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初宪政危机

——政治调和思潮的时代背景

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唐德刚

自从1840年古老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后到全新的中华民国初建，逐渐受到来自西方的几乎全方位的冲击，由起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西方器具技艺的学习，发展到以民主政治为主的制度层面，以致文化精神层面的由表层而至深层的不断对照与学习，是众所周知的。尤其到了民初，经过清末的预备立宪，各政治势力之间在须建立宪政民主这一点上没有疑义，民初的宪政建设似乎已然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而且由于西方势力的逐步侵入与威胁，中国步入宪政民主亦迫在眉睫。第一次制宪国会召开在即，一切似乎都是千载难逢的建立宪政的绝佳时机。但是由于“宋案”（宋教仁被刺杀）的发生，使得中国宪政之路出现了不祥的转机，预示了宪政危机的出现。之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与国民党主导的国会第一次制宪，则兆示了民初深刻的宪政危机。而之后袁世凯称帝与激进主义的兴起则正式宣告了民初宪政的失败。所以，正如绪论中所提到的，政治调和思潮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1895年以来面对政治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以及两种危机互动所作的回应的延续，更是一种在民初宪政试验出现危机以至终为败局之后的反思性回应。

固然政治调和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大而言之，有当时宪政民主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国际背景影响的因素；小而言之，有当时个别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理解与阐扬的作用。但思潮与民初政治现实的互动是其中最为紧要的，而民初政治现实就是宪政民主实验出现了重大危机。故而本书以民初宪政危机初现到深陷作为政治调和思潮的时代背景展开讨论。同样民初宪政危机的生发固然是多方面原因之共同作用造成，但在笔者看来，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与袁党的互不妥协所致，所以把论述的视角置于二者间不妥协的事实之上。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可谓一政治妥协之举，之后国民党又转而企图利用其主导的议会制宪，以一部宪法来约束袁氏，这似乎是国民党人的一次不可错失的反击机会。加之“宋案”直接导致的国民党对袁氏的不信任和仇视，于是激起孙中山领导国民党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以武力与袁氏对抗，结局却是失败。民初第一次制宪中，国民党以不再向袁氏妥协的强硬姿态来完成，结果成就的还是失败。而议会至上的宪法是袁氏断不能接受的，国民党的行为传达之不妥协信号，激起了袁氏动用武力压制国民党与解散议会的不妥协的政治举措，哪怕袁氏本是个重实利而不至于决不妥协的人。袁氏所为又由一不妥协而再不妥协，直到最后称帝。激进主义也应运而生，将民国初建时较为兴盛的妥协调和呼声渐渐压住。民初政局中此关键二派，皆不懂妥协，不可避免地阻挡了中国迈向宪政之路，并将之推入危机之中。政治调和思潮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盛行（尤其以章士钊在1914年完整地提出的政治调和思想为标志），但不久又急转直下。一次又一次的不妥协致使民初宪政陷入危机，这既是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时代背景，又是通过政治调和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反面证明。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这一本有调和余地却一步步走向不妥协的时代背景，简言之，国民党与袁党之间的“宋案”与“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重大不妥协，使宪政危机初露端倪；第一次制宪会议失败是第二次重大不妥协，是民初宪政出现深刻危机之征兆；袁氏称帝是彻底不妥协的结果，由此助长了激进主义兴起，是民初宪政失败之表征。故而下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作为民初政治调和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