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域外旅行者、留学生文学叙事中的“法国意象”及其文化隐喻57
摘 要：晚清由“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西跨语言-文化对话交流，长时期以对域外文本的翻译——传播为中心，这种状况因为中土文人的西游及其西方描述实践而逐渐改变，直至清末民初留学生文学及一种新的域外叙事书写实践的兴起。在早期留法学生的法国叙述文本中，苏雪林的《棘心》与徐仲年的《双尾蝎》，不仅用中文塑造呈现了现代语境中的活法国形象，同时亦将中西之间的话语“比较”，置于一种现实的生活经验场域之中，初步实现了晚清以来中西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经验主体-话语-生活环境之间的互动融合，亦为同时期法国文学“进入”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尝试途径。
关键词：袁祖志《谈瀛录》 王韬《漫游随录》 苏雪林《棘心》 徐仲年《双尾蝎》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人——尽管最初只是很少一部分中国人——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构成所发生的变动、调整乃至重构。这里所谓的自我或“我”，包含了普通用语中主格的“我”、宾格的“我”、所有格的“我”以及反身词“我自己”这些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所表示的东西。换言之，此文中所讨论的“自我”（self或ego），不仅关联着普通用语和日常思想中的“我”，而且很多时候彼此之间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西学东渐”不仅冲击并实际影响改变着中国文士的知识观、世界观，实际上亦不断解构、重构着本土士人的“经验自我”以及“知识自我”乃至“精神及价值的自我”，也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社会自我”或者“历史自我”，直至影响乃至塑造了晚清中国新一代知识/思想/情感/审美的个人主体意识，事实上这种影响及塑造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的留学生——无论是个体抑或群体——并见证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性意识及精神的诞生和发展。
不过，本文中所关注并纳入到分析讨论之中的“我”或“自我”，并非是知识概念意义上的抽象自我，更多时候突出“我”或“自我”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一感觉可以被称为‘我的感觉’或者专有感”，表示着“所有能够在意识流中产生某种特别兴奋的东西”。58这里之所以特别看重感觉方面，不仅在于“感觉是‘我’为何物的直接、明确的标志和证据”59，另外也是在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考察思想与情感个体一种更富有挑战性与探索性的方式与方法。原因很简单，在晚清“西学东渐”及相关本土士人的研究中，通常受到关注的，并非是上述“我的感觉或者专有感”，而是作为对象的“被观察”、“被接受”、“被传播”的“西学”或“新学”，而在此过程中的我或自我的感觉性及其复杂性，包括其因应环境而发生的主体演变改进等，却往往因为其流动飘忽不定或主观随意而被忽略或慢待。而恰恰又是那些飘忽不定的具体的感觉，甚至包括那些还没有经过“演化”的原始情感，实际上“完全加入到思想的总发展中”，并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略的作用，同时还“绝不会失去其专有感这一特点”。60具体而言，在中西之间当时并不正常的外交、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的复杂结构关系中，清末民初的文士及留学生究竟在如何安顿处理个人与异域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在异域国家的个人体验，尤其是他们的“自我”在此处境中经历了怎样的纠结挣扎甚至突破，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通过他们文本形态的异域想象与异域叙事而得以感受和“认知”。但上述“自我”或“我”中很重要一部分，最初又可能只是作为“我”或“自我”生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感觉，或者“思想中的感觉的组成材料而为我们的经验所知”61，故考察分析起来又相当棘手。
文学文本——无论是诗词歌赋抑或游记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小说——在实践中往往是表达呈现“我”生动鲜活成分的形式之一。在这些文学材料或文本中，无论表达的是对于真理的发现，抑或是自我作为时代先锋的种种内在感受——包括作为探路先锋的英雄感与孤独感，或者发现自己已然成为后来者的道路的欣慰感等等——反过来又可以作为考察研究作为书写者的历史经验主体成长、改变乃至重构不可或缺的情感与思想文献。
“三千年后数人才，谁识于今变局开。豪气已从忧里尽，新诗多是劫边来。未闻巨栋生崖壑，岂有征车到草莱。身世飘零无可说，与君相见且衔杯。”62在王韬写给邹弢的这首诗中，所表达传递出来的，不仅是对于晚清变局的预言式认知与判断，而且还有作为思想主体的“我”内心世界里奔涌着又有意被克制着的复杂自我情感，而这些情感在我们理性而冷漠地讨论自我的惯常方式语境中，往往会被忽略甚至遭到贬抑。而恰恰是这些附着在或者裹挟着思想的自我生命感觉，不仅成为了那些后来广为人知的思想观点主张的内在催化剂或助推力，而且还给这些思想观点主张涂上一些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个性色彩。
鉴于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并非是作为那些描述客体、对象的景观、人物、风俗等现象事实，至少不仅限于此，更多关注的是叙事者是从什么视角、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展开叙事，尤其是作为叙述主体的叙事者包括作家自己，是在怎样一种情感处境或精神状况下展开并完成叙述的。
而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个人的主体性乃至所谓的近代性或现代性，无论是从理论上抑或历史实践来看，都发生了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明显改变。这些改变，大多可以从这些作家的书写文本中得以显现。而这些书写文本，有些是及时向所有公众公开的，也有一些最初只是在朋友圈中私下流传，最后方见诸公共媒体或公开出版的。63
这些书写文本，不仅是那些清末域外旅行者或民初留学生个人域外经验的“纪录”，也是他们观察中国之外的另一个陌生且全新世界之时的一种“想象”。如果说前者一般容易被理解，后者所谓“想象”，并非仅指这种异域叙事的文体实践（譬如小说）及艺术生成的方式，而是试图揭示出这种叙事即便被理解成为叙事者的亲身经验，其实这种“纪实性”、“非虚构性”本身，或许亦是叙事者叙事的动机及文本策略，而不应该成为读者对于文本中的人物、空间、景物、事件及其表述的绝对“客观性”的认识或认同依据，而是更应该去关注这种叙事在叙事者层面所实际存在着的心理的、意识层面的“自我真实”。而这种“自我真实”，与作为被叙事客体的现实真实，以及作为书写者的态度立场之间真实传达表现的“写作真实”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张力甚至矛盾冲突。正是从这些张力缝隙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末民初那些异域叙事中历史的、代际的、个体的差异或独特性。
