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博达尔：有待重新发现的旅行作家48
摘 要：法国著名作家、记者吕西安·博达尔幼年跟随父母在中国生活了十一年，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见证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而且滋养了他对人生的思考，让他遇见了人的多样性。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度支那战争以及中国的报道，而且从新闻界切换到小说界，撰写了自传体小说《领事先生》（1973年）、《领事之子》（1975年）与《玫瑰山谷》（1977年）。吕西安·博达尔在文体与姿态上继承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观念，但是在与中国的文学、情感关系中，他善于与前辈保持距离。就这一点而言，吕西安·博达尔始终是一位具有令人困惑的现时性（une actualité troublante）的作家。要理解博达尔作品及经历的丰富内涵，可以从他作为记者、道德学家的身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角度加以考察。
关键词：博达尔 记者 作家 道德学家 中国
一
吕西安·博达尔是布莱士·申德拉斯（1887—1961）和约瑟夫·凯赛尔（1898—1979）49式的人物，在战后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因为他在《法兰西晚报50》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度支那战争以及中国的报道，其批判性眼光受到那个时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萨特、波伏瓦的严厉批评。博达尔的作品已然翻译成中文，但是除了奥利维尔·韦伯撰写的著作51，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他视为小说家，视为他所处时代的积极见证者，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他的作品。
本文将会论及博达尔的如下作品：《领事先生》（1973年）、《领事之子》（1975年）、《玫瑰山谷》（1977年）。这些作品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年代，法国公众眼中的中国闪耀着光芒；我们尤其会联想到阿兰·佩雷菲特那本不同寻常的畅销书《当中国觉醒之时》52。然而，吕西安·博达尔的作品所见证的绝非当代中国，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即清末、民国初年的中国。由于吕西安·博达尔亲眼看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迁，他的见证更为清晰明了。他描绘了四川农村的凋敝、极度贫困以及帝制覆灭之后的混乱。旅行到这些偏远地区，的确需要长途跋涉。从上海出发，大约要花三个星期才能到达成都，走的要么是年久失修的道路，要么是纤道：纤夫像牛马一样朝前走，拖着他们的船逆长江而上，累得精疲力竭。
在《玫瑰山谷》中，吕西安·博达尔回想起他的母亲在离开上海后，为了前往四川，与她当领事的丈夫——她对这个丈夫满不在乎——相聚，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在当时，上海及其豪华大旅馆即是现代性，是“文明”——指欧洲文明——的最前沿阵地。出了上海，便充斥着野蛮、无知以及一切肮脏、迷信的东西。在四川还要承受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不适。生理不适，指外省的卫生条件差，而且天气异常炎热，麻风、鼠疫等传染病又夺走数千人的性命，生病的危险去而复返；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开设了诊所救治穷人，但是在那个萧条、贫困的地区，自私与恐惧竞相啃噬人心，成为一条生存法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心理不适，指对一些欧洲人而言，在这些偏远地区担任外交职务等同于从事圣职。从法国来的邮件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在这个时期，法德两国关系紧张，人们更加爱国，尤其是因为身处千里之外，内心还必须对法国保持忠诚。此外，肩负外交使命，像被放逐的人那样生活，意味着可能招致各种阴谋诡计、恶意中伤。这种种伤害通常来自你的同胞，而你的责任却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的生活环境表面上充满异国情调，实际上令人感到窒息，在被孤立之后甚至不得不选择与世隔绝，更别提施展拳脚了。《领事先生》实际上讲述了吕西安·博达尔的父亲被迫做出的所有牺牲：在简陋的处所，顶着40度以上的高温，冒着失去健康的危险，开展烦人的接待活动。吕西安·博达尔的母亲则是做出了情感上的牺牲：她秘密爱恋着丈夫的顶头上司，甚至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4年，吕西安·博达尔在重庆出生，并跟随父亲阿尔贝尔·博达尔（1883—1969）先后在成都、云南省云南府（昆明）度过十一个年头。他的父亲是职业外交官，级别是领事。由于受到法国外交部奥赛码头一个权威人物菲利普·贝尔特洛（Philippe Berthelot，1866—1934）的保护，他得知中国中央政府正在瓦解，嗅到了笼罩在各地军阀之间的内战气息，在那个动荡时期努力为法国拉拢中国精英。因此博达尔的父亲是圣·琼·佩斯（1887—1975）和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的同时代人。
