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机制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意味着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的广大沿海发达地区要比内陆地区更早地实现战略转型，要从整体上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而率先选择走“先发优势”的战略道路。这一战略转型的策略主要有二。

策略一：先发制人，集中资源重点投入，造成局部绝对强势。这种战略与过去我国工业化进程基于后发优势所采取的后发战略有根本的不同。它是要在某些重要的优势领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我国经济的新跳跃和新辉煌。

策略二：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剩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的非均衡策略存在巨大的选择性风险，如技术路径选择错误、资金缺口、组织方式无力等。来自过去工业化发展的积累，应该为转向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型需要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这个战略是有层次的。我国地域发展程度不均衡，国家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所有地区现有的状况，而主要是针对沿海发达地区来要求的。今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仍要走模仿经济的发展道路，学习和模仿战略对广大的落后地区还是长期适用的。对广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的都市圈，发展应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第二，实施这一战略可以与很多地区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率先全面实现小康以及更远一些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互衔接。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地区所提出的目标的特点和内涵的变化。如江苏的“两个率先”早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就提出来了，已经横跨了两个五年计划。总的来看，“十五”时期江苏的“两个率先”重点主要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十一五”时期的“两个率先”重点则主要是初步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在当今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开创江苏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就是要塑造新的发展动力机制，因此所谓“两个率先”的新特点，其实就是在新形势下塑造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说白了也就是“两个率先”的目标今后不可能在旧的动力机制下实现了，现在需要更换发展动力，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第三，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行省份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因此把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十二五”规划时期的核心战略是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定位的。本次金融危机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关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只有新技术革命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深层动力。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体现，也是决定一国经济话语权的力量所在，是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的格局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我国发达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过去我国发达地区采取体现“后发战略”的追赶模式，除了技术落差较大必须这样做之外，也与存在“花钱买技术”、“市场换技术”的某些特定的可能性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花钱买不来真正的高新技术，市场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西方国家越来越把我国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不仅用贸易限制和知识产权等手段严厉地遏制中国，而且还用全球价值链等方式把中国企业锁定在低端，让中国的企业做其附庸。甚至一方面要求我国在节能减排上负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在节能、环保和低碳等技术方面对我国进行封锁。因此无论是从提高中国参入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出发，还是从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考虑，抑或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考虑，选择“先发优势”战略，改变中国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都有十分紧迫的必要性。

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率先选择“先发优势”战略，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弱势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全球性“链主”。

在“后发优势”战略指导下长期充当模仿和学习的追赶者，这一模式从技术发展规律来说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一方面，由于技术轨道是由发达国家的先行者所开发和主导的，因此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可能可以被不断缩小，但却永远无法消除；另一方面，追赶者还有可能会步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追赶者陷阱”。例如，在ICT领域，系统标准就是追赶模式所无法逾越的最终差距，也是追赶者可能被领先者引入技术陷阱或被再次甩开的威胁的来源。

与充当模仿和学习的追赶者不同的是，赶超型模式的目标是形成以我为主的自主技术发展道路，绕过先行者的壁垒，进入技术前沿，走出不同于先行者的自主技术道路。一旦自己的技术轨道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主导设计，赶超目标就会得到实现。为此，赶超者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必须从更接近技术源头的地方开始走自己的技术道路，因此赶超者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产业化过程。但是赶超的意义远远大于追赶，因为赶超模式将使自己的技术发展不再受先行者技术道路的主宰，而且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应该看到的是，赶超模式中的赶超者会与原有技术垄断者以及新进入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市场竞争。因为，任何一项新技术导致新产品出现于市场时，都会导致若干企业在前沿竞争，各自推出设计方案。经过一段竞争，最后消费者和市场会倾向于一个主导设计，由此赶超者进入主导轨道并锁定市场需求。这种技术创新的竞争历程，中国企业从来没有正式地、大规模地经历过。由于过去在“后发优势”战略下，技术往往靠引进，而且引进的技术往往都处于成熟阶段，因此由追赶者转变为赶超者就要求中国企业改变技术依赖策略，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并把它推向主导技术轨道。只有如此才能在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环节上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必须指出的是，要在系统标准上取得突破，跨越先行者设置的市场壁垒和客观存在的市场进入障碍，对于没有参与标准制定过程的追赶者来说，产品开发是一个艰难的技术探索过程，因为开发者必须弄明白标准制定者在整个系统的技术结构和逻辑结构上的构思，这本身就是一个迷宫般的猜想过程；而且，即使能够开发出产品来，也面临着标准制定者收取专利费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固定通信、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市场中，中国企业往往只能从模仿、组装开始，成为每一个市场的后进者，并且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虽然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是“系统技术主导产品，研发主导生产”的逻辑。