作为自我探索一部分的异域叙事，一方面可以作为自我在空间及经验意义上的向外拓展，从而间接带动了晚清小部分文人之文化、精神乃至审美自我不断扩展经验及语言边界的“事实”甚至“努力”；另一方面，也昭示出民初留学生自我反思与自我认同意识的初步觉醒，以及在新的世界场域中全面系统地反观原来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世界观念的早期实践。而在此过程中，“法国”抑或西方世界，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晚清文人以及民初留学生自我审视反省以及自我拓展、觉醒乃至重构的“镜”与“灯”。
至于本文标题中之所以选择使用“法国意象”而非“法国形象”，就是要突出这种叙事的主体性、动态过程性而不是客体性或已完成的结果形态，强调这种叙事的叙事者的心理、意志的变化实现，而不是这种叙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所谓的客观真实或客观现实。换言之，在这种叙事中，更强调所谓“法国形象”中的叙事者个人主体意愿，而不是这一形象的现实性或真实性。
本文分析讨论中所涉及的文本及个案经验，集中于王韬（1825—1897）、袁祖志（1827—1898）、苏雪林（1897—1999）以及徐仲年（1904—1981）的域外叙事实践，但在具体的考察分析中又不仅限于这四位作家。
一
撇开晚清中西之间颇为奇特尴尬的复杂关系形态，来孤立地读解王韬、袁祖志的“域外叙事”包括“法国叙事”，这不仅会削弱两人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海外漫游及域外叙事的时代先锋性，而且还会淡化这一文学书写及思想经验作为一种“事件”在王韬及袁祖志个人历史中的里程碑意义。不过，本文关注之重点，并非仅止于作为客体对象存在的“所写”，更多时候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但又完整的叙事序列来进行观照考察，包括它是如何被嵌入到王韬、袁祖志全部时间/空间的叙事链环或书写体系之中的，并借此来考察在上述叙述中，无论是王韬抑或袁祖志，究竟如何想象并塑造了具有探索实验意义的异域文本形象——尤其是“法国形象”——亦即这一“形象”究竟是如何得以实现的，以及这是怎样的一种“形象”。相对于他们的中国叙事，域外叙事（尤其是法国叙事）扮演并占据着怎样的角色与地位。
作为一部时间/空间交叉叙事的文本实验，《漫游随录》甚至包括《蘅华馆诗录》，在叙事空间上都呈现出国内/域外的对照书写之特点64，这一点在《漫游随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同样作为一部游记的《扶桑游记》，国内/域外之间的对照性叙事的特点就不明显，至少不像《漫游随录》那样引人瞩目。
在《漫游随录》中，如果说初入黄浦（“黄浦帆樯”）对于王韬的人生是第一次重要转折的话，南遁香港尤其是海外漫游，显然对王韬的人生产生了更大冲击及影响，尽管晚年的王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淡化这些冲击及影响。而从文学书写角度来看，《漫游随录》在叙事结构亦具有某种内在的情感及思想暗示或象征：从“鸭沼观荷”、“古墅探梅”、“保圣听松”、“登山延眺”、“白门访艳”、“金陵纪游”到“黄浦帆樯”65是一变——王韬的“世界”从对内地自然山水空间及古色古香情致的沉浸流连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一个帆樯林立、生机勃勃、中外通达的开埠口岸世界。这种空间意义上的扩展或转移，随着他在墨海书馆中与西方来华传教士们的接触而进一步得到了知识自我与精神自我上的双重提升。而对此，《漫游随录》中虽无明示，但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送麦西士回国》一诗中却有落实。66“抚今追昔无穷意，更著天涯两地情”“知己平生首数公”67，如此毫无隐晦顾忌地描述自己与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之间的友情关系，这在1850年代的中国士林不仅极为罕见，而且也并非毫无非议。“八年聚首情如昨，岁月因循感慨中”68显然也并非是强赋新词一类的无病呻吟。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送别诗，后来还被辑录进王韬的诗集之中而得以在国人面前公开。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考察、解读并界定王韬对于西学、西方来华传教士以及西教乃至西方世界的立场态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支撑，这也是我们在解读王韬、袁祖志的海外叙事时需要留心的一个现象，即他们在海外漫游之前，已经与在华西人有过不同程度之接触甚至还建立了私人友谊。海外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市蜃楼”。
如果说《漫游随录》卷一自山水田园的“鸭沼观荷”始，小结于“改罗小驻”止，大体上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依然沉浸游走在诗情画意的山水中国、开埠不久的口岸都市以及尚处于开发初始状态的南洋地区的行者王韬的话，卷二及卷三，则是以“道经法境”始，止于“屡开盛宴”，为读者叙述了一个当时中华士人游踪罕至的法国与英国（包括苏格兰）。这种空间的转换穿越，在叙事上忠实地遵循着时间顺序，同时在诗人或体验者主体内在自我的感觉体验上，又似乎呈现出一种逐渐向外开放扩展的存在。而且，与时间顺序上的单线不可逆的特性相比，经验主体内在自我的感觉则要复杂得多。
作为西行旅途中的“路过”，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法国叙事”凡七条，《蘅华馆诗录》中则未见有相关书写。这似乎印证了法境对于王韬来说只是“路过”的客观事实。但仅从《漫游随录》中的七条来看，作为王韬经验中的西方世界的第一站或者初次体验，“法国”的意义显然不应低估。69“道经法境”云：“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偕夏文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骈蕃。”70这番描写，俨然一处人间天堂。而其描写所遵循的似乎全然为“视觉”呈现，但又不尽然，其中还掺杂着知觉甚至逻辑推理。而所用语词，也明显带有观察者主体的主观情感，而且其惊艳夸张之色彩亦颇为醒目。
如果说“法境”在王韬的整个西行旅程中仅属于路过的话，马赛、里昂则在王韬前往法京巴黎的旅程中显然亦属“路过”，但在王韬的“法国叙事”中，对于原本只是路过的马赛、里昂却并没有忽略或轻易放过。一方面，马赛的城市景观（城市街道、建筑、灯火、交通等）在其叙述中似乎一一皆映入眼帘，无一缺漏，俨然一种都市全景式的扫描录入，而且这种看似写实的叙述当中，并非只是静态的罗列，竟然还夹杂着外部世界的声音、色彩、光亮、车流人行等种种动态，以至于多年之后——当王韬重新开启这种回忆性写作的时候——当年的那个马赛，似乎又毫无障碍地瞬间呈现在书写者眼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时间似乎就一直停滞在那个时刻：初抵马赛的王韬，还有那个活力四射、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国南方口岸都市。
