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FDT）可追溯到Gurley和Shaw（1955，1956，1957，1960）[32-35]的开创新研究成果，并在Goldsmith（1969）[36]，Shaw（1973）[37]和McKinnon（1973）[38]对高增长经济体与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说明后正式形成。自金融发展理论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不仅需要回答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如Diamond, 1984[43]；Bencivenga & Smith, 1991[44]；Boot & Thakor, 1997[45]；Greenwood & Smith, 1997[46]；Levine, 1997[40]；Ergungor, 2010[47]等），更迫切需要阐释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开出金融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症“药方”，由此逐渐形成了金融发展观（Gurley & Shaw）、金融结构论（Goldsmith）、金融抑制论（McKinnon）、金融约束论（Hellmann，Murdock & Stiglitz）、金融功能观（Merton；Bodie；Levine）与金融排斥论（Leyshon）等代表性理论。
一、金融发展观和金融结构论
1．金融发展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别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金融市场越活跃（Demirgüç-Kunt & Levine, 2004）[48]。但在早期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无论是哈罗德-多马（Harrod, 1939[49]；Domar, 1946[50]）模型还是Solow（1956）[51]模型都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即都未能体现货币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Gurley & Shaw（1955）[32]对传统研究文献只关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产出和收入问题却忽视金融发展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Gurley & Shaw（1995）[32]在分析了储蓄和投资机构的可贷资金流分散化、金融债权多元化及其价格变化等渠道在收入、支出和储蓄、投资及财富积累中产生的作用后，提出了“金融发展观”，认为金融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Gurley & Shaw, 1956）[33]，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实体经济（物品）发展，还应该包括金融服务的发展。
Gurley和Shaw（1960）[35]开创性地提出涵盖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在内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他们认为“货币是金融资产之一，货币金融理论应该面对多元化的金融资产；虽然商业银行是创造活期存款的唯一机构，但其他金融机构也能创造某些独特的金融债权并进行信用创造，因而金融政策不能仅依靠控制货币的政策。影响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应该包括货币政策、债务管理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政策”（陈野华，2001）[52]。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只有不断发展和丰富金融技术、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及金融机构的层次，才能引致储蓄并通过投资收益率的高低来有效配置资源。正是洞见到金融中介和金融体系具有通过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53]主张在金融服务需求产生之前就率先发展金融，即在经济发展早期的金融服务供给应领先于经济主体金融需求的“供给领先型”（Supply Leading）金融发展策略；在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随经济增长而产生并促进金融体系发展后，Robinson（1952）[27]的“企业引导金融追随”或“需求追随型”（Demand Following）金融发展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周俊，2009）[54]。
2．金融结构论
区别于从整体上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方法，Goldsmith（1969）[36]开创性地从金融结构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对35个国家近100年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和统计分析，不仅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优化的理论观点，指出金融理论研究就是要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还阐明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他对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金融中介率、金融机构发行需求的收入弹性、变异系数等衡量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进行研究后发现，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呈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总量和人均实际收入及财富的增加，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增大，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快速发展的时期，并据此得出了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结论，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
1．金融抑制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及资本边际效率”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开出了“低利率、扩大政府开支的赤字财政以推动投资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抗衰退“药方”。与凯恩斯主义不同，McKinnon（1973）[38]和Shaw（1973）[37]等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并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论和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主张。
