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以本书选取的六位人物的全集、文集或民初杂志上的相关文章为主要研读文本，即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整理政治调和思想的含义及内容。其次，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宪政民主、自由、市民社会等理论分析工具，探讨政治调和思潮的内涵与价值。再次，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民初首次制宪会议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比较，政治调和思潮内部不同人物思想，政治调和思潮与当时激进的“全赢博弈”的比较，以及中西宪政民主转型中是否采取妥协调和的不同历史土壤的比较，从而试图揭示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特质，探寻其被历史放弃的原因。此外，还将政治学的理论分析工具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个人思想研究与思潮研究相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尝试在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上的思路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文本为切入点，综合运用以上多种具体研究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上，文章所用的民主、宪政、自由、市民社会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尤其是英美在宪政民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从发生学上说，的确可能在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尤其在中国，很多问题有自己的特性，西方的理论未见得能将民初政治中相关问题一一说清楚、说完备。但是有两点不可否认：第一，西方与中国同样都追求自由、宪政民主等普适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所选择的道路是多样的，即有所谓的多元的现代性。虽然多元的现代性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曰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紧张，但我们可以借鉴哲学上“家族类似”理论来缓解此种紧张，即总存在一些最基本的特征能为家族大部分成员所共同拥有，即使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能为家族所有成员所共享的。[42]就此意义而言，西方的概念可以价值必有其普适性的一面而在中国有一定的适用性。第二，以西方的理论工具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论述，至少给出了一种解释。而且从解释的维度来看，在西方理论话语强势主导而中国国内并没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的完备理论分析工具的现实前提下，这样的解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解释，可以为我们认清民初以至中国当今的政治问题提供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二 内容结构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和第一、二章，交代选题缘起，提出选取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作为研究对象，伸张其通过政治调和实现民主转型的观点；并交代民初宪政危机这一政治调和思潮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是第三章至第八章，着重于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内涵分析，综合分析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之要旨，并分别对六位思想代表人物的政治调和理论展开研究。第三部分是第九章和结语，探寻政治调和思潮被放弃的历史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妥协是民主的必由之路。
绪论交代本书的选题缘起与意义。首先，着重介绍本书以如何实现近现代中国民主转型为问题意识，提出了通过政治妥协/调和实现民主转型。并选择民初的政治调和思潮为研究对象，交代思潮的时代背景，梳理其理论内涵，分析其被历史放弃的原因。另介绍本书研究的意义。其次，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最后是对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的交代。
第一章民初宪政危机——政治调和思潮的时代背景，分析由于国民党与袁党之间一次次的不妥协使民初宪政曙光转瞬即逝。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调和思潮兴起并盛行，直至衰落。本书主要就这一过程中袁党与民党间的三次重大不妥协展开分析：“宋案”与“二次革命”是民初第一次重大不妥协，使宪政危机初露端倪；民初第一次制宪中的不妥协，是民初宪政出现深刻危机之征兆，本书主要通过对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与民初第一次制宪会议中会议代表的妥协倾向，会议组织的妥协氛围，以及所制宪法本身的妥协性进行分析比较，论证袁氏与民党间的不妥协导致首次制宪失败；袁氏称帝是第三次彻底不妥协的结果，由此助长激进主义兴起，表征着民初宪政深陷危机。
第二章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之要旨。民初政治调和派诸公往往以政治对抗力或离心力、向心力的原理作为政治调和含义的核心概念；力主从宪法、权力分立、两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等方面创设宪政制度，以橄榄型社会结构与市民社会培育发展为社会基础，进而从事政治社会的渐进改革；并且在其后作为精神支撑的是他们笃信而力倡的宽容品格，调和渐进的进化观以及英美传统的自由观等价值理念。这一系列价值理念、制度架构及社会基础，是民初政治调和派诸公对如何通过政治调和走向宪政民主所需的观念、制度、社会诸多方面条件的分析阐述，是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之要旨所在。
