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斯密定理”
斯密对分工的著名论述，被称为“斯密定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Adam Smith，1776）。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早已突破疆域限制而形成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有必要在此新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阐述“斯密定理”——正是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了当前全球合作的深度与广度。[22]
2.2.1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交易效率的改进
1.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
从公路货运客运周转量来看，近年来大部分国家的货运客运周转量都有所增加。中国的公路货运客运周转量大幅提高：其中公路货运周转量从1998年的5483.4亿吨公里提高到2005年的8693.2亿吨公里；公路客运周转量从2000年的6657.4亿人公里提高到2005年的9292.1亿人公里（见表2—7）。
在铁路运输方面，尽管高收入国家的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长缓慢，甚至铁路客运周转量略有降低，但发展中国家的铁路运输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铁路货运周转量从2000年的13336.06亿吨公里增加到2005年的19346.12亿吨公里，铁路客运周转量则从2000年的4414.68亿人公里增加到2005年的5833.2亿人公里。[23]
表2—7 公路货运客运周转量
在空运方面，世界空运货物周转量从2000年的11828121万吨公里增长到2006年的14321222万吨公里，航空客运量则从2000年的167392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207224万人；中国的空运货物周转量从2000年的390008万吨公里增长到2006年的769221万吨公里，航空客运量从2000年的6189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5801万人（见表2—8）。
表2—8 空运货物周转量和客运量
自2000年以来，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国际海运装货量与卸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内地国际海运装货量和卸货量从2000年的122000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203000万吨（见表2—9）。世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自2000年的22476万标准集装箱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41409万标准集装箱，中国占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18.24%增加到2006年的20.45%（见表2—10）。
表2—9 国际海运装货量和卸货量
表2—10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2.信息搜寻成本降低
一个重要方面为通讯硬件设施的加强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世界电话主线由2000年的160.84条/千人增加到2007年的193.83条/千人，移动电话由2000年的121.69部/千人增加到2007年的497.87部/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由2000年的65.20户/千人增长到2007年的227.01户/千人，国际互联网带宽在2004年达到800兆比特/秒（人均国际互联网带宽在2005年达到515.4比特/人），个人计算机普及率在2006年达到154.13台/千人；然而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差距明显；中国的电话主线和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普及情况基本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见表2—11、表2—12、表2—13、表2—14）。
表2—11 电话主线和移动电话普及情况
表2—12 国际互联网用户
表2—13 国际互联网带宽情况
表2—14 个人计算机普及情况
另一方面是世界信息和通讯技术投资力度加大。从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近年来为6%—7%；中国该项比重相对较高，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15）。此外，从人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来看，世界范围内由2000年的451.66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08.23美元，中国则由2000年的35.13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92.69美元，略超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24]
表2—15 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3.法律制度环境得以改善
从企业开业成本来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企业开业所要办理的手续数有所减少，企业办理开业手续所需时间以及企业登记注册费占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明显。中国内地除了企业开业所要办理的手续数增加1个外，企业办理开业手续所需时间以及企业登记注册费占人均GNI比重都有较大降低（见表2—16）。
表2—16 企业开业成本
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09）》给出了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排名（2008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中国香港、丹麦、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它们在包含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雇佣工人、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关闭企业等方面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中国内地在参加排名的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第83位，营商环境亟须提高。
4.传统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逐步消融
世界贸易额在不断增长。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来看，由1990年的不到7万亿美元剧增到2007年的28万多亿美元；中国内地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90年的1000多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万多亿美元（见表2—17）。同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0年的1.6万亿美元剧增到2007年的6.3万亿美元。[25]从货物和服务出口、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世界各国平均在1/4—1/3，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比重相对最高（见表2—18）。
表2—17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
表2—18 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于1995年1月1日成立，传统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不断降低。
WTO成立初期，即对关税降低起到重要作用。其成员除按照已达成的关税减让表减让关税外，还有43个成员在1997年3月26日同意从1997年7月1日开始到2000年逐步取消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涉及的贸易额约为6000亿美元。七国集团和欧盟同意对465种药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并就农产品、服务贸易两个关键领域进行谈判，达成4个重要的协议：1995年7月28日达成《自然人流动服务协议》；1997年2月15日69国达成《基础电信服务自由化谈判协议》，并于1998年2月15日生效；1997年3月26日43个国家达成《信息技术产品协议》；1997年12月12日70个国家达成一项多边金融协议，同意开放各自的金融服务业，包括95％以上的有关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等方面的贸易，该协议于1999年3月1日生效。
2001年11月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多哈回合谈判旨在促进WTO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哈回合谈判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易与发展以及贸易与环境等8个主要议题。多年来，由于WTO各成员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两个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多哈回合谈判多次受挫，结束谈判的最终期限也一再拖延，目前仍未完成。但是谈判本身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对削减各类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贸易壁垒）起到重要作用。
