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永與汪紱對於禮學的討論

李元度（1821—1887）《江慎修先生事略（附汪紱金榜）》中説：

婺源居萬山中，爲朱子故里。流風餘澤所被，士多治樸學，不求仕進，而江慎修及先生（指汪紱）最著，並祀鄉賢有專祠。^[44]

汪紱（1692—1759），初名烜，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與江永同爲安徽婺源人，但雙方未曾晤面。乾隆元年至四年期間，兩人共有五通書信往返討論學術問題。這場討論由汪紱發動，分别於乾隆元年至三年，每年各有致江永書一通；而江氏則於三年、四年，各覆信一通^[45]。具體論學内容，已有學者以專文分析^[46]，可以參看。此處僅將雙方與禮學有關，與涉及治學方法的重要意見，依先後順序條列如下：

一、汪紱説

（1）側聞《三禮》合參之著，未覩其書，禮家言人人殊，願聞大指。又聞此書未經付梓，而别有《四書》名物考之刻。名物之考務博洽，於禮經孰緩孰急？

（2）今之號爲尊守紫陽者，亦或以小言細物與朱子争博洽，慎修潛心經籍，考慎先王法制，懸揆慎修所志，當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然求其弗畔於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而今世遂徒以博稱慎修，且或爲慎修作《慷慨不遇賦》，是安足以盡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爲慎修者，不反以虚稱掩邪？

（3）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當易簀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憾其蒐羅猶有未備，疏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且禮經至爲難治，而足下乃能更爲之增損櫽括，以卒朱子之志，此儒者真實學問，誠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聖朝，非尋常博洽比也。

（4）惟節收古註及《釋文》，爲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説，而決擇精詳，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三代而下，代有禮書，如開元禮以及大明，其間禮制增損，多失先王之意。註疏家尤多紕繆，至有吕坤等四禮之疑，是不惟不足以治經，而反足以亂經。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

（5）足下又云：“此書之作，但欲存古以資考核，而非謂先王之禮可以盡用於今。”則此語亦未盡然。……謂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也，是則何歟？

二、江永説

（1）十八九歲，讀《大學》，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深信其必然。……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爲之，不立界限，不計程途，亦不論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惟求有得於心、居安資深、左右逢源以爲快，他人是非毁譽，皆不足以回惑而摇奪之。……而人以爲專以博洽見長，夫格物之與博洽則有辨矣。

（2）自少即求《儀禮經傳通解》反覆切究之，讀之既久，覺其中猶有蒐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與門人書，多拳拳於禮。……易簣前一日，猶作書與黄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爲屬，其注念於禮經如此。竊不自揆，更欲爲之增損檃括，以卒朱子之志。……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悉有條理。凡三易藳，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藳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卷帙既多，但能録古註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書成將廿載，不欲示人，藏之敝簏，幾爲蟲蝕鼠穿。近年始有相識者轉相傳録，漸播聞於遠方。

（3）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資考覈，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

（4）少即有志著述，家甚貧，紙筆亦艱。《禮書綱目》一書卷帙頗繁，無力倩人繕寫，兩三易藳皆自抄録，手腕幾脱。書之本文多於朱、黄之舊，然僅能録古註及《釋文》，不能如朱子所謂“具録註疏、諸儒之説”，窮於方也。前年雖爲館閣行文録去一本，而予心實歉然有憾。竊謂此書須朝廷設局，乃克成書。其次亦須得有力而好事者，猶可粗就。今老矣，恐成虚願矣。足下以爲祇此已足，弟謂不然。假令採録疏義與後儒説，亦必有所抉擇；其紕繆者，亦必有所駁正。後世蠹禮亂經之書，亦不至漫然增入，此無可慮。

（5）先王之禮非盡可用於今，此非弟之説也。朱子與門人屢言之，足下考之《語類》可也。

汪紱的治學取向，與江永有所不同。徐世昌等編纂之《清儒學案》中，立有《雙池學案》，案前説：

雙池居貧守約，力任斯道之傳。其爲學涵泳《六經》，博通禮樂，不廢攷據，而要以義理爲折衷。恪守朱子家法，與江氏慎修學派同中有異。^[47]

朱筠於《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并銘》中也説：

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所不究暢，卓然傳于後。^[48]

汪紱雖與江永同樣博極群書，不過汪紱認爲應“由博以反約”，“以小言細物與朱子争博洽”，意義不大，“且夫博最難言耳”。但江永視考訂的功夫，爲“格物”，藉此以明理。這是江永對程伊川窮理格物之説的理解。因此認爲自己從事的是“格物”之學，與徒務“博洽”者不同。

正因有著如此認知的根本差異，汪紱認爲纂修禮書，節收古註及《釋文》，再折衷以朱子之説，只要決擇精詳，就此足矣。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之説，語多紕繆，不惟不足以治經，反足以亂經。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與江永認爲編纂《禮書綱目》最大的遺憾，在於無力倩人繕寫，僅能録古註及《釋文》，不能做到朱熹所説的“具録註疏、諸儒之説”。因此曾希望借助朝廷設局，以成其書；或者得有力而好事者的襄助，猶可粗就。但這終究純虚願，無法做到。至於汪紱所説節收古註及《釋文》已然已足，江永並不以爲然。認爲自己的做法是：採録疏義與後儒之説，必有所抉擇；其紕繆者，必有所駁正。後世蠹禮亂經之書，亦不會漫然增入。

此外，兩人對於先王之禮究竟能否盡用於今的看法，也有極大的差異。汪紱認爲未必做不到，江永則反駁説這並非一己之見，朱熹於《朱子語類》中已反覆提及。江永“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爲我們提供了何以禮學仍具研究意義的一種值得參考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