第三章至第八章，分别对章士钊、杜亚泉、梁启超、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的政治调和思想进行个别研究。第三章梳理章士钊的政治调和思想。章倡导宽容的政治调和品格，即“有容”、不好同恶异；力主“政力向背”论，即以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衡平原理制定调和宪法，确立现代政党政治，使国家走出治乱循环的暴力革命，走向和平改革的宪政民主道路；提出“调和立国”论，以相抵相让实现政治调和，并针对民初现实而为政治调和之养成作出努力，从而为实现宪政民主奠定基础。第四章分析杜亚泉的政治调和思想。杜以接续主义与调节之道阐释其政治调和思想，基于接续与调节理论而主张以保守与进步两党推动政治调和的进行；指出欧洲所具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分殊对抗，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及其背后思想多元调和的精神理念，是政治调和与实现宪政民主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独创性地分析了中国中间阶级因异化而形成“游民阶级”与“游民文化”；反对以武力去除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力倡以和平稳健的渐进改革之路建立宪政民主。第五章梳理梁启超的政治调和思想。梁以“政治上之对抗力”理论为核心，主张通过培养壮大“政治上之对抗力”，以实现政治由专制向宪政的演进；深刻探讨了民初政体改革上之调和，解析调和之宪法与调和之国会，使国会与政府形成对抗调和之势；并深刻地指出“革命复产革命”，力倡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温和稳健的渐进改革，包括发展教育和实业，提高国民的宽容精神、法治与自治精神等。第六章分析张东荪的政治调和思想。张借鉴了梁启超与章士钊的政治调和理论，从政治对抗力（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角度来阐释其政治调和之义，区分调和类型；指出政治对抗力赖以形成的一般原则主要是非暴力革命的长期渐进改革，以及通过法治尤其是宪法以限制政府权力；不仅极有先见地提出了国家社会二分，以促使社会自由竞争发展，而且主张自治与具有自治精神之联邦，为政治调和提供所必需之社会基础。第七章梳理李大钊的政治调和思想。李大钊的政治调和思想不仅在于对“政治对抗力”“离心力与向心力”的阐释，以及提出调和之美、空间调和等扩充调和含义，更在于对“调和法则”与“伪调和”的深入解析；极具洞见地指出两让两存、直接之调和才是真调和，自毁、间接之调和是伪调和，同时对当时缓进派的伪调和进行剖析批判；与两让两存的政治调和含义相对应，倡导调和的宪法与调和的政党，以有助于创建现代宪政。第八章梳理李剑农的政治调和思想。李剑农认为调和之本义为新旧蜕嬗、群体进化之象，亦即所谓合理之调和；指出民初缓急二派之新者互不相让反而使旧者得渔翁之利，实非调和本义；提出以宪法形式范围并容纳各势力使各得其所，主要包括以健全之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保障实现的“真立宪”，与减少国家干涉、削弱中央集权以给予国民个体及地方自然发展之“真秩序”，并且“真秩序”与“真立宪”由调和相贯通，都必经历一个长期渐进之过程始能为功。
第九章一个被历史放弃的选择——以“全赢博弈”审视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第一节论述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由盛而衰的过程，盛行主要表现于相关杂志上的热议；言论阵地的丧失与思潮内部成员思想的分化表征着思潮的衰微。二三两节着重探析思潮被放弃的历史原因。本书援用邹谠先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政治特征“全赢博弈”模式作为参照系展开分析。邹谠说：“中国精英之间不断出现的权力斗争，无论涉及最高权力或次一级权力，总是与一方全赢而/或一方全输相联系。这不仅是中共党内精英政治的特征，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特征。”[43]本书以此模式审视民初政治调和思潮，分析其衰落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相对“全赢博弈”而言，政治调和思潮具有多元中庸的温和特质而相当于某种“妥协博弈”。“妥协博弈”之温和不敌“全赢博弈”之激进，政治调和思潮遂被愈趋激进化的时代弃之一旁。其表征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由渐进改革而为激进革命，自由主义发生由英美传统而法俄传统的转向。另一方面，政治激进主义的时代潮流——“全赢博弈”——有其生发的历史土壤。正是这一历史土壤拒斥了政治调和。比较而言，英美由妥协而成功完成民主转型有其特殊的历史土壤。英国有封建多元的政治社会结构与传统，相应的有着有限王权、多元秩序与法治的传统。美国亦继承了英国的权力有限多元与法治的政治传统。而民初的历史土壤遗存了中国大一统帝制结构的政治传统，表现为专制、强王权、一元秩序等特征，以及相应的一元论思想与人治传统。同时，英美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市民社会。而民初的东方农民社会是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广受国家干涉且以农民与小农经济为主。英美的这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不仅孕育出妥协精神，而且易于形成政治均势以促成妥协。民初具有的与英美适成相反的历史土壤孕育的却是激进的“全赢博弈”而拒斥妥协。
结语“妥协是民主的必由之路”。本书肯定民初政治调和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唯有通过妥协才能跳出民初的“全赢博弈”模式，实现民主的成功转型。
[1] 〔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第165页。
[2]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0页。
[3] 章士钊称“英之大家莫烈，且专著一书，名曰《调和》。十七世纪以还，欧洲所有政治运动，殆可以此二字尽之”，章在注释中注明Jhon Viscount Morley所著曰On Compromise。参见章士钊《政力向背论》（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三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第206页。另外章在引用严复译的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一段话作为“调和精要”时，曾注释说，斯宾塞书的原文中“本明著调和字样，严译以他字代之”，此处所谓“调和字样”，即“Compromise”。这段英文是：It can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alike in institutions，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zes English life，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严译的他字是“得半”。参见章士钊《调和立国论上》（1914年11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三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第276页。根据朗文字典的解释，Compromise的意思是：to settle an argument of differences of opinion by taking a middle course acceptable to all sides。即采取一个为各方接受的中间路线以解决意见不合和争论。通过章的调和引文的中英文对照及对比英文Compromise的含义，可确定民初Compromise的中译“调和”，即今天翻译的“妥协”。
[4] 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258页。
[5] 《庸言》（半月刊）初由梁启超主编，后由吴贯因接任。
[6] 以下是1912～1919年间为调和派诸公主撰的主要杂志及其创办时间：《庸言》（半月刊1912.12～1914.6），《大中华》杂志（1915.1～1916.12），《民立报》（1912.1～1912.8），《独立周报》（1912.8～1913.2），《甲寅》月刊（1914.5～1915.10），《甲寅》日刊（1917.1～1917.9），《正谊》（1914.1～1915.6），《中华杂志》（1914.4～1915.1），《解放与改造》（1919），《言治》月刊（1913.3），《言治》季刊（1917.4～1918.7），《民彝》（1915.12），《晨钟报》（1916.8），《宪法公言》（1916.10），《太平洋》杂志（1917.3）。