这令人不免有些疑惑，或者说费解：马赛街头的那一幕，究竟是因为什么，在多年之后依然如此深刻地烙印在王韬的记忆当中呢？除了或许初抵西方世界那一刻确实让王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之外，他的叙述中所呈现出来的如此“真实”，是否还与他对叙述中的“法国意象”的想象设计有关呢？或者说，在这种“真实”叙述之中或背后，是否还潜隐着作为旅行者、叙事者的王韬某种叙事策略与安排呢？
从时间上看，王韬在马赛停留时间并不长，当晚即搭乘火车前往里昂。这种旅行安排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苏雪林、徐仲年那些留法学生的旅行路线安排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年以后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们的赴法日记或回忆中，马赛的“路过”大多是被忽略的。
但王韬却没有。在“道经法境”的叙事中，马赛俨然成了法国的一个都市样本，除了城市街衢、建筑、交通、灯火外，竟然还有一幕引人关注的焦点式的都市生活体验：偶入一小酒馆与女招待豪迈对饮。有意思的是，马赛小酒馆中的类似一幕，在“道经法境”中与巴黎咖啡馆里的冶饮前后呼应，乍看似乎与王韬沪上、香港乃至南洋一路上的冶游叙事并不二致，但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无论是马赛的小酒馆抑或巴黎的咖啡馆，无论在初来乍到的东方人眼里如何风化不堪，但在当时西方都市生活中，却是与沪上风月场所明显不同的正经生意场所或广为接受的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而马赛、巴黎都市男女之间种种“戏狎嘲笑”，其实不过是异国生活风俗之一种而已。71但问题是，王韬并不仅仅将此视为一种不同于中华的泰西风俗，自然其书写目的所在，亦非“游历所及，随笔杂志，聊备采风问俗者之所择”72，或者“未尝不可助酒次茶余之谈柄焉”73，而是当别有深意。
王韬如此书写的所谓“深意”究竟何在呢？或者说，这一所谓“深意”，与王韬的“法国叙事”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在同时期袁祖志的《西俗杂志》中，也有许多有关泰西男女社交习俗的条文解释，无论是在语言还是文体上，与王韬的叙述皆有不同。譬如“遇妇女礼应相让，必以右不以左”，“妇女在座，男子皆不得吸烟，以昭敬重”，“朝夕传餐之际，男女皆须更衣入座，童稚亦然”，凡此等等。不仅如此，对于王韬“道经法境”中有关马赛“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这种文学色彩颇为浓厚的文字叙述，袁祖志《西俗杂志》中亦有明显不同的说明：
居室无平房，皆系层楼，由下达上，计重数，以多为贵人。但见其有高至八九层之楼屋，而不知屋下尚有一二重地窟也。故较之浮屠尤峻焉。
重楼阶级太繁，足力或有不支者，则有机车以上下之。人但坐于车中，以手拨，机自能升降，随意所至。
楼屋无论三四层以至七八层，其梯皆螺旋累叠而上，虽不一式，而各极精工，凡一屋必有大小两梯。大梯在前，小梯在后，亦犹中土人家之分大门后门者。然住屋虽极高大，除巨商富室独居一宅，其余皆系租赁。六七层楼分住六七家，或十余家不等。楼高一层，价贱一成。极高者极贱。下者极贵，沿街之下层则专赁为店铺。74
与王韬的叙述中多用中国本土读者熟悉的比附式的浪漫语汇（“车流水，马游龙”，“轮车之迅捷，真如飙飞电迈矣”）相比，袁祖志的上述语言风格更近于“实事求是”。王韬描述了西式楼宇的巍峨高耸，而袁祖志的描述则解释了这些楼宇中的住客每天如何通过电梯上下楼——袁文中较早地向中国本土读者介绍了西式楼宇电梯。在王韬上述西方都市的描述中，西俗不可解、西楼高不可攀，中西不可比；而在袁祖志的叙事中，西式楼宇建筑背后的科学技术、公共管理、社会阶层乃至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却是可以理解的。
就叙述风格而言，王韬的叙述达而雅，且以雅胜；而在袁祖志的叙述中，则信达雅兼顾，且以信达胜。王韬为求雅有些地方不免失“信”“实”；而袁祖志为求“信”“实”，有时则“雅”显不足。在袁祖志的叙述中，“法国形象”首先是可信的、实际的，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触的；而在王韬的叙述中，“法国形象”则多少有些缥缈神秘。
更具体而言，在王韬的叙述中，多传统语汇中用来形容自然界中带神秘色彩的形容词，譬如“疑在霄汉”“齐云落星”“火若繁星，光明不夜”“轮车之迅捷，真如飙飞电迈矣”等等。在这种语汇描述成像之下的“法国意象”，是一种带有明显主观情感及浪漫想象色彩的形象，是通过借用传统汉语中文里惯用的形象化描述一个非人间的近乎天堂的想象式语言，来完成这一影像叙事的，而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个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迥然不同的他者。而在袁祖志的描述中，多解释、说明性的科学语汇，且接近生活常识以及中西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可交流性。
造成上述叙事效果差别的原因，究竟是语言、文体上的分别，还是叙事者的想象与叙事意图的不同呢？换言之，王韬与袁祖志是否可能因为各自文本读者的不同而导致二人在“法国想象”及“法国叙事”方面采取了有所差别的叙事策略呢？《漫游随录》连载时间在19世纪末，且读者多为新兴市民阶层，而袁祖志的《西俗杂志》、《海外吟》等，其读者多为本土文士，尤其是《海外吟》更多是为袁祖志与国内友好之间的酬唱应和之作。其实，在袁祖志离沪远游之前，亦有本土文士在送别诗作中有过与王韬类似的心绪畅想，所谓“从此旷怀添倜傥，惊人险句胜驺牙”75，“鲸涛激雨供诗料，蜃气成楼悟画禅”76等。这种借用本土文士所驾轻就熟的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来描述未来的新经验的方式，后来似乎在王韬的著述文本中更为常见。
那么，撇开《西俗杂志》这种散文体叙述，《海外吟》中的“法国叙事”，是否与王韬的“法国叙事”亦有所不同呢，不妨来看看袁祖志游历巴黎时所成诗作：
观妓作77
画楼妆点竞奢华，簇拥迎宾貌似花。
藕露双弯山耸玉，袒怀相示笑声哗。
不待通词偏善谑，未曾入座已生香。
泥他一种蹁蹮态，曳地裙拖七尺长。
巴黎四咏78
得胜楼（楼为法旧君拿波仑第一纪功所筑。高二百七十余级，环楼通衢十六道。登楼四顾，全城在目。计费百万功，尚未竟。石基坚固无匹，诚伟观也。）
也是君人盖世豪，秦皇汉武等勤劳。未知功德巍巍处，可与兹楼一样高。
战败图（高筑圆台，周悬画景，绘当年德兵压境时法人战败状，尸骸枕藉，村舍邱墟，形肖逼真，无异临阵作壁上观。其照示后人之意，盖欲永不忘此耻辱云尔）
绘出当年战鼓音，追奔逐北惨成擒。至今昭示途人目，犹是夫差雪耻心。
万生院（院方广十余里，罗致各种鸟兽鳞虫、花草树木，分类蓄植，供人游玩。多有不识名者。唯犬类大繁嗥嗥群吠殊无谓也）
飞潜动植尽收藏，类别群分任徜徉。最是恼人游兴处，嗥嗥犬吠太猖狂。
蜡人馆（以蜡土抟人形状逼肖。凡往昔近今智能勇功之士，皆摹像其中，分室装点，纵人平视。虽君后之尊，亦杂置而不以为亵）
但从民望把形图，君相舆台一例摹。抟土为人何太巧，亲承馨欬直无殊。
上述诗作，均带有明显的写实、纪事、摹人特色，语调亦相对平和，不事夸张，遣词造句不过意在畅达而已，并非一定要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很难说王韬、袁祖志的法国叙事或“法国意象”，就分别处于对立的两极而非语言风格上的差异。因为上述比较分析，所征引的文献在数量上亦未必充分。尽管所征引文献集中于都市女性以及城市建筑方面，但其中未必就没有拿王韬著述中的A，来比对袁祖志著述中的B这种错位。