McKinnon（1973）[38]认为，新古典学派货币理论中的诸多假设条件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例如，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但欠发达国家市场分割很严重，新古典学派货币理论中政府的实际货币余额与实物资本的替代关系也不适用于有分割特性的欠发达经济体。Shaw（1973）[37]则否定了新古典学派货币理论的“货币财富观”，认为实际货币不应该被视为社会财富，其增长也不应被视为社会收入，“货币是一种节省寻市议价过程中实物财富与人力消耗的支付工具”。他认为新古典学派货币理论只能在长期内适用于发达经济体，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滞后”性，其市场机制是不健全的，即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不发达且被严重分割，信息流通不顺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规金融机构专业化水平和金融制度保障水平均较低。因此，提升金融中介的服务质量对提高投资效率至关重要（Hellmann et al.，1997）[39]。
McKinnon（1973）[38]和Shaw（1973）[37]认为，反映储蓄收益的实际利率才是实现较高投资水平和高投资效率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过程中潜在的投资机会很多，但普遍存在“利率管制、高储蓄率、信贷管制及对金融中介的各种歧视性负担”等金融抑制问题，导致经济发展所需的储蓄严重不足。McKinnon（1973）[38]和Shaw（1973）[37]认为，强制金融机构较低的甚至是负实际利率的金融抑制会降低私人储蓄，限制资源对金融资本积累的有效性，而金融自由化可刺激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并降低对外资流入的过度依赖（Demirgüç-Kunt & Detragiache, 1998）[55]。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即政府应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提高利率并降低通货膨胀率，全面废止利率上限，从而使投资增加并提高投资效率。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深化发展产生的收入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发展（Shaw, 1973）[37]。尽管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但他们认为也可用于指导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改革。
根据金融自由化理论逻辑得出的预期前景非常美好，很快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理论圭臬，甚至受到在“经济大萧条”后严格管制金融业的发达经济体的追捧，在全球掀起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去管制”浪潮。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论遭受了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挑战（Demirgüç-Kunt & Detragiache, 1998）[55]。例如，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放松金融管制后，很快就暴露出其银行业的脆弱性问题，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崩溃问题更一度使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改革前景陷入质疑和渺茫之中（Diaz-Alejandro, 1985）[56]。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出现一系列问题并招致批判后，McKinnon（1991）[57]对金融自由化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控制通货膨胀和财政支出、保持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一致等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总结欠发达国家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McKinnon（1993）[58]指出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应该遵循“先财政、后货币，最后是外贸和汇率改革”的“先对内、后对外”的先后秩序原则。除了主张与金融深化同步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外，改良后的渐进式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核心政策主张是：解除金融业管制，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并实行利率自由化（或市场化）；削弱少数专业化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时所处的垄断地位，变专业银行为全能银行，并成立新银行以鼓励金融业进行公平竞争；增加期限较长、利率较高和数量较大的贷款以推动技术进步；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将场外金融市场融合到有组织的正规金融市场中；减少人为分割，逐步扩大企业外部融资的比例，动员更多的闲置资金运用于生产性投资（向文华，2005）[59]。
2．金融约束论
针对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监管不力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Stiglitz（1993）[60]指出，标准的竞争市场效率理论以信息完全为前提条件，但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完全是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创新导致的金融复杂性及市场失灵（如市场崩溃和金融危机）决定了政府不能放任金融市场完全地自由竞争。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不仅有助于金融市场更好地运行，也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他们主张政府应确定监管范围和监管标准，并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
尽管同McKinnon（1973）[38]和Shaw（1973）[37]分析的基本问题一样(1)，也赞同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但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的金融约束论（Financial Restraint）在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的相关理论上却与McKinnon（1973）[38]和Shaw（1973）[37]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理论截然相反。Hellmann et al.（1996）[61]的模型中指出，当金融自由化允许竞争性市场进入时，银行新设的分支机构并不能达到最佳状态（次优均衡），而且竞争条件下收益的非垄断性，也使政府很难单纯通过以补贴弥补新设分支机构部分固定成本的做法来诱导银行有效进入新市场，从而难以推动金融深化发展。但如果政府为首先设立分支机构进入市场的银行提供类似专利保护的金融约束，即利用市场进入管制形成的排他性保障银行因利率管制形成的较高存贷款利差（创造租金），或者采用租金与补贴相结合的方式，那么金融约束政策创造的特许权价值（即租金作为银行扩张存款基础的激励）可以诱导银行进入新市场，从而扩展正式金融中介的范围。相应地，银行更有效地也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其提供贷款的企业，并管理贷款资产组合的风险。此外，政府通过贷款利率控制向生产部门转移部分租金，而且较低的贷款利率可以减少贷款市场的代理问题，从而降低贷款违约风险。如果其他国家政府能和东亚国家一样，即通过金融约束辅以直接贷款政策推动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可提供比竞争性市场更强的金融深化激励（Hellmann et al.，1997[39]，1998[62]）。
