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一 问题意识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初创的中华民国开始了富有活力的宪政试验阶段，古老中华帝国由此迈出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一步。然而，宪政的曙光转瞬即逝，民国的民主转型旋即流产。民初的民主试验何以失败？本书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民初宪政危机中政治调和思潮的探讨，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妥协是政治的灵魂。”[1]阿克顿勋爵如是说。我们考察英美宪政民主的转型，不难发现其成功的钥匙正是妥协。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光荣革命”堪称妥协的典范，前者是国王与贵族，后者是国王、贵族以及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并签订协议，英国宪政的基础由妥协而奠定。且之后英国宪政上的调整变化，如1832年开始的选举改革，1911年的《议会法》，1949年的新《议会法》等，都是以妥协的方式得以实现。可以说，英国近代以来的政治都是通过妥协而向前迈进，其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即以妥协的方式实现政治上的不断完善。正如汤因比所说：“英国顺利地在旧瓶里装进了新酒，还不至于引起旧瓶爆炸”，这“可以说是一种宪法方面的胜利，这种胜利应该当作是一种惊人的技艺”。[2]汤氏此处所谓的“技艺”显然是指“妥协”。
美国宪政的成功是又一个妥协的范例。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个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所规定的妥协的机制；从美国宪政发展过程来看，许多关键性的、重大而艰难的问题往往通过妥协而得以解决。一部看似短短的美国史，充满着“康涅狄格妥协案”（“大妥协”）及“五分之三妥协”“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1850年大妥协”等字眼。英美的成功经验是：宪政是妥协的艺术，只有通过妥协才能走向宪政民主。
民国初年，改革者重组政党，筹建议会、宪法、总统、内阁等在内的一整套西方式现代政治制度，宪政民主建设可谓蓄势待发，似乎近在咫尺而唾手可得。然而，从袁党的刺杀宋教仁到国民党的“二次革命”，直至袁世凯的独裁称帝，未满四年就宣告了民主试验的流产，民初宪政深陷危机之中。民国宪政危机是国民党与袁氏所代表的新旧两派激烈对抗的结果。这与英美的妥协恰恰相反，二者宪政失败与成功的结局亦适成相反。西方的成功经验与民初的失败教训都说明妥协是通向宪政民主殿堂大门的钥匙，妥协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宪政。难能可贵的是，民初已有思想家认识到妥协之于宪政的价值。章士钊、梁启超、杜亚泉等一批知识分子纷纷在政治改革上呼吁调和，形成了一股政治调和思潮。此“调和”对应的英文当为“Compromise”，今译“妥协”。[3]
调和思想可谓民初知识分子对自1895年以来面对政治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所作回应的延续。不仅如此，这还是在宪政危机中出现的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反思性回应。为了与文化上的调和相区分，本书以“政治调和”概念特指政治上的调和思想。民初政治调和派诸公结合中西经验对民初如何实现民主转型问题的不懈求索，深刻表达了以妥协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是民初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政治调和主张在民初思想界一度盛行，蔚为思潮，但最终昙花一现。本书选取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总结民初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
二 论域选择
史华慈先生曾提出思想史的研究一是要有“关切”，即问题意识，二是要有“议题”，即由问题所引发的焦点争论。如果光有关切而无议题，不过是“倾诉”；相反光有议题而无关切，则不过是“戏论”。[4]本书在如何实现民初宪政民主转型的问题意识下，认为妥协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而将民初政治调和思潮作为研究对象，接着需要交代围绕此而展开的议题，即有关论域的选择。本书具体研究聚焦为三个方面的议题：一、民初调和派诸公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他们的政治调和思想的？即当时的宪政民主转型处于何种状况？本书以为时处宪政危机之中。这一时代背景的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政治调和之于民主转型的价值。二、民初调和派诸公如何阐发其政治调和思想？他们如何理解调和（妥协），如何探讨通过妥协实现民主转型的问题？他们关注了哪些方面，提出了哪些见解？这就需要对民初政治调和思潮本身的思想内涵进行梳理，亦是对民初先贤所阐发的调和政治智慧的整理与发掘。三、为什么民初政治调和思潮最终衰落而成为一个被历史放弃的选择？这需要探寻政治调和思潮衰落的历史原因。本书将从问题意识出发，围绕这三个议题展开分析。
具体而言，第一，对作为政治调和思潮时代背景的民初宪政逐渐陷入危机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说明民初宪政陷入危机主要由袁氏与民党间的三次重大不妥协而造成：民初“宋案”与“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重大不妥协；民初第一次制宪失败是第二次重大不妥协；袁氏称帝是第三次彻底不妥协的结果，由此助长了激进主义兴起并表征着宪政试验的失败。其间本书选择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与民国首次制宪会议的经历进行比较，指出妥协与否是其成败与否的关键。
第二，对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思想内涵作一梳理，并选取章士钊、杜亚泉、梁启超、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六位人物作为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思想代表，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调和思想分别作一详细解析。这是本书的大部，主要以调和派诸公关于民初何以通过妥协实现宪政民主的问题为主轴，以其相关“文本”为着力点，展开分析梳理。
出于研究的需要，在此必须先交代清楚研究时间段的问题。书中涉及的六位代表人物的政治调和思想，并非其思想的全貌，而是抽取民初其思想中关于政治调和的部分，这一“民初”时间段大体上被限定于1911～1920年之间，即以民元为起始点，以五四运动后调和思潮衰微为终点。总共大约是民国的最初九年。在这九年中，政治调和思潮由盛而衰，也是六位思潮代表人物政治调和思想主张最为活跃的时期。之所以选择这六位作为研究的对象，除了在民初他们大力主张政治调和，以温和渐进的改革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之外，还在于他们在当时都是积极参与杂志的创办和撰稿并活跃于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创办《庸言》并任主编[5]，后创办《大中华》杂志。章士钊是《民立报》主笔，创办《独立周报》、《甲寅》月刊、《甲寅》日刊。杜亚泉自1911年任《东方杂志》主编，在此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张东荪参与创办《正谊》和《中华杂志》，不仅是《庸言》主要撰稿人之一，也是《甲寅》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主笔《时事新报》并创副刊《学灯》，1919年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李大钊编辑《言治》月刊以及《言治》季刊，主编《民彝》和《晨钟报》，创办《宪法公言》，同时是《甲寅》的主笔，也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文章。李剑农在1916年担任《中华新报》编辑，之后创办《太平洋》杂志，也曾在《甲寅》上发表文章。[6]他们的政治调和思想较为典型，对其展开研究可以揭示出政治调和思潮所蕴涵的政治智慧。这六位还有一个特点，大多可归于甲寅派，章士钊、李大钊、张东荪、李剑农都曾是《甲寅》的撰稿人，且后三位深受章士钊《甲寅》杂志为重镇的政治调和思想的影响。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和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对于政治调和思潮的兴盛亦举足轻重。