就时间而言，王韬的法国之行（只是路过），发生在1867年及1870年，而袁祖志的法国之行发生于1883年、1884年。而就诗文的写作时间而言，袁祖志的《海外吟》乃至《西俗杂志》等，基本上完成于1884年左右，相比之下，王韬的《漫游随录》公开发表的时间要到1890年代。二人均以诗文见长，王韬在虚构性写作方面，尚有小说一途，而且在此方面有《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书引人瞩目，也就是说，想象及虚构性叙事在王韬这里原本就是一种常用的书写方式——当然在游记类及志书类文体写作方面，王韬同样有数量上不菲、艺术质量上亦属上乘的著述——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袁祖志的写作中非虚构性的一面或特性，相比之下，王韬的海外漫游——无论是游记体抑或诗歌体——其抒情与想象虚构的色彩特性则似乎更为突出一些。
即便单就上述现象而言，亦不免会令人将两者的经历背景纳入到所谓的成因追溯及分析解读的结构之中。事实上，王韬的沪上岁月（1849—1862），主要是在墨海书馆度过的。这段置身于清末沪上“西学东渐”的时光，对王韬此间自我身份的认同与重构、新的世界观的生成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的想象影响尤甚。南遁及随后羁旅香港的孤独与自我身份的尴尬，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事业上都让王韬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而海外西行，在王韬那里被放大理解成为一种自我解放或者地理及精神空间意义上的壮游，亦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蘅华馆诗录》卷三中单以“我”或相关感觉体验为题的诗作，就有《我生》、《何年》、《今我》、《逼仄》、《何处》、《吾策》、《吾道》等，这些诗作，无不是以诗人的主体性体验、生活现实的内在观感与精神心理活动为观照，也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王韬作为一个晚清文人在自我体验与自我表达上的用心及专注，当然其中也屡见命运多舛、漂泊不定之类的无奈与郁闷。“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79因为无人眷顾垂怜，遂有轻掷此身之自我放纵与自我放弃。诗句中的纪事色彩被最大程度的掩饰，而强烈的个人情感却是压抑不住的。
如果说“山川觉惨凄”尚为国家内忧外患重叠挑战压力之下的一种现实感极强的主观写照表达的话，“宇宙日逼仄”则彰显出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时代存在感，其中浸润并透射出一种极为强烈的主体追求精神自由与自我舒展的渴望，紧接着遂有“何处能容一放狂”之类的“天问”，以及“今我不乐天未光”之类的感喟。80这类表达中所彰显的，恰恰是自我感觉在经验中的相对独特性与摆脱自我抑制的个人诉求。上海时期的王韬在其诗作中如此频繁密集地使用“我”或与“自我”相关的词汇，很难说不是源于对其自我生存处境以及心理状况的忧患与郁愤。
而这种将国家的状况处境与主体自我的存在感受关联起来进行抒发宣泄的写作，在王韬的域外叙事抒情中虽有所减弱，但并没有被完全放弃。或许多少与这些曾经的种种处境及自我感受有关，尽管只是路过马赛、巴黎而已，但在王韬的内心世界，却轻而易举地激发出情感上与审美上的强烈反弹。与此相关，马赛的半日及一隅，却成就了一个“气象繁华、规模宏远、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骈蕃、人物风流”的法国意象，一个“中华以外天”。这既是王韬当时马赛半日视野里的“法国”，也是王韬心中想象、期待并永久认同珍藏的那个域外世界——西方世界。而这个世界，与王韬心目中的那个“道”或“大同社会”，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相比之下，袁祖志西行之前《申报》、《新报》馆的主笔生涯虽然亦不免潦倒，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归属上，似乎并没有遭遇过王韬那么严重或强烈的压力及挑战。远行之前沪上诗友之间的酬唱应和，似乎还成就了一段风雅韵事。《申报》将这些沪上唱和以及稍后的隔洋唱和即时刊发出来，颇为罕见地制造出了一个晚清新闻史、文学史及传播史上的“事件”——对于袁祖志来说，无论是《西俗杂志》抑或《海外吟》，其围观者或阅读者的背景皆一目了然。而他的写作目的，似乎也更为明确和集中，即释疑与解惑。相比而言，袁祖志的域外叙事或法国叙事中，并没有向国内读者“传道”或者描述呈现一个理想国度或大同世界的自我使命，这也使得他的域外叙事包括法国叙事，就显得更为从容不迫，也没有那么多的起伏波荡。
二
毋庸置疑，民初的留学生作家与晚清文士作家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这种“代际差”并非仅限于作家年龄，更多是指每一个文学生命存在的综合环境之间的“差异性”，个体生命体验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代际”差别。
历史地看，等到苏雪林、徐仲年这些留学生于20年代初期前往法国留学时，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甚至美国的留学生已经大量回国，而且通过他们的叙述以及其他途径，此时无论是东洋题材抑或是西洋题材，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已经不再像王韬、袁祖志时代那么神秘稀罕。与此相关，此间留学生们笔下的域外叙事，相较于晚清的域外叙事，其新闻性或新闻色彩亦显然有所弱化或淡化。
与晚清士人海外旅行者的身份及经历相比，留学生都有较长的海外驻留。他们与域外世界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也更为现实及日常生活化。域外世界也不再只是激发他们的猎奇之心、满足他们的好奇之心的身外对象，而是他们学习、工作、恋爱展开与发展的现实空间与情感环境。他们与域外世界之间的关联，显然也要更全面更深入，也要更丰富更多样。在他们的心目中、视野里的域外世界，似乎也更具有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和存在的真实感。很难说此间留学生们的域外叙事，是在有意识地延续包括改变清末域外旅行者们的域外叙事，但这两个时代的域外叙事之间，又确实存在着一些纠缠，它关联着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家国认同以及文化审美认同方面的诸多调适、叛逆乃至重构。
与晚清的游记文学叙事相比，民初留学生为驻留地及留学生活所激发、所触动、所书写的，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乃至文学生活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更紧密、更直接甚至也更鲜活生动。这里不妨以苏雪林的《棘心》、徐仲年的《双尾蝎》为例来予以分析说明。这两个文本在文体上都是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也见证了现代长篇叙事文学写作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兴起与繁荣。