因此，金融约束论认为对存款利率（上限）进行控制并约束市场竞争，不仅可为金融市场创造特许权价值，减少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而且控制贷款利率（下限）和竞争约束还可以降低贷款市场的道德风险，从而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通过市场准入管制和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等措施可创造寻租机会，从而诱导金融机构开拓新市场（如银行设立新分支机构），对市场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间的租金分配，从而调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这样既可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可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在金融抑制状态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府并不能创造租金，但能很容易地利用高通货膨胀进行租金抽取，将财富从私人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转移至政府手中。如果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政府则可为私人部门创造寻租机会，从而诱导产出比金融抑制或自由放任的政策更能有效地推动金融深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在市场准入管制下的金融机构对存贷款利率管制形成的利差竞争，可以比放任自由金融市场体系更能高效地推进金融深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Hellmann et al.（1997）[39]也承认最优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很难保证。这些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低通货膨胀率和正的实际利率，以及政府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很少的干预甚至不干预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握不好金融约束的度，则金融约束很容易转变为金融抑制。
三、金融功能观与金融排斥论
1．金融功能观
金融功能（Financial Function）是指金融系统在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中的职能或作用。自金融发展理论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领域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如在方法论上不仅借助规范的数理模型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严格论证，也通过现代计量经济等经验方法检验金融发展理论（如Kapur, 1976[63]；Galbis, 1977[64]；Fry, 1978[65]，1980[66]；Mathieson, 1980[67]；King & Levine, 1993a[1]，1993b[2]；Levine & Zervos, 1998[68]；Beck & Levine, 2004[69]；Rousseau & Wachtel, 2011[70]等），这些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将金融部门视为与实体经济部门不同的二分法来研究金融中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Merton（1995）[71]却认为面对市场竞争，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重要，因为金融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等会随时间推移和地域范围的变化而变化，而在这一方面金融功能要比金融机构稳定得多，所以与其为既有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制度结构优化，不如推动制度结构变化促使金融体系向功能更高效的方向演进。因此，金融功能观为寻求让金融体系发挥最优功能的制度结构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Levine（1997）[40]则认为，金融功能研究方法应突出强调金融部门的价值增加(2)，并将金融体系视为实体部门，从而将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下。
理论界关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金融功能可回溯到关于货币职能的研究（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交易媒介等）。Bagehot（1873）[72]很早就认识到金融体系在英国经济大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可动员资本），Schumpeter（1912）[31]研究指出，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识别可能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的企业并为其融资，从而推动技术创新不断发展。诸如此类的金融功能观点散见于各种研究文献中，金融功能的系统研究要归功于Merton（1995）[71]，Merton & Bodie（1995）[73]和Levine（1997）[40]等人。Merton & Bodie（1995）[73]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六大核心功能：①为商品和服务交易提供支付结算功能。②为大型企业投资提供融资、汇聚资金的功能。③为跨期、跨区域和跨产业进行经济资源转移提供方法。④为管理不确定性和风险提供方法。⑤为分散决策的不同经济部门协调提供价格信息。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等。Levine（1997）[40]赞同Merton & Bodie（1995）[73]对“在金融体系降低不确定环境下，跨时间和跨空间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这一主要职能的论述，并将其分解为五种基本功能：①便利交易、套期保值（对冲）、分散和汇聚风险。②配置资源。③监督管理者和实施公司控制。④动员储蓄。⑤便利商品和服务交易。白钦先和谭庆华（2006）[4]则认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功能的变化是由基础功能向核心功能、扩展功能和衍生职能不断扩展和提升的演化过程。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交易、兑换、结算和保管的服务功能，以及进行简单资金融通的中介功能，这些都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功能。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动员储蓄和选择项目进行资源配置，其中动员储蓄可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而选择项目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金融体系的扩展功能包括经济调节和风险规避。另外，为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金融体系还逐渐发展出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和财富再分配等衍生职能。