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我们需要面对以下若干关键问题的挑战：

（1）推动战略转型，从而带动体制机制转型，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确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践中的成效一直不是非常明显，这跟我们过去实施的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有关。过去几十年中，我国指导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发展战略没有转换，相应的体制机制调整也不到位，如长期基于后发优势采取学习模仿驱动战略，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主要是追赶者，目标是千方百计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长期实施这种战略在实践中极易演化为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政绩考核方式，因而容易忽略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现在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发展方式的粗放型主要是体制机制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没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吴敬琏，2011）。其实，体制也是由战略决定的。一般来说，战略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活力决定效益，效益决定发展，因此只有实现战略转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2）通过财富效应驱动创新效应，从而激励发展方式转型。市场经济是由利益驱动的，它是市场和人的天性。创新驱动并不一定是人的天性，也不是市场固有的特征，人的天性在这方面绝大多数时候表现为“趋利避害”，而不是主动承担风险。因此创新驱动自身也要有驱动，即驱动创新。不仅如此，创新驱动与利益驱动之间有时并不一致，甚至会发生严重的背离。为此我们一定要建立起创新和利益结合的机制，这就是财富驱动效应。通过财富效应来驱动创新效应，才能形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创新态势。财富驱动效应的主要实现机制，是创新通过金融市场化解创新者的市场风险并为其迅速积累财富。这种示范效应一旦在社会成员间显现，将具有无比巨大的、比任何说教更为有力的驱动创新的力量。

（3）高水平地保护知识产权，激励以创新打破垄断建立新的垄断的氛围的建设。对别人说要竞争，对自己要垄断，要更多的、更长时期的垄断而不是更多的竞争，是人的自私的基因和本性。利用人的这种基因和本性来为创新服务，是支持创新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国际经验证明，这就要求我们更高水平地保护知识产权，鼓励通过创新打破垄断而形成新的垄断，即建立动态的垄断制度来鼓励创新经济发展。我国创新经济在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对创新行为和结果保护不足。除了直接侵权的形式屡见不鲜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企业里掌握技术诀窍的职工跳槽，技术骨干被竞争对手挖走，企业高管另谋他就或创办新的同类企业。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进行高水平创新投资的积极性，是需要竞争政策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4）实施服务业全球化战略，建设我国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新型特区”。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把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引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制造业的聪明的脑袋、起飞的翅膀和心脏。因此，以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现代服务业等同于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为了大力发展研发密集度高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我们要突破服务业本地化的局限，用全球化眼光建立全球化的高端产业平台，以此广泛地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以人才引领产业升级。为此，我们的开放策略要有所调整，过去的外向型经济重点是招商引资，是利用优惠政策搞开发区吸引物质资本，现在深度开放的重点是招才引智，需要运用特殊政策和花大价钱吸引人力资本，建设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新型特区”和人才集聚平台。

（5）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对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利用和整合能力。提高我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配置、利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升级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因为只有提高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克服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经济和粗放的外向化发展模式，才能更深一步加入金融危机之后新的全球分工体系，才能在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争取获得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它是我国在新的起点上再创科学发展新辉煌的最重要的保障路径之一。为此我认为我们首先要防止误用“自主创新”的概念。现在有一种倾向是依国籍来界定“自主创新”，认为只有中国人进行的创新才叫自主创新。这其实是一个封闭经济下的创新观。在开放条件下，引进国外智力和人才创新，甚至引进外国人为我创新，同样属于“自主创新”！因为只要研发的目标是由中国人设定、过程由中国人控制、产权最终归中国人所有，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是不是自主创新，应该从上述三方面而不是从国籍角度进行判断。树立了这样的自主创新的判断标准，我们对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现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不景气的难得机遇，鼓励国内实力强大的上市企业或者企业联合体去国外收购上市企业，吸收其研发人员为我所用，组织其技术人员和熟练高级工程师培训我们的工人，把其先进设备搬到我国使用，在其市场募集资金缓解我们的资金约束等。

（6）通过创新文化的建设，构建创新经济的“精气神”。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要有创新文化的支持，创新文化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生命力社会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在缺少创新文化支持的社会中，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经济体系只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非常重要，成为一个创新型民族比什么都宝贵。为此我们要破除扼杀创新精神的官本位意识和小农意识，鼓励全社会尊重和敬畏创新、创业、创意的企业家精神，确实树立“优秀的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英雄”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国家里长期难以确立，是创新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