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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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转型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过去的转型升级一直缺少“工作抓手”,这是我国这项工作实践成效一直不是很明显的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又好又快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和最为关键的工作抓手。如果我们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就等于抓住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这是因为:

第一,从现代服务业的特征看,它既是制度供给的载体,也是对制度依赖性很强和对制度极为敏感的产业,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更新和转型。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其实都是一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例如,创新驱动型经济赖以有效运作知识产权制度,人才、技术、知识和产权等中介市场,财富驱动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等,无一不属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要发展的基本内容,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则属于公共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供给的载体和制度密集的特征决定了发展现代服务业对经济转型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与制造业对制度不太敏感的特征相反,服务业对制度供给及其供给质量具有高度依赖的特性。比如,投资者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在哪里开办钢铁企业主要取决于制造成本,而在哪里投资技术、知识高度密集的服务企业,投资者则要考虑人才的可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和法制环境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交易成本(即制度因素),而不仅仅是人工成本。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我国的经济增长潜能。

第二,从现代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作用看,它是创新要素密集度最高的产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聪明的脑袋”和“起飞的翅膀”,具有一个经济体的“心脏”的功能。因此首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一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大、最具竞争优势、最具战略性的高级环节;其二是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中,密集地隐含着巨大的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因而其产出也是一种差异化程度极大的无形产品,这直接决定了使用这些产出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其三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把日益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引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飞轮,同时也是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重要通道。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人们习惯上把“服务形式的投入占生产总投入的百分比”称为“产业结构软化系数”,这是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水平上升的最重要的指标。

第三,服务业相对于非服务业尤其是制造业,是一种可贸易程度差、内需性强的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事实上就意味着要主要应开拓国内市场,以内需拉动经济成长而不是主要靠外需。我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其实是由国内巨大的、过剩的制成品生产能力导致的。这些供给过度的制成品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由于可贸易的程度较高,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消化到了别国的市场。而如果今后我们把资源主要投向服务业,不仅有利于缓解第二产业的竞争压力,减少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消耗,而且还可以利用其本地化、可贸易性差的特点,就地消化在本国市场,从而实现扩大内需、降低国际贸易摩擦、转换发展方式以及最终提升人民幸福程度的目的。应当注意的是,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已经淡化了某些服务业的本地化、可贸易性差的特点,转而实现了可全球化贸易,这是当今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因。但是科技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服务业主要适合内需的特点。

第四,从产业升级的内容看,首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意味着从宏观上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效益,也意味着从微观上加快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和产业集群升级。就前者看,过去鲍莫尔和富克斯都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W.J.Baumol,1967; V.Fuchs,1968),由于制造部门(即所谓的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服务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因此服务业容易得“成本病”。而事实是服务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其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增加,从宏观上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就后者看,微观上所说的“功能升级”,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攀升微笑曲线”,即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其实就是发展非实体性的服务经济活动,如研发、设计、品牌、网络、营销、金融、物流等。而产业集群升级,则往往是指提升集群中的现代服务水平,如研发设计、公共检测、技术维修、管理咨询和金融法律服务等。

第五,从历史和实践经验看,在长三角地区过去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产业发展机遇。这种机遇因转型升级的内容不同而对应着不同的产业。一般认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产业结构,其实产业的演化和更替,与转型升级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机遇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如长三角地区农村工业化时期所对应的产业发展机遇是国内市场轻工业品匮乏;进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期,所对应的产业发展机遇是低端的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的加工制造业迅猛发展;“十二五”时期各地都要搞创新型经济,因此所对应的将有重大发展机遇的产业是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先进制造业。

率先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是长三角地区完成“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一既定国家发展任务的主线。可以这样说,国家对长三角地区战略定位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长三角尤其是起龙头作用的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换程度和转换力度。

第一,长三角核心城市只有大力突破现有体制的制约,尤其是率先破除行政垄断格局这一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体制因素,才能大幅度吸收现代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才能以全球化的市场支撑服务经济的发展,才能在开放中形成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不断地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具体来说,上海只有用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观念吸收国外服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国际性中心的建设,打造在亚太乃至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国际商务服务体系、国际物流网络体系,提高对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国家战略定位中的国际门户城市,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为中国的核心和龙头城市的应有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

第二,按照国家战略的要求,长三角地区今后要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为此,长三角各地必须依据分工规律合理地进行产业配置。即上海的城市功能就必须定位为成为降低长三角地区交易成本的全球性城市,而其他地区应该成为降低制造成本的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既然在现代经济中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主要环节密集地分布于第三产业之中,那么上海服务业的发展高度就直接决定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经经济转型升级的速度和水平。上海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周边地区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就会直接地促进江苏和浙江的制造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的能力。如此长三角地区才有可能扬弃过去的“世界加工厂”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世界花园工厂”(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世界办公室”(现代服务业)和“世界公园”(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三,上海只有始终不移地坚持形成现代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快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尽快转移和外包传统服务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一般制造业,集中资源和力量投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弱化和转移其生产、加工、装配和制造功能,不断强化服务、管理、集散、创新等城市职能,才能真正形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竞争力之“核”、吸引力之“源”、辐射力之“极”,并以此为主体,与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为网络化的城镇体系,真正地体现出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郁鸿胜,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