尽管研究视角各异，并且对金融功能的理解和表述也各不相同，但已有研究文献大多围绕如何推动资本积累及如何推进技术创新这两个核心主题展开，以揭示金融功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真相。在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如Romer, 1986[74]；Lucas, 1988[28]；Rebelo, 1991[75]等）中，金融功能通过作用于资本形成率影响稳态增长，金融体系通过改变储蓄率或对不同资本生产技术进行储蓄再配置影响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如Romer, 1990[76]；Grossman & Helpman, 1991[77]；Aghion & Howitt, 1992[78]）中，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创新率影响稳态增长（Levine, 1997）[40]。在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银行可通过增加高收益、非流动性资产的投资加速增长（Bencivenga & Smith, 1991）[44]。因此，金融体系既有助于风险分散，也能加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King & Levine, 1993b）[2]。
2．金融排斥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主要从金融深化角度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如Demirgüç-Kunt et al.，2008[79]；李猛，2008[80]；邵宜航等，2015[81]；Levine, 1997[40]，2005[82]；Aghion & Bolton, 1997[83]；Galor & Zeira, 1993[84]；Galor & Moav, 2004[85]；Beck et al.，2007[86]等），并且很多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不仅可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可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对于那些缺乏抵押品、担保和信贷记录的弱势群体而言，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不完全会给他们构成很高的进入壁垒（门槛效应），而放松信贷约束会让他们不同程度地受益。由于信贷约束阻碍资本流向那些有高预期投资回报项目但缺少资金的弱势群体，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并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金融发展既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也可缓和对弱势群体有普遍限制作用的融资约束，从而使弱势群体受益。
随着对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在Stiglitz和Weiss（1981）[87]关于因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市场不完全引起的信贷配给的研究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金融发展过程中由融资渠道（access to finance）不畅引起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特别是因跨国银行拒绝向20世纪80年代早期爆发债务危机的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3)，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从较贫困群体转向较富裕群体，以及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本出逃导致全球金融资源在地理上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因此被迫取消发展项目后，导致欠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急剧下跌、儿童死亡率增高，社会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而在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被广泛地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他们既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信贷历史记录，导致这一群体收支结算困难，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这种特殊社会群体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现象就是“金融排斥”（Leyshon & Thrift, 1994[88]，1995[89]；Leyshon et al.，2008[90]），包括那些可以获得金融服务渠道却因没有需求或依赖非正规交易手段（如以货易货）的个人和企业等自愿被排斥者，以及那些因为市场不完全（如信息不对称、进入壁垒太高、成本过高等）或能力缺乏（如没有信用记录、收入太低、缺乏抵押与担保）而被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即非自愿被排斥者（Carbó et al.，2005[91]；Claessens, 2006[92]）。Kempson和Whyley（1999）[93]将金融排斥归纳为金融服务渠道的排斥、条件限制形成的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资源排斥五种形式。
作为金融企业避险策略理性反应的必然结果，金融排斥会将那些虽然有潜在发展机会却没有足够资金的人群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并因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制约生产率提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Evans & Jovanovic, 1989）[94]。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因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渠道而丧失潜在发展机会，造成永久性收入差距，进而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Galor & Zeira, 1993[84]；Beck et al.，2009[95]）。一方面，如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让所有人雨露均沾，抑或是贫富人口不对称地从中获益，则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将大打折扣，甚至否定金融发展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效应。另一方面，如果金融发展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则贫困人口因对“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恐慌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危及整个市场机制，不利于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所以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在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江春和苏志伟，2013）[96]。当严重的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政局不稳时，对个人财富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将无从谈起，还将严重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Roe & Siegel, 2011）[97]。
