），至《易》學、禮學，及律吕、步算、音韻之精微，地輿、典制、圖考之實證，别有專書者以詳載，本書不盡記録。《周禮》一部，……另有《疑義舉要》，併詳辨《考工》之名物、車制，此亦不重載也。諸書藁藏笥有年，未繕副本，幸諸子向在及門留心經義，恐諸藁散佚，於是倡率僱繕，數月間俱已録竣。余甚喜之，囑其叙繕正之由，以傳於後。諸子執是編請定其名，余始以《讀書隨筆》目之。既而按之是書之輯，非故翻新以矜奇，正於罅漏者補苴之，幽眇者張皇之。雖於諸經未能該備，而核實尋真，庶訛錯一剖，亦足助學者之見聞，而於群經之遺義不無小補云爾。[31]
依江永此段《引言》，《讀書隨筆》本爲五卷之書，其他多種專著將另外梓行，而《周禮疑義舉要》一書，亦在别行之列。這些隨筆紀録所得，江氏原以“讀書隨筆”視之，後以“於群經之遺義不無小補”，因此刊行時以“群經補義”名之。
《群經補義》除上述乾隆三十八年潛德堂、五十七年書業堂刊本外，還收入《皇清經解》、《經學叢書》等書之中，皆以《群經補義》名書。徐世昌等編纂之《清儒學案》即説：“《學海堂經解》採説經者，曰《群經補義》，凡五卷。”[32]
《周禮疑義舉要》爲討論《周禮》的專著，尤多關於《考工記》名物、車制方面的考辨；《群經補義》則於卷三爲《儀禮補義》、《禮記補義》，皆屬江永禮學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禮記訓義擇言》
此書收入《四庫全書》之中，另《守山閣叢書》、《皇清經解續編》、《墨海金壺》等書亦收録。
《四庫全書》本録有江永所撰《禮記訓義擇言引》，説明成書的經過：
今吴氏之書，多以臆割裂竄易，失其本義，且本文亦多刊落。方謂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不但爲戴氏忠臣，後學讀之甚疑焉。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多裒聚諸家之説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己説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太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籖識，僅得十五篇，程爲詮次，録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録。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鋭故也。[33]
又，江永曾與汪紱以書信討論學術問題，其重點，詳後文所論。此處先談乾隆四年時，江永在第二次回覆汪紱的信中提到的：
來諭謂陳氏淺陋、吴氏支吾，誠然。近世相國朱文端公刻吴氏《纂言》，有附説。愚因其書，别爲《禮記擇言》。前人之説，得失並載，而以己意爲之剖斷。先成《曲禮》、《檀弓》、《大傳》、《少儀》、《内則》、《喪服》、《雜記》諸篇，餘篇陸續爲之。[34]
從這兩段文字，可以看出，元代學者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説》、吴澄（1249—1333）《禮記纂言》，解釋《禮記》，皆有不少缺失。清代學者朱軾（1665—1736）將己説附入吴澄《禮記纂言》之後以重新刊行。江永將隨筆籖識於朱軾此本的筆記整理成《禮記訓義擇言》一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前《提要》雖指出本書的缺失，卻也稱許説：“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35]
（四）《深衣考誤》
本書收入《四庫全書》之中，《藝海珠塵》、《皇清經解》等書亦收録，後兩者卷末附有深衣圖多幅，《皇清經解》本於卷末有識語云：“慎修先生《深衣考》一卷，未行於世。道光五年，其曾孫柏森攜至粤東，即編入《經解》。”[36]
本書卷前有江永案語，説明撰作此書的目的：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説，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爲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爲考訂如左。[37]
可見本書主要爲糾正至孔《疏》以來解釋《玉藻》等之錯誤而作。但深衣之制，衆説紛紜，江永的考訂，也未爲定論，後來的學者對其説多有修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夏炘（1789—1871）《學禮管釋》卷七《釋深衣對襟》、陳灃（1810—1882）《東塾集》卷一《深衣説》等論，即是其例。
（五）其他禮學相關著作
江永所著禮學相關論著，另有常見的《儀禮釋宫增註》、《儀禮釋例》各一卷。而安徽圖書館藏有嘉慶六年（1801）逍遥書屋刊本《學庸圖説》二卷、《昏禮從宜》鈔本一卷，此兩種頗爲罕見。以下分述之。
1．《儀禮釋宫增註》一卷