《棘心》81进一步强化了民初留学生文学中域外叙事比较常见的两种母题或两种叙事模式，即母/子（女）情感叙事模式，以及异乡（外国）/故乡（祖国）空间结构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不仅包含着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的话语体系，而且还包含着与之密不可分的情感方式、人物关系形态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式，甚至故事结局的可预见性等。具体到《棘心》来说，其情感叙事模式基本上就是对《诗经·邶风·凯风》的一种小说化改写转换，所褒扬赞颂的，其实就是“母氏劬劳”“母氏圣善”以及“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式的惆怅、失落与感伤；而就其空间结构模式而言，显然就是在法国与中国之间的移动转换。当然，这两个空间在小说结构中的物理性存在并不是均等的——法国显然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是此间留学生文学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然钱锺书的《围城》和徐仲年的《双尾蝎》有所不同。在这两个小说文本中，留学生归国之后的生活变故、人生遭际成为了描写表现的主要内容，国内也因此占据了空间的大部分。
但是，《棘心》在空间结构上的这种特点，在小说作者对于该文本主题的解读说明中并没有被重视：
“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棘心》，“自序”，1957年）
“本书真正的主题，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她是一个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妇女，一个大家庭制度和旧礼教观念的牺牲者。她一生所受的痛苦，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受的。现在还有人在大骂五四运动推翻了中国旧的一切，未免太伤天害理，甚至可说是罪大恶极。现在也还有人妄想扭转时代之轮，恢复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面貌。作者认为说这话的人，若非顽固成性，则必诞生于一个比较单纯而和睦的家庭，或者他诞生时代较晚，未曾感受旧社会的迫害之苦。”（《棘心》，“自序”，1957年）
在苏雪林眼里，人物的时代命运——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似乎要远超出这一小说文本在文化上的隐喻。但在小说中，叙事者似乎亦无意回应这一挑战或质疑。而《棘心》如此来结构其叙事，究竟是要在中国式的“孝顺”和家庭责任与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之间二选一，而是另有隐喻？“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这究竟是一种迟到的道德忏悔，还是献给母亲亡灵的一种告慰？小说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在小说中，苏雪林为关注其留学经历的研究者，预设了一个去国之前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具有较为典型的五四时期文艺青年远赴异国他乡求学之前的“家国”“故园”情怀，当然这种情怀在小说中通常形象化为母子或者母女之间的依恋或“断乳”故事。而且，在叙事结构上，这一前半段的“中国故事”，与之后大部分内容的“异国故事”，形成一种叙事上具有连续性、结构上又彼此呼应对照、个人主体精神与情感结构上共同建构、相互补充说明式的合作关系——在《棘心》中，“中国”的存在，并非是作为“法国”的反衬，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一个舍此就彼式的二选一的思维模式或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一个远离衰老的、落后的中国，而奔赴并拥抱一个现代的、具有蓬勃生机的法兰西的叙事框架。甚至连晚清以来在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认同度的所谓“中体西用”观，在《棘心》中亦没有简单符合。实际上，《棘心》中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实在具体的主体性存在，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情感与道德文化上的“象征”。
从文本叙事结构来看，《棘心》 在叙事空间的想象与设计安排上倒不乏见细心和细致。初看《棘心》与一般留学生文学中的自传体文本并无多少差别：出国、旅途、异国以及归国。大体上按照国内、旅途、异国这样几个空间来展开叙事。但倘若细读，会发现《棘心》在上述大的空间格局之中，匠心独具地设置了若干二级空间及二级空间的叙事结构。譬如，在“出国”这一空间环节，《棘心》用了“母亲的南旋”和“赴法”两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并非是留学生文学中专有的“离国”，而是第一章“母亲的南旋”。
一定意义上讲，《棘心》在叙事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与胡适的留学叙事文本多有“暗合”。《棘心》将醒秋的赴法留学，叙述成为一个女儿与母亲之间“断乳”的故事，以此建立起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寻找自我独立和自我发展完善的故事，相比之下，胡适的自我叙事，侧重的是母子关系中的另外一面，即母亲在浪子的幡然悔悟过程中所扮演的情感角色与道德呼唤力量。
为什么《棘心》要从“母亲的南旋”开始叙事呢？这并非是全无考量的一种随心所欲，倒更像是一种富于文化意味的精心设计。醒秋以其“一夜翻来覆去地不曾好好安睡”，82拉开了她与母亲、与家园、与故国之间即将分离的自我叙事。这种分离，不仅是在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在情感意义上的，同时也还可能是在知识、文化乃至价值意义上的。这种分离对于醒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离国赴法之前的醒秋自然尚不清楚，故有“翻来覆去”的彻夜难眠。而《棘心》题记中那句“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显然是对上述分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长达近十年的撕裂之痛的追悼与弥合，由此完成了一次自我主体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清理与自我回归，这也是更高层面的一次重新认同，具有更深刻的情感上、精神上以及文化上的象征意味。就其内容而言，《棘心》不过是一部留学生的留学传记，但与常见留学传记所不同者，是这部书在叙述结构和情感结构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海外的我与国内的家，或者留守的母亲与远游的女儿之间的对应叙事关系，以及由此而展延开来的文化象征结构。而这两者之关系或紧张或密切，疏远进退之间，演绎出来的是一个现代新女性如何逐渐脱离以母亲为情感中心的家的羁縻与牵扯，并最终走向情感上、思想上以及精神学业和职业上的自立的故事。