针对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渠道的排斥问题，Beck等（2007，2008）[86]，[98]，Beck和Demirgüç-Kunt（2008）[99]，Demirgüç-Kunt等（2008）[79]；Beck等（2009）[95]等提出的金融宽化（financial breadth）理论进一步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内涵。与金融深化理论注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资产绝对数量的增加和相对比例的上升不同，金融宽化理论更强调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对便捷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是因为金融深度不够，而是因为大部分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所以提高金融宽度是金融发展的应有之义（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100]。
金融宽化理论的核心政策含义在于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以提升获得贷款、储蓄、支付结算、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的公平机会和服务质量，并应该特别帮助更多有创新思想但缺乏资本的群体，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融资，使中小企业能公平地获得信贷支持（Demirgüç-Kunt et al.，2008）[79]。但金融宽化并不意味着要强制金融机构对低偿债能力的人群提供贷款，以避免金融资源的错误配置和金融机构效率的降低，如美国在2007—2008年实施的抵押贷款政策已证明了过度信贷的危险性（Beck et al.，2009）[95]。实践证明，公平的机会能更好地鼓励人们进行创业（Demirgüç-Kunt & Levine, 2008[101]；Claessens & Perotti, 2007[102]），政府应通过改善市场运行质量促使市场运行效率得到提升，这样比直接提供贷款更能帮助贫困人群。因此，只有强化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在缺乏包容的金融体系中，贫困人群和小企业不得不依赖个人财富或内部资源进行教育投资或成为企业家（Beck et al.，2009）[95]，导致金融市场不完全对融资服务和融资渠道的限制成为永久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将金融排斥产生的收入不平等视为给定的，并建议政府通过财政再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做法缺乏储蓄和工作的激励机制（Aghion & Bolton, 1997）[83]，而且缺少金融服务渠道支持的财政再分配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通过拓宽金融部门服务渠道的改革（金融宽化）减少金融排斥，既不会给储蓄激励机制造成不利影响，也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财政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Beck et al.，2009）[95]。
尽管金融宽化理论也主张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但其作用机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并不相同。一方面，人为的低利率管制会导致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因风险过高、无法弥补成本而被迫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当利率过低时，金融机构因无法依据价格信号进行市场竞争而被迫转向“关系”(4)，最需要贷款的弱势群体通常又缺乏这种“关系”，因此低利率往往对富裕的利益集团有利但不利于弱势群体（江春和苏志伟，2013）[96]。强大的金融监管往往会导致过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过高的管制成本又极易产生腐败，因此无助于消除或减少贫困（Cull et al.，2008）[103]。而放松金融管制会激励更多新企业创立，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减缓贫困（Black & Strahan, 2002）[104]，如美国放宽银行业分支机构管制对收入分配起到了显著的改善作用（Beck et al.，2010）[105]。
在应对金融排斥的政策实践方面，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最早做出了尝试。鉴于信贷配给、种族歧视等导致的金融排斥严重阻碍了中低收入地区及人群的信贷需求，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相关法案。例如，1974年通过的《公平信贷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ECOA）将放贷人基于种族、性别、年龄、国籍、婚姻状态或因为获得政府援助等进行信贷歧视的行为视为违法；始创于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也试图解决针对中低收入社区、个人和企业的贷款歧视，旨在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需求。为执行相关法案，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还对其特许的银行进行贷款、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的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银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和并购的重要依据。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低收入社区因金融基础设施被取消而受到的影响，也因未明确具体评估标准而导致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但CRA确实为中低收入社区通过金融系统获得贷款和服务的渠道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Leyshon & Thrift, 1994[88]；Ardalan, 2006[106]）。
四、经验证据与简要评价
自金融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学术界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代表性经验证据如Goldsmith（1969）[36]在金融体系规模与金融服务数量和质量正相关的假设下，对在1860—1963年期间的35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大致的平行关系。McKinnon（1973）[38]利用阿根廷、巴西、智利、德国、韩国、印度尼西亚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大量的数据说明，良好运行的金融体系可支持经济更快地增长。Kapur（1976）[63]和Mathieson（1980）[67]从发展中国家生产企业的资本需求出发，通过考察存款实际利率的提高是否有助于增加银行可贷资金数量，论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及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ry（1978）[65]通过对金融抑制论传导机制的分歧进行的计量检验发现，Shaw（1973）[37]的债务媒介机制成立，但McKinnon（1973）[38]的互补性假说不成立。Fry（1980）[66]用存款实际利率相对市场均衡利率的偏离衡量金融抑制，对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6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经验研究后发现，金融抑制加剧1%会造成经济增长损失0.5%。