[7] 参考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7页。
[8]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存》序。参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5页。
[9]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3页。
[10]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292～293页。
[11] 高瑞泉指出近代中国形成了多种思潮，哲学上有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政治上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上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1页。
[12]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2页。
[13]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
[14] 华东师范大学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室研究方向的介绍。http：//www.ecnu.edu.cn/HSD/hsd100.htm.
[15] 参见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
[16]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204页。
[17]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03页。
[18] 〔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晓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2页。
[19] 高力克：《民初调和思潮述论》，《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20] 万斌、罗维：《论政治妥协》，《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21] 龙太江：《论政治妥协——以价值为中心的分析》，武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22]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83～190页。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存》序，载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3]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4]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第185页。
[25] 郭世佑：《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文史哲》2004年04期。闾小波：《柏克与梁启超：革命年代的智者》，《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26]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7]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存》序，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8] 钟华：《杜亚泉文化思想初探——兼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刘黎红：《“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伏炎安：《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2期，2005年4月。滕峰丽：《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中州学刊》2006年3月第3期（总第153期）。刘黎红：《天演的法则：章士钊、杜亚泉论“新旧调和”》，《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7月第24卷第4期。
[29]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0]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1]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87页。
[32] 李华兴：《从传播欧洲思想到回归传统文化——〈甲寅〉时期章士钊思想研究》，《史林》1996年第1期。浮新才：《章士钊〈甲寅〉（月刊）时期政论研究——以调和论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4卷第3期。
[33]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第188页。
[34]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第335～341页。
[35] 王敏、张继良：《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6卷第1期，2003年1月。
[36] 张宝明：《“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王国宝、张敏：《试论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载《兰台世界》2007年第3期。
[37]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第345～347页。
[38] 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9] 〔韩〕吴炳守：《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8页。栾亚丽、宋严：《张东荪民主思想探微》，《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周石峰：《趋同与离异：张东荪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第3期，2004年9月。
[40]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340～341页。
[41] 邓丽兰、王红霞：《法政学者的宪政诉求——略论〈太平洋〉派学人的宪政思想（1917-1925）》，《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萧致治：《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6卷第1期，2003年1月。
[42] 现代性上的“家族类似”观点，参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序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第5页。
[43]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5章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