这一点，其实从《棘心》的叙述章节安排上即见一斑。第一章的《母亲的南旋》，与倒数第二章《法京游览与归国》，构成一个离去与归来的空间结构，其实也是一个脱离母体的庇护羁縻与重新归来，但皈依于一个更弘阔也更理性的情感空间与精神空间。不过，《棘心》并没有将传记中的醒秋，描述成一个故国家园与母亲之家的放弃者或背叛者——在离开母亲之家和建设自己的新家之间，《棘心》似乎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后者，而是给了一个在形式及文化寓意上都稍显模糊的选择：回归。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又绝非原初意义上的简单回归。
其实，如果在时间上稍微再往前推一点，在晚清王韬的异国漫游文本《漫游随录》中，几乎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潜在文化结构——一个政治上的被通缉者，是否亦意味着一个文化及价值意义上的自我流放者，或者一个异域文化与价值的追逐者与认同者？——王韬的南遁与海外远游，似乎一直未能够摆脱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自我折磨。这尽管尚未发展严重到国族与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但确实给远游者的心中造成了种种阴影。
晚清远游者的这种文化心理，在五四时期的留学生叙事文本中同样存在着。《棘心》从“母亲的南旋”和“赴法”开始，到“法京游览与归国”和“一封信”，这一去一来之间，表面上看不过是空间的移动及归位，但其中所发生的内在波动与变化，不仅是刻骨铭心的，恐怕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重组与重构。而从家庭范围内的母女亲情意义上的“离”“合”，到一个文化上的远游者与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重建——在《棘心》中至少完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回归，似乎亦寓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某种选择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初留学生文学中这种颇为常见的情感叙事模式，在晚清文人的域外叙事之中并不多见，无论是王韬还是袁祖志的域外叙事，都没有出现一个想象中的中国母亲形象，也正因为此，他们叙述中的域外形象包括法国形象，就此而言似乎又并非是作为一种情感寄托，而是另有所喻。
综上所述，《棘心》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在某些方面的意义价值，似乎被低估了。这可能与它被看成一个相对孤立的自传体叙事文本的解读方式有关。这部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文学自传，一方面揭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如何通过海外求学而获得知识上、学术上乃至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自立过程，另一方面也相当典型地呈现并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与西方世界、西方思想以及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
三
尽管同为留学生文学，相比于《棘心》，徐仲年的长篇小说《双尾蝎》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与《围城》所不同的是，《双尾蝎》是一部在空间上完整的中国——法国——中国的叙事文本。换言之，这也是一部典型的留学生文学文本：留学生活是其中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如何描写叙述留学生活，则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叙事者、被叙述者之间的某种“关系”。而无论是《棘心》还是《双尾蝎》，完成时间都在《围城》之前。当《围城》以航行在红海上的邮轮中的方鸿渐的“艳遇”开始其叙事之时，这无疑是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文学的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83：归国成为了叙事的开始。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国外或留学国，被淡化成为一个若隐若现的背景存在。当然这种存在并非全然无意义，无论是在叙事结构上还是在文学的想象理论上，这种新的叙事模式，都揭示出清末以来的域外叙事传统的一种全新尝试，即用一种给你更富有创新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对于异国的生产性想象，来替代原来的对于异国的再现式想象，将叙述者以及文学书写，从现实事物及对象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不仅赋予叙事者更大的想象自由与叙事权力及空间，同时也重新界定异域形象包括法国形象在这种新的叙事模式中的角色地位、现实意义与文学审美价值。
如果按照一部文学性的历史文献来读，《双尾蝎》第一部分中有三个情节值得关注，其一是杨明辉、殷智本、余家煌三人“结义”，以及利用这种结义场合来表现三人对待留学的三种不同看法。这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于留学与人生事业、家国前途之间关系的认识选择。也正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解读《围城》中方鸿渐等人的心理、事业、人生的某些启发或线索。其二是杨明辉、袁瑛的相遇、相爱与成婚。小说完整地描写了一对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爱情故事，这在当时的留学生文学文本中并不多见。留学生的个人情感生活，在局外人当中或不过是名人绯闻、学业花边，但在当事人心中，未尝不是铭心刻骨之青春记忆。其三与其二有所关联但又相对独立，就是叙述殷智本如何心存不轨，恶意陷害杨明辉，以及杨明辉夫妇如何得到外助，转危为安，揭示了留学生群体中同样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
上述三部分，分别从社会认知、留学生的学业生活（偏于理想）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乃至阴谋（偏于现实）三个方面——即外部、内部、内部——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并不将叙述纠缠于当时新文学文本中常见的国内与国外、新与旧、土与洋等的“对比”方面，亦未落于到当时一些“时尚”思潮的窠臼藩篱之中。
与第一部分相比，第二部分的“国内”，无疑是写吃过了洋墨水的归国留学生们——也是现代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与现实中国相处。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部分开篇即自“九一八”事变始，直面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意识，尤其是在国家民族遭遇外侮之时，这些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和学术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如何处世，又如何救国，这也是考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国家天下担当意识颇为便捷的方式。尽管小说在描写刻画人物形象（譬如殷智本）时略显面谱化，但在揭示留学生群体中所存在着的某些“阴暗面”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现实之坦率与勇敢，令人印象深刻。譬如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同为留法同学的裴玉卿当年如何觅友不得、直到归国依然待字闺中时，这样写道：