此書收録於《四庫全書》，又收入《指海》、《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之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前《提要》云：
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宫》一篇，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足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38]
給予此書極高的評價，但於“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宫》一篇”句下，也指出：
案《釋宫》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顯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具原書所稱，而附著其誤於此。[39]
江永將李如圭所撰《儀禮釋宫》一書，誤以爲朱熹的著作。全書在這種錯誤的認知之下進行解釋，因此有了諸如認爲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中庸或問》、《禘祫議》，與本書所論不合，但應以本書所述爲是的論斷。《提要》糾正了江永對作者問題的錯誤認識，但也肯定了江永這部書的價值。
2．《儀禮釋例》一卷
此書列入《四庫全書》存目之中，爲《守山閣叢書》、《皇清經解續編》等書收録，《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本書云：
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40]
錢熙祚（1801—1844）於《守山閣叢書》本卷末《儀禮釋例跋》也説：
江氏《儀禮釋例》蓋未成之書也，《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文瀾閣本附《儀禮釋宫增註》之後，殆以其綱目井然，有條不紊，棄之可惜與。[41]
《四庫全書總目》與錢熙祚都指出此書篇幅有限，内容僅釋服一類，同時所論亦未甚精核，蓋未成之作。錢熙祚並説明不同版本的《四庫全書》，對於此書處理方式的不同。
3．《學庸圖説》二卷
本書尚未能寓目，安徽圖書館網站“館藏書目評介”，有本書嘉慶六年逍遥書屋刊本書影。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中，將本書成書時間繫於雍正二年（1724），並録入江永所撰本書《自序》與《例言》。江氏於《例言》云：
四子之書，《論》、《孟》係隨時記録，錯綜成文，不相聯續。惟《大學》、《中庸》逐節相生，其脈理貫通，章法精細，不獨可以言，顯並可以求。因作圖以著其義。[42]
由此段文字可知，江永沿襲朱熹的做法，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爲《四書》。《禮書綱目》亦同之，而於《大學》、《中庸》僅作存目處理。因此，本書從江永看來，實爲《四書》之作，而不屬禮學範圍。
4．《昏禮從宜》鈔本一卷
本書亦尚未能寓目，安徽圖書館網站“館藏書目評介”，有本書藍格鈔本的書影。黄曦《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中，將本書成書時間繫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並録入江永所撰本書《自序》，江氏於序中云：
古今同此民也，民亦同此情也。然風以時而遷，俗以地而異，則情亦隨風俗而移。雖聖人不能矯而革之，化而齊之。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記者亦曰“禮從宜，使從俗”，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其不能拂人情以爲禮也久矣。”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況去三王之世逾遠，服飾器用、起居動作、往來交際，事事非古之俗，豈可以古人之禮，律今人之情乎？禮之行於家者，昏禮爲本，合二姓之好，上以承先，下以繼後，爲禮之重大。然而鄉自爲俗，家自爲禮，各因情以爲文，未嘗拘牽於古人之六禮，一一規模之也，其有漸於頽敝之俗者。……君子欲力行古道變俗移風，而不知人情有所難抑勒也。其他繁文縟節，不合今之人情者，雖好禮之君子，亦未嘗不病之。即以今日鄉曲之所通行者，悲愉中節，繁簡適中，使古人見之，安知不嘆爲禮失求諸野也。因讀禮家之言而有感，故著此編，並發此論，又不止昏姻一事已。[43]
由此段序文可知，江永認爲禮宜從俗，而非變俗。鄉曲通行之禮，亦有“悲愉中節，繁簡適中”者，而行於家之禮，以昏禮爲本，故撰作此書，所論非僅限於昏禮一事而已。這樣的看法，與《群經補義》卷四江氏引《朱子語類》朱熹之説：“‘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若合符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