第三，调和思想之于宪政民主的价值此等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却遭遇了被历史放弃的命运。为什么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由盛而衰？为什么民初最终没有采取政治调和而走向宪政民主道路？为什么民初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了政治调和思想？为什么民初的政要没有选择走妥协调和的道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找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在失败中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书将简要梳理政治调和思潮在民初由盛而衰的过程，并重点探寻思潮衰落的历史原因。本书尝试鉴取邹谠先生提出的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特征的“全赢博弈”模式（简称为“全赢博弈”）概念作为分析的视角与工具，通过对“全赢博弈”与政治调和思潮之激进与温和的特质比较，以及适宜前者生长而拒斥后者移植的历史土壤的分析，以探寻民初政治调和思潮衰落的历史原因。
三 研究意义
余英时曾将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描绘为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费正清则称之为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7]一般认为，1895年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受到空前的政治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且随着多次改革的失败，通过革命“彻底解决”中国一揽子问题的激进思想愈演愈烈。因为正如王元化先生指出的，似乎每次失败都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8]，从而导致近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一路高扬”。[9]根据张灏的分析，1895年之前至19世纪中叶只有改革与保守的争论，之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与革命两股思潮，清末两者一度呈现双流并进的局面，至民初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激化现象相当普遍，革命思潮成了主流[10]，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几乎成了革命历史的书写。
其实，在主流的激进革命思想之外还有其他思想类型，尤其是其反面的温和渐进的改革思想，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近现代一幅完整的思想史图景。[11]美国汉学家墨子刻曾提出“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与“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的分析构架，强调渐进改良与激烈革命的区别。台湾学者黄克武进一步对之做了阐释，提出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与文化修改的辩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光谱，这光谱的两端分别强调激烈变革与渐进革新，正好对应转化与调适的不同思想类型。[12]“转化类型”主张以一套高远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世界，以达到拔本塞源的目的；“调适类型”则以为不可只看理想而不顾现实，主张小规模的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改革，并反对不切实际的全面变革。[13]调适与转化两股思潮在民初一度此消彼长，但由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革命范式”的影响使得调适思想被边缘化而成为主流思想史之外被遮蔽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史背景下，深入研究和重新定位主张走温和渐进的改良之路，以妥协的路径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政治调和思潮，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
同时，将政治调和作为近代一个政治思潮来研究，也凸显其思想史中思潮研究意义。在华东师范大学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室研究方向的介绍中，有一段关于思潮研究意义的话，可引以为证：“思潮的研究对于深入地把握一定时期社会的特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理解思想的变动和社会的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从宏观上把握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4]尤其在五四时期，经古今中西碰撞之后各种思潮应运而生，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丰富局面，整理当时的思潮即是鉴取历史的思想遗产。另外，本文选取的六位思想代表中，关于李剑农的政治调和思想的研究属于填补空白，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还尚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
民主是中国现代化中极其重要之内容，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尤为重要。不仅作为宪政母国与宪政典型的英美是通过妥协而走向宪政民主，20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宪政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亦是妥协。在毫无妥协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后佛朗哥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西班牙的左右两派互相趋近，终于走向温和的妥协，从而成功踏入宪政民主正轨。[15]这亦被亨廷顿称为是政府和反对派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16]亨廷顿在考察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时指出：“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17]不管是内生性的英美宪政民主，还是外源性的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第三波民主转型都表明妥协/调和是宪政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意即政治调和作为一种妥协宽容的政治智慧，是宪政民主的精神理念，更是确立与实行宪政民主的最佳方式和现实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姿态积极迎接外来挑战，实行“改革开放”，改革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多方面因素，以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的世界大潮，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又一次历史巨变，加之改革以来出现的矛盾和困境，引发了思想界对中国发展方式、发展途径的深层思考。选取民初的这个时间段，正是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1920）的后半段，作为中国宪政民主的创始阶段，它既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试验时代，又是一个民主流产的“共和幻象”时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各种艰难曲折的原初经验都蕴涵其中。妥协，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现象，更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正如布莱克所言：“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各种争辩、斗争和妥协构成了现代化的特征。”[18]所以，笔者对政治调和思潮的研究更是出于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关注。政治调和具有的恒久思想价值不容忽视，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迎接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挑战的今天，以妥协的温和渐进改革达致民主，重新被认可。回顾民初宪政危机中的政治调和思潮，以调和的视角重新解读民初那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调和”这种政治智慧，把握民主的精神内核，也为中国现代进行中的民主转型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