玉卿留法六年——与瑛一样——所认识的朋友不在少数，自己的美丽又不输于瑛，只是她朋友中没有像明辉那样的人！大概留学生，除了若干没出息的，一个“表面”总是有的，法语所谓Avoir du verais的便是。若论实学，如明辉的人，不是没有，却是难得。玉卿人很聪明，又极用功，自己根基一牢固，难免看不起那班浮华的公子哥儿，绣花枕头。因此耽误至今，尚是抱璞含真。84
这里的裴玉卿，简直就是《围城》中苏文纨的翻版。而文中从女留学生视角对于当时留学生群体毫不隐晦与客气的“认识”与针砭，虽与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中常见的从城市市民角度对于留洋学生的阿谀奉承或嘲讽戏谑或有相近之处，但却有这种类型的小说中所缺乏的相对客观、中和与诚实。而在写作及出版时间上，《双尾蝎》都要比《围城》略早。当年的中法大学，无论是女留学生人数、修习文学的人数还是以中国文学为博士论文课题的人数，在现代留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围城》中将苏文纨留学的学校，选定在里昂，除了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当年留学期间曾经到访过里昂之外，是否与《双尾蝎》、《棘心》这类留法学生的小说文本有关亦未可知。
《双尾蝎》中对于留学生的批评立场，在第二部分中得到了多方面表现。除了上述裴玉卿就择夫婿一事的心理展示外，小说中尚有多处。譬如袁瑛在向裴玉卿介绍余家煌时，有一段有关出洋与未出洋之间的比较说法，尽管有所偏激，但其中对留学生群体所持保留态度，在洋风盛行甚至于崇洋媚外的20世纪初期，不乏思想认识意义：
你以为一出洋，弄到了什么“硕士”、“博士”回来，就个个肚子里有东西吗？往往肚子里只有乱草！而且，这班仁兄仁姊，十之七八忘了自己的立场，几乎想不起自己是中国人，只知为留学国宣传，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请问有几个人能在留学国，或向留学国的人民，宣传中国文化呢？第一，此辈对于祖国的文化，自己不甚了了，叫他们宣传什么？第二，“游学”常是“学游”，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根本不肯用功，留学年数虽多，说不顺留学国的言语，写不通留学国的文章！何“士”之有？何“硕”何“博”之有？他们非汉非洋，不中不西，只能凭着一知半解，招摇撞骗，吃自己的饭，干他人的事，一辈子当准汉奸、当准亡国奴而已！有甚稀罕？85
这段话，出自袁瑛之口，而其如此性格，在小说第一部分中并没有展示过或留有铺垫；而听话者，则为裴玉卿。而裴玉卿并非是足未出洋的余家煌。袁瑛的这番慷慨陈词，说给同为留法同学的裴玉卿听，不免有点找错了对象。换言之，上述这段文字，叙事者不过是接袁瑛之口，对留学生群体以及国内一般对于留洋学生的盲目推崇的现象予以批评而已。86不过，如果将《围城》中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董斜川、褚慎明一帮英法留学生在沪上一家餐馆中的“雅聚”结合起来读，袁瑛的上述一番激愤之词，并非无的放矢。
与《围城》一样的是，《双尾蝎》亦构思完成于乱世。战争、国难构成了杨明辉、袁瑛这两位留学生伉俪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学术事业的背景，但最终将他们的幸福、理想毁灭的，并不是所谓的国难，而是结义兄弟的嫉妒与陷害。《双尾蝎》第二部分，以杨明辉、袁瑛夫妇的学成归国为时间线索，以殷智本阴险的报复陷害为故事线索，以杨明辉、袁瑛两人之间的爱情为情感线索来展开叙事，以袁瑛的死、杨明辉与袁瑛之家的破亡为结局，一方面描述了一个读来令人惊悚的世情人性片段，另一方面亦无可奈何地提出一个现实命题，那就是留学生们归国之后在中国土壤或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那些留洋名士的现实人生，为我们展示了留学生国内生活的一种命运的话，《围城》与《双尾蝎》中的方鸿渐、袁瑛、杨明辉等，则为我们展示了留学生国内生活的另一种现实：在看似风光体面背后的危机四伏。杨明辉、袁瑛的家庭悲剧，看似不过是出自杨明辉的交友不慎，以及殷智本穷凶极恶的阴险毒辣的报复诬陷，但同时也与杨明辉、袁瑛等人在中国近乎毫无抵抗力的现实生活能力有关。袁瑛的自尽，看似有一番临终前完整的心理展示，但这一方式本身，实在看不出他们在强调自由与独立、人权以及个人权利的法国，究竟还学习到了其他什么能够让他们坚强地面对现实压力挑战的东西。倘若自己的生存——主要是精神意义上和心理意义上的生存——都尚未真正解决，所谓救国又何从谈起呢？“九一八”之后上海英租界以及日租界的几次市民游行，以及最后的不了了之，实际上与担任其中之领导者的杨明辉这种不谙中国社会以及世道的海归派的“无能”不无关系。而杨明辉的个性以及归国之后的可能的命运，在方鸿渐身上得到了更为艺术化的描写表现。
其实，《双尾蝎》第二部分多次从不同侧面触及这一命题——袁瑛在裴玉卿面前就是否留洋就意味着知识、学问的一番慷慨陈词，已经表明叙事者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留学运动的反思。而有意思的是，《双尾蝎》的第三部分，则是以余家煌与裴玉卿这一中一洋之间的结合作为开篇，而具有莫大反讽意味的是，在法国获得巴黎大学优等成绩学成归国且秉性仁厚的杨明辉，竟然一变而成为上海滩上一个私携枪支、为妻复仇的“基督山伯爵”。手无缚鸡之力的杨明辉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留学生归国之后的水土不服，当然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人性的险恶，而这恰恰是留学生们学成归国之后可以有所作为的所在，遗憾的是至少从杨明辉、袁瑛夫妇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在此方面于社会改造应有之贡献。
《双尾蝎》第三部分以袁瑛之死、杨明辉失踪以及余家煌、裴玉卿结合开篇，似乎喻示着一个看似美满、理想的留学故事的悲剧性的结束，以及一个更具有生命力的土洋结合的爱情故事的开启，或者说再次印证了所谓“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令人意外的是，小说并没有如此安排，原以为熟悉本土生存法则的余家煌，竟然也惨遭毒手，未能幸免。反倒是原本书生意气、手无缚鸡之力的杨明辉，一转成为淞沪抗战时期市民团体反奸肃谍组织的领导人。而实际情况是，徐仲年此间竟然有与杨明辉颇为相近的经历：“我自己呢？受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之嘱托，……主持法文宣传与法语播音。”87而这段经历及见闻，无疑为杨明辉在妻亡之后的救国与锄奸，提供了情感基础和生活积累。而《双尾蝎》这样一部原本以留法学生的留学与归国生活为题材线索的小说，亦正式转入到国破家亡的抗战语境之中，而原本怀着学术事业之梦想的杨明辉、袁瑛夫妇，亦就此被拖进战争与个人恩怨的漩涡之中。