King和Levine（1993a）[1]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对潜在的企业家进行筛选和估值、动员储蓄为最有潜力提升生产力的经济活动融资、分散与创新活动有关的风险、发现创新活动的预期利润的重要功能。因此，良好的金融体系可提高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正是金融发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这进一步印证了Schumpeter（1912）[31]的观点。King和Levine（1993b）[2]对在1960—1989年期间的80个国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时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升渠道进行了检验，他们不仅控制了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其他因素，也构建了其他测度指标(5)来分析金融发展能否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他们发现，对金融发展的不同测度均与实际的人均GDP增长、实物资本的积累率等高度相关，且金融发展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实物资本积累等指标间的关系很稳健，初始的金融发展对于随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实物资本积累和经济效率的改善来说也是很好的预测指标，所以金融不只是跟随经济活动。Levine和Zervos（1998）[68]对在1976—1993年期间的47个国家进行经验研究后发现，尽管股票市场提供与银行不一样的金融服务，但股票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发展不仅与同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而且是很好的预测指标。Beck和Levine（2004）[69]对在1976—1998年期间的40个国家进行经验研究后也发现，股票市场和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相关。另外，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107]，Vlachos和Waldenström（2005）[108]，Ang和McKibbin（2007）[109]，Hassan等（2011）[110]，Herwartz和Walle（2014）[111]等也得出金融发展可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从而使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成为主流。
尽管已有很多经验证据证明金融发展可对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但仍然出现了不同结论，例如，Boulila和Trabelsi（2004）[112]，Zang和Kim（2007）[113]，Chakraborty（2008）[114]得出了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结论；Shan等（2001）[115]，Calderón和Liu（2003）[11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Berglof和Bolton（2004）[117]，Manning（2003）[118]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确定。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超出了特定水平，对运行良好的经济来说会过犹不及。这些消极观点的出现可能因为：较少的稀缺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被配置到实体经济活动中；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为很差绩效的项目融资（Berger et al.，2019）[119]。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让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更是如此（例如，Kindleberger et al.，2005[120]；Berger et al.，1995[121]；Berger & Udell, 2004[122]；Rajan, 2006[123]；Sahay et al.，2015[124]；Arcand et al.，2015[125]；Berger & Bouwman, 2017[126]等）。Rousseau & Wachtel（2011）[70]，Breitenlechner等（2014）[127]认为，在没有危机的时候，金融发展确实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一旦金融危机发生就会恶化经济产出。Beck等（2014）[128]通过对在1980—2005年期间的132个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信贷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均产出增长有正向的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即二者之间是非线性关系。Manganelli和Popov（2013）[129]，Arcand等（2015）[12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危机时期或时点的特殊证据，一方面试图用这些证据从根本上推翻“金融—增长”的正向关系仍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诚如Berger等（2019）[119]所指出的，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跨国研究可能存在诸多计量技术上的问题，而国别研究可以避免语言、文化、法律等差异带来的影响，比跨国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有价值。
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前提条件对有效推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江春和苏志伟，2013）[96]。这些条件包括保护个人财产的产权制度、保证合约有效执行的法律制度、保障个人权利及经济自由的政治制度等良好制度（La Porta et al.，1998[130]，1997[131]；Beck et al.，2001[132]，2003[133]；Pagano & Volpin, 2001[134]；Johnson et al.，2002a[135]，2002b[136]）、保持宏观经济稳定（McKinnon, 1991）[57]、财富及收入分配是否合理（Perotti & von Thadden, 2006a, 2006b）[137]，[138]、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及腐败问题（Tressel & Detragiache, 2008[139]；Blackburn & Forgues-Puccio, 2010[140]）、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均衡发展（Graff & Karamann, 2006[141]；Ramcharan, 2010[14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