那个时候的中国依旧贫困，处于外国列强的淫威之下。尽管博达尔尚且年幼，无法理解复杂的中国国情，但是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滋养了他以后的人生。接触了那个时期的中国现实以后，他从此不断思考激情与人类本性的相对主义。对吕西安·博达尔而言，恨是一种相对的情感，因此是可以原谅的；爱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在带来幸福之前首先会带来不幸；而真相，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体面的”。
吕西安·博达尔长期以来被视为右翼作家，他实际上无法归类，而是同时具有回忆录作家、专栏记者、历史学家、诗人的才华。阅读他的作品，我们会联想到圣·西蒙（1675—1755）、塔尔芒特·戴·雷奥（Tallement des Réaux，1619—1692）以及米什莱（1798—1874）。他描绘中国的时候半是玩笑半是刻薄；他感受着中国，并且善于准确理解中国，这种准确性威廉·福克纳（1897—1962）经常挂在嘴上：“让生活成为艺术的试金石，让艺术成为生活的试金石。”
实际上，吕西安·博达尔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笔下的英雄一样善于品尝世间所有珍品。他和保罗·莫朗53一样热衷于政治运动，他与这个时期的中国打交道，像谢阁兰一样从中提炼出“浓烈的异国情调”（exotisme exaspéré）。将他与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对比是合理的，尤其是因为他回到法国后与谢阁兰的儿子罗南一起就读于法国奥诗国际学校；将他与外交官兼作家保罗·莫朗对比同样合理，《匆忙之人》的作者和吕西安·博达尔一样在政治学院求过学，两个人都在那里参加外交部秘书甄选考试。
但是以上比较仅止于此。保罗·莫朗在外交生涯中越走越远，并且因为与维希政府合作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外交官之一；而吕西安·博达尔与他的父亲一样，他的父亲阿尔贝尔加入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自由法国，成为一名活跃的抵抗运动员，他则是转入地下的记者。此外，在战争结束以后，吕西安·博达尔被任命陪同玛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的养子贝志高（Pechkoff，1884—1966）将军到重庆，在蒋介石（1887—1975）政府那里代表自由法国的利益。
吕西安·博达尔在文体与姿态上继承了很多知识分子。但是在与中国的文学、情感关系中，他善于与前辈保持距离。就这一点而言，吕西安·博达尔始终是一位具有令人困惑的现时性（une actualité troublante）的作家，有待重新发现。他的文体是匆忙之人的文体。他总是游离在两个爱人、两个目的地之间，对待友谊既见异思迁，又忠贞不贰，大可以将如下拉罗什富科54的格言据为己有：“战争期间有很多原则，但又几乎毫无原则。”他不把别人的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他尽情追逐女人，拥有很多配偶，并且毫不脸红地提出这一要求。他喜欢珍馐佳肴，由于举止粗野，并且据传他的领结和衬衫总是污渍斑斑，所以让经常光顾沙龙的圣日耳曼德佩人（germanopratin）心生反感。他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胃口与生活欲望一样大得出奇。他不拘小节，与当外交官的父亲截然相反。几个例子值得一提：在印度支那，他猛烈抨击法国参谋部指挥无方；他有力揭露纳瓦尔将军在奠边府的策略前后不一；他痛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理智失明（cécité intellectuelle），与他们大唱反调。
二
要理解博达尔作品及经历的丰富内涵，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视角。在此我们优先考虑文化历史视角。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文化历史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三个领域进行补充性研究，注重这三个领域的背景及其互动：
1.有关新闻报刊
我们之所以提到约瑟夫·凯赛尔、布莱士·申德拉斯、杰克·伦敦，是因为吕西安·博达尔继续着新闻学史上这些前辈的道路：热爱奇遇、喜欢冒险、渴望见证重大事件的本质。但是对于吕西安·博达尔及其同代人而言，变化在于他们与时事的几乎瞬时的关系（un rapport quasi instantané à actualité）。
技术（电视、远航飞机的世纪）所创造的这个新条件深刻改变了新闻报道的风格。从此，新闻报道应该包含更多的信息量，使用更简洁的语言，同时要能够留住读者，尤其是采用连载的形式。战后法国报刊的印刷达到鼎盛时期。吕西安·博达尔为《法兰西晚报》撰稿，该报刊载他的文章甚至达到一天三次。这样的时代当然已经过去很久了55。文章具有图片出版的形式，将成为大记者的标志；吕西安·博达尔当时即为典范。
2.“永恒”的中国