第三部分的淞沪抗战，无疑是同时期并不多见的正面描写上海市民团体积极支持抗战以及少部分国人的沦落投敌题材的小说。尽管《双尾蝎》在描写战争方面文学手法技巧稍显粗疏简略，但在展现历史真实、尤其是描写上海市民阶层与战争之反应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尤为突出者有三，一是士兵的英勇无畏；二是汉奸的叛国无耻；三是市民阶级的同仇敌忾。《双尾蝎》大概第一次将两个留学里昂的归国留学生，描写成为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对手：一个是爱国者，一个是叛国投敌者。而杨明辉放弃大学教授职位、投身于抗敌阵营，并最终投身于抗日义勇军，这一故事尽管属于小说之想象虚构，甚至亦因此而显生硬，但在国仇家恨的交叉叙事之中，亦有其自然的情感逻辑与思想逻辑。《双尾蝎》亦就此而成为一部走出了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局限的抗战叙事文本，这在抗战才刚刚展开的1937年是颇为难得的——《双尾蝎》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在1937年的10月即已完稿。
这里稍微展开一点，就《双尾蝎》中殷智本这一文学形象略述一二。为什么徐仲年要在留学生中塑造这么一个庸俗市侩、投机取巧、奸猾阴险而且背叛朋友和祖国的人物形象呢？这是否与徐仲年个人留法生活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呢？至少殷智本式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给徐仲年造成过某种创伤记忆，否则不至于在小说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描写不留任何余地，直至最终让其被一群恶犬撕咬而亡。这种几乎非要饮其血、食其肉式的刻骨仇恨，难道仅仅是因为国仇吗？显然不是。《双尾蝎》中杨明辉与殷智本之间的爱情与事业竞争，尤其是殷智本对于杨明辉的陷害，几乎到了毒辣疯狂地步。这是否影射了当年留法学生中某些不堪公之于众的事实呢？《围城》中钱锺书戏谑地揭示出留学生中混时间、混文凭、混教职的现象，是否仅仅只是个别现象呢？殷智本这一文学形象的出现，似乎是要说明《围城》中对于留学生群体中某些“阴暗面”的揭露还是颇有保留的。
无独有偶。《双尾蝎》中也提到了袁瑛和杨明辉的博士论文导师这位法国学者。令人震惊的是，袁瑛的博士论文导师，乃真名真姓。这位法国汉学家实际上就是徐仲年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而且，就是这位名叫古恒的汉学家——也曾一度为里昂中法大学的法方负责人之一——1935年去世之后一年，徐仲年在其1936年出版的《海外十年》一书中，对自己当年这位博士论文导师进行了毫不隐晦的指责。而在又一年之后的《双尾蝎》中，徐仲年再次提到了这位法国汉学家，语言亦毫不客气。徐仲年对待自己博士论文导师古恒的这种态度，让人对其《双尾蝎》中所出现的殷智本这一形象不能不抱有更多索隐之兴趣。当然，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殷智本毫无疑问是想象虚构的，但如果联想到古恒教授的“不幸”，又有谁能说殷智本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一原型的文学变形呢？88
作为一个虚构的文学文本，《双尾蝎》不同于《棘心》的地方，除了它基本上摆脱了《棘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主人公的心理情感变化为描述重点的单线叙事方式——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叙事模式——开始展示较为复杂的历史、社会与现实画卷，并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宏大的叙事图景。与同类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诉求为旨归的文本相比，《双尾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既与《棘心》中所强调维系的中华文化中的家庭人伦亲情不同，与《围城》中所揭示的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较为普遍的被抽空了实在内涵的世界主义及民族虚无主义更是有所差别。
四
如果在王韬、袁祖志以及苏雪林、徐仲年的法国叙事或海外叙事文本之间能够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对比分析的叙事结构，除了对其展开个案式的考察，还有一些专题讨论似乎亦可尝试。譬如，就文体语言而言，王韬、袁祖志的海外叙事，基本上尚未超出古代文学的诗文传统。尽管两人的海外叙事中已经大大扩展了这种传统的文体语言的空间与弹性，但并没有根本上摆脱或突破这一传统的边界极限。相比之下，苏雪林、徐仲年的上述两个文本，明显归属于现代文学尚处于塑构阶段的叙事传统，更关键的是，这种塑构阶段的叙事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将叙事者的主体意愿、情感、思想乃至立场批判等，融入叙事性的故事之中——在上述两个现代叙事文本中，叙事者的个人主体性都有程度不同但清晰确定的呈现。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在由王韬、袁祖志的晚清海外叙事与苏雪林、徐仲年的民初海外叙事之间找到或隐或现的关联性，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书写者个人主体性意识的鲜明突出。
与清末域外旅行者们以旅行经历及观光体验为中心的域外叙事模式相比，民初留学生们的域外叙事，基本上依托于他们的海外生活，当然其中亦不乏生动鲜活的文学想象。这种想象不仅指生活、人物、故事乃至叙事结构，还包括对于作为整体性的西方形象以及中西之间的关系形态。
表面上看，这两种叙述似乎都涉及对于人物行为的叙述，也就是当事人在域外世界的行动、生活经历的叙述，而其实并不尽然，其中都有相当部分叙述涉及叙事者的意愿，包括情感、思想乃至审美诸方面的意愿，也因此，两种叙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谓述行语言与述愿语言之间的拉扯纠缠。这两种叙述语言，都涉及叙事者与作为描写叙述对象的事物之间关系形态的认定，涉及叙述者试图通过叙述如何来确认或重构具有鲜明个人主体性及主观性的事物及世界认知。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并确认清末域外旅行者以及民初留学生们的海外叙事包括法国叙事中的历史的、时代的、个体的诸多秘而不宣的内涵，那些潜隐在文学性之中更深沉亦更复杂的文化隐喻：散漫零碎的异域形象、具有一定完整性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以及叙述者个人特殊的感受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而无论是在苏雪林的《棘心》还是在徐仲年的《双尾蝎》中，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法国作为一个形象的“在场”尽管在某些方面包括广度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总体上其客观性却被弱化了89，叙事者的叙述目的，也不再是斤斤计较于对域外世界原物原貌原形的复制，不再拘泥于那种再现式的对于异域世界的想象，而是更随意、更具有自主性及自由度、更具有创新性的生产性的想象——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完整性”，也正是借助于上述叙事努力，开始以一种别样的文学形象，呈现在民初留学生文学的书写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