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协调

任何形式的经济体自其形成始，就不仅有“竞争”的一面，也存在“合作”的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影响的经济分析也是如此，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经济所带来的竞争因素；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全球经济合作的各种可能方向，以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竞合”关系的存在，使得各国政府和各类组织的协调变得日趋重要。

2.3.1　全球化对一国经济的挑战

1.外资进入——改变一国既有的经济格局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外资流入最大的国家，2000年中国FDI流入为407.15亿美元，2007年FDI流入高达835.21亿美元。在外资进入的同时，也改变了一国既有的经济格局。从外商、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占比看，外来投资企业已经占据中国工业1/3左右的比重，如2008年外商、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29.52%、资产总计的26%、主营业务收入的29.32%、利润总额的26.97%（见表2—19）。

表2—19　外商、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占比

说明：规模以上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a为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范围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b范围包括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c范围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外资的大举进入（特别是对关键产业的进入），也对一国的产业安全构成较大的挑战。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如机器设备制造业、工业基础原材料产业、粮油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如果外资进入过多或者对外依存度过高，将有可能危及一国产业安全。国家需要制定必要的产业政策，在大力引进外资，发挥其经济技术效益的同时，又要通过相关投资目录指南合理引导其流向，确保产业安全。目前中国外商、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占比（以“工业总产值”指标为例，见表2—20）最高的三个产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1.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7.28%），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56.81%）。

表2—20　2008年外商、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说明：统计范围限于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2.跨国并购——改变一国既有的产业格局

并购一旦超出疆域限制即成为跨国并购。当前跨国并购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世界并购总额不断增加，从1990—2000年的平均2570.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32.1亿美元（见表2—21）；第二，发展中国家企业从被他国并购到并购他国企业，1990—2000年发展中国家年平均“被并购”119.6亿美元（依据“购买-出售”计算，下同），而近年来海外投资额迅速攀升，如2007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达到426.8亿美元；第三，中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剧增，2008年达到317.2亿美元。

表2—21　1990—2008年跨国并购概览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跨国并购的发生显著地改变了一国产业的现有面貌。当国内企业被外资并购时，有可能带来国内并购的连锁反应，深刻地改变了该产业的竞争态势；反之，当并购国外的企业时，有助于该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壮大其竞争力，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产业的竞争态势。随着跨国并购的发生，一国产业的集中度往往随之提高，进而可能形成寡头垄断的产业格局，也将对产业绩效产生巨大作用。

3.对外贸易——改变一国既有的消费格局

贸易的最终结果表现为消费。对外贸易的发生、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使得一国既有的消费格局随之变化。从前文表2—18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进口占当年国民财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1/4—1/3。无论是吃、穿、住、用、行，还是教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均已实现跨国供给，居民消费开始全球同步化。“全球同步发行”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的一种现实状态，并同时使一国固有的、传统的消费观念发生巨大改变。比如中国人自古有重储蓄、倡节俭的古老传统，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消费观念的变革，部分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开始倡导“提前消费”、“信用消费”、“分期消费”等新消费理念。

4.文化输入——改变一国既有的文化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趋向旺盛。据统计，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6%，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约6412亿元。[33]同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世界创意产品的出口总额从1996年的227.5亿美元提高到2005年的424.4亿美元，保持了8.8%的年增长率。文化的输入在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将对一国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挑战。由于文化表现为思想观念，更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将对传统及当前主流的文化观念带来较大冲击。

5.制度变迁——对整个经济模式的挑战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十分重要。正如诺斯（North）所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North，1981，1990）。经济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制度带来了相互竞争和模仿、学习的机会。无论是“自上而下”式还是“自下而上”式的制度变迁都可能改变原有经济的组织方式，使经济利益在不同人群中重新分配，甚至改变整个经济模式。往往变革的“阵痛”或代价是巨大的。中国从中央集权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进行了数十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断走向深入的改革需要从经济体制转向民主制度、宪政制度等领域，其历程将十分艰辛。

2.3.2　全球化给一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1.资本合作的机会

资本跨国运行可通过FDI或与东道国资本合作（如成立合资企业）等方式进行。从前文表2—19可知，外来投资企业已经占据中国工业1/3左右的比重。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利用外资从1981年的36.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311.9亿元[34]；从构成比例看，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81年的不到4%逐渐递增到1995—1997年的超过10%，近年又回落到3%—4%（见表2—22）。

表2—22　全社会按资金来源固定资产投资

说明：1993年及以后的资金来源为财务拨款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对技术的模仿

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须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此外，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Romer，1986，1990；Lucas，1988，1990）。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技术的模仿，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第一，FDI的技术外溢性。瓦尔兹（Walz，1997）认为，尽管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但通过FDI，知识便得到间接性转移。关于中国的情况，江小涓（2002）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FDI的技术外溢性可以通过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形式传播，但都给东道国的技术模仿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二，“干中学”效应，即边干边学。通过设立合资企业，东道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以及管理经验。第三，研发的全球网络。参与国际合作研发，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某一领域最前沿技术的一种新途径。在一些基础科学（如物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需要投入巨额的实验设备，并需要一流科研人员的协作。通过参与研发的全球网络，参与国可以共享实验数据和前沿科研成果，对本国的科技进步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3.对制度的学习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逐渐放开价格管制，引入非国有经济，开始采用市场竞争的机制配置稀缺资源。其中经济制度向西方发达市场化国家的学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对西方经济制度的学习过程中，通过适合国情的革新，进一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并在论述中国“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及其扩张时写道：“（该制度）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35]

2.3.3　全球协调的博弈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知，经济全球化通过外资进入、跨国并购和对外贸易等方式对一国经济构成挑战，也存在资本合作、技术模仿和制度学习的多种机遇。放任单边行为，将可能造成“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即本国利益的部分获得以他国利益受损为代价，比如各类保护性贸易政策可能盛行。为了更好地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多种机遇，消除单边政策的不利影响，此时全球协调就十分必要。如前文所述，当前全球协调的基础框架由WTO、IMF和世界银行等构成，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国际组织所采取的协调政策的经济有效性。

1.模型结构及主要结果[36]

考察一个“2×2”（2国：A和B；2种可贸易商品：x和y）的经济。其中x为A国（不妨将其看成国内）的进口商品，y为B国（不妨将其看成国外）的进口商品，定义两国的相对价格分别为：pA=-p_x^A/p_y^A、pB=-p_x^B/p_y^B，存在进口关税（从价税）分别为：τA=-（1+tAx）、τB=-（1+tBy）。在新给出“世界”相对价格的定义（pw=-p_x^B/p_y^A）后，可以将两国的相对价格重新改写成：pA=τApw=-pA（τA，pw）、pB=pw/τB=-pB（τB，pw）。此时可进一步定义国外（或国内）贸易条件为pw（或1/pw）。

2.对模型的几点解释

第一，单边行动造成了一种“囚徒困境”，如上述模型中的纳什均衡关税水平是没有效率的，这是寻求国际协调的逻辑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当前存在的一些单边行为（如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保护政策）确实导致了效率损失。

第二，国际协调的动因是寻求合作的“正和”博弈解。全球协调的收益巨大，经济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制度环境）的改善，将给全球所有国家带来显著的长期利益。在全球协调的博弈分析中需要用“世界成本效益分析”替代局限于一国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

第三，国际协调也存在较大的协调成本/交易成本，并且协调的“联盟”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这时，制度的创新是必要的，比如WTO所采用的互惠原则、非歧视原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减少协调成本、稳定开放性的贸易政策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