由于他所熟悉的先辈，吕西安·博达尔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这个地区也是世界冷战的关键所在。吕西安·博达尔知道，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变得萧条，并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印度独立（1947年）以及中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1949年），亚洲面临新局面，必定给这个世界带来深刻的变化。
理解这些演变的深刻意义是走近吕西安·博达尔的方法之一。但是他最在意的，是遇见人的多样性。因此，吕西安·博达尔不是很注重讲述政治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尽管短暂却是痛苦的，而是热衷于在“长时段”上——用费尔南·布罗代尔56的话来说——探索男男女女的灵魂，这些男男女女只能在归属感与为人处世的方式中自我定义，而这种归属感与为人处世的方式根植于一种我们最好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中。因此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博达尔内心深处对意识形态的抗拒。作为自觉的保守主义者，20世纪所有极权实验所固有的狂热只能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正是这种判断能力使他有别于那些由于职责所在不得不持保留态度的人。我们指的是外交官。即使吕西安·博达尔与他的父亲一样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并且两人都憎恨维希政权，博达尔对于其职业首先在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有充分的认识。
记者这个职业，让吕西安·博达尔可以突破很多规则以及语体（langages）。他可是掌握了诸多语体。既沉闷又得体的语言是外交官共有的，不适合他；相反，军人的语言他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吕西安·博达尔喜欢这种雅俗共赏的诙谐。他最喜欢通过与达官贵人以及小老百姓接触来考验自己。“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他游遍了江南。从那以后，中国广袤的南部地区对他而言，就是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让他不断回想起自己遇到的普通人。这不仅仅是追忆童年，而且是以观察家的眼光，毫不留情地对中国社会进行审查。他认为，如果不是拥有独特的语言以及外省方言，中国社会恐怕早就丧失一切传统的东西。
词语、语言使用的传播是抵御野蛮以及一切针对人类的暴行的最后屏障。吕西安·博达尔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必须在危急时刻挺身见证。这是一个有记忆的人，一个有担当的人。他一贯采取这样的姿态。他多次旅居香港，深刻感受到难民的无尽悲哀，写作让他面对这种悲哀时变得卑微；尽管他生活优裕，他依然乐于为写作付出辛勤劳动，直至筋疲力尽。生活风格产生相应的行事艺术，吕西安·博达尔因此自然而然地从新闻业过渡到小说创作。
博达尔的文字有的采用文献记载的模式，有的采用比较私人化的表态模式。无论采用哪种文学体裁，博达尔都尽力让每个主题富有“血肉”，就像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所说的那样。“血肉”一词多义，此处囊括了它所有的意义：活人的血肉、善与恶的诱惑，这一切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东西。吕西安·博达尔将枯燥的历史事实与人的巨大弱点两相对照。在人类的所有弱点中，以轻信为最。这个弱点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灾难与欺骗。这些是世界现象，也是中国现象，而中国是吕西安·博达尔的最爱。
3.道德学家
吕西安·博达尔想要像道德学家那样行事，却经常陷入自相矛盾，因此得罪了不少道德学家。比如法国驻印度支那的最高统帅，博达尔曾揭露他的无能。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是媒体巨头之一，博达尔一方面欣赏他，一方面由于自己那些享乐主义者的恶作剧而惹恼了拉扎雷夫。博达尔的态度之所以接近放荡，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自由思想家，他不想受制于任何约束。吕西安·博达尔在所有阵线上冲锋陷阵，热血沸腾。上文将他与威廉·福克纳相比较不是没有来由的。吕西安·博达尔是一个跨越围墙的人，一个打破疆界的人，无论是艺术上还是生活上，我们看到他在战场上涉险无数。他的文字不缺乏灵感。今天或许有人会说他文风“太夸张”。
三
吕西安·博达尔不停地、反复地阅读伟大前辈的作品，比如塔尔芒特·戴·雷奥、博絮埃（1627—1704）以及夏多布里昂（1768—1848）。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徘徊彷徨，他几乎漠不关心。我们说过，他对于真相更是满不在乎。一个人只有出生于一段历史才是有价值的，这段历史不仅是承载着他的今日历史，也是伟大前辈的历史。回忆录作家的作品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张力。吕西安·博达尔正是这样的作家。中法年轻一代人已然不认识这位著名人物，投入到对他的研究不仅仅是向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活动家——此外他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当前时代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