5.全球经济协调加强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的基础框架由WTO、IMF和世界银行等构成。WTO前文已有述及。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世界银行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其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重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由于全球经济存在天生的脆弱性，特别是在本次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影响仍然存续的今天，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和协调十分重要。其内容应该包括对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运营的监管，对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和企业高管薪酬的监管，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对主要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监督等（张伯里，2009）。中国已经积极加入这些国际协调组织中，并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于2001年12月成为WTO正式成员，享有一成员一票的投票权，近年来注重利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6]；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7]；当前中国是IMF第六大投票权国家，享有的投票权为3.72%，但预计在2011年改革后，中国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IMF第二大投票国。[28]
此外，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也在不断加强。各个经济领域的区域合作与协调是全球性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一些区域（如欧盟）实现了实质性融合，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共同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二是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不断加强。除了目前已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外，美洲、亚洲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也在不断向前推进。
总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具体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法律制度环境得以改善”、“传统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消融”以及“全球经济协调加强”等方面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奠定了基础条件。
2.2.2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交易成本的表现形式
尽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交易效率得到极大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外生交易成本的降低），然而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为零，甚至在分工深化的条件下，以内部协调为代表的内生交易成本提高了。
1.全球经济仍面临巨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紧密联为一体，一方面带来巨大的一体化收益，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经济具有巨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可以从美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全球经济的周期波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更稳定，其波动的幅度减小（曹永福，2007）。图2—1是1930—2009年美国GDP年度增长率（按2005年美元调整后）情况，大致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提高的，然而仍然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图2—1中可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构成一次相对严重的冲击。
图2—1 美国GDP年度增长率
从中国1952—2005年的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对数数据（见图2—2）来看，中国经济存在5次较大的经济周期波动，分别是：第一次1977—1982年，第二次1983—1986年，第三次1987—1991年，第四次1992—2002年，第五次2003—2005年（董进，2006）。
图2—2 线性趋势法所得的ln（实际GDP）-ln（潜在GDP）
经济波动（特别是各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带来巨大的成本：一是危机的平均成本很高，二是不同的危机成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F.艾伦、D.盖尔，2009）。博伊德等人（Boyd，Kwak，and Smith，2005）对危机造成损失的平均贴现值进行了估计。根据估计方法的不同，平均损失值介于危机前一年真实人均GDP的63%—302%之间，损失值的分布区间很宽。在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金融危机大多是温和的非系统性危机，经济增长放缓程度与相应的成本都不算很大。但在另一端，增长停滞与产出损失则相当严重。如中国香港，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的贴现值相当于危机前一年真实产出的10倍。
2.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使得全球产业链内部协调变得更为重要
经济全球化带来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全球产业链因之生成。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全球产业链将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扩大到全球，因此，全球产业链可以基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着眼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借助区域市场协调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多维需求的矛盾。
在一个全球产业链中，产品的创意可能来自美国，设计来自法国，而主要零部件来自德国，产品的最终组装可能在中国或印度，分销则遍及全球。这种全球分工的经济模式，使得协调越来越重要。分工可以带来专业化收益和报酬递增，然而组织协调的成本也将随着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而剧增。专业化收益和组织协调成本这两者间的两难冲突，将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条的长度和宽度。如果把运输费用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当作外生的交易成本，那么，分工深化条件下的内部协调成本是一种伴随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内生交易成本。
2.2.3 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在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了当前全球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这里引用贝克尔、墨菲的内生专业化模型（Becker and Murphy，1992）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专业化经济和表现为协调成本的内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做一说明。
考察一个由全球n个事前相同的国家（或企业）的协作生产活动s（0≤s≤1），其生产函数（Y）具有列昂惕夫形式[29]，即：
同时规定对第s种生产活动的生产函数（Y（s））[30]为：
式中，A为生产力参数，反映当前的技术进步；Th（s）为达到专业化生产活动技能（如对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所需的时间；Tw（s）为生产活动本身所需的时间。每个成员国家都有1单位的时间禀赋。显然分散时间到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上将导致无效的产出，在成员国家数为n的条件下，每个成员国家的最优选择是从事1/n范围大小的活动，从而时间禀赋约束为：
Th（s）+Tw（s）=N （2—3）
在式（2—3）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式（2—2），并考虑式（2—1），可得：
显然，随着分工的细化（n变大），协作生产的收益增大；但分工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协调成本（C（n））[31]。此时，考察全球协作生产的最大化净产出B（n）-C（n）。显然其一阶条件为B'（n）=C'（n）[32]，即分工的边际收益正好等于边际协调成本。在图2—3中，与B（n）平行的C（n）的切线上的切点决定了最优分工水平。由于C'（n）>0，如果经济全球化能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分工的边际成本的下降，那么，在分工的边际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分工将得到延展（即n变大）。而从式（2—4）又可知B'（n）>0，因此随着分工的细化，分工的边际收益也将增大。这一动态调整过程只有当分工的边际收益与分工的边际成本再一次达到一致时才停止。
图2—3 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