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全面小康，这是中国政府立下的军令状，是对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离全面摘除贫困帽子的日子日益逼近，我们不仅要如期攻克这个最坚固的堡垒，打赢这场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而且，我们还要谋划2020年之后更持久的减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毫无疑问，2020年还不是扶贫课题的结题之年，而是其阶段性成果的验收年。我们面对的课题任务依然艰巨，虽然帮扶对象及帮扶策略都将进行重大调整。
一 问题的提出
（一）扶贫脱贫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则因为人口最多，二则因为贫困人口占比最大。
在人类减贫史上，中国可谓创造了奇迹，取得了经验，赢得了赞誉。1978年之前的中国，贫困乃是常态。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达到7.7亿，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5.5%。我们甚至还算不上是欠发达国家，而是典型的贫穷国家。我们没能解决好温饱问题，饥饿也是常态，它成为一代人抹不去的伤痛记忆。
40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收获的最大红利，正是告别了饥饿，解决了吃饭问题。虽然改革的成果远远不止于此，但让绝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得到实惠，终究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也让国际社会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数实在太大了，减贫任务太过艰巨。在过去的几年，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的减贫步入快车道、加速期，成绩足够骄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到了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降到55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下降66.8%；贫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末的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累计下降9.6个百分点。[1]尽管如此，2020年全面脱贫摘帽之前，仍需消化500多万贫困人口，任务依然相当艰巨。更重要的是，脱贫攻坚，愈后愈难。尚未脱贫的地区，绝大部分属于特困连片贫困地区，亦即所谓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返贫几率高，很难找到一条可持续富裕保障之路。中国政府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一百年”是指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前提就是全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全部脱贫摘帽。可以说，脱贫攻坚战也是一场政治战。
（二）老区脱贫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革命老区贫困面宽，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又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国家为帮助贫困地区设立的一种标准。1986年开始认定，以1985年的人均收入为标准，将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县、低于300元的老区县纳入其中。到1989年，全国共认定国家级贫困县331个。1994年进行首次调整，将人均纯收入700元的县一律退出，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这样共认定国家级贫困县592个。2001年，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进89个，退出89个，总数仍然保持592个。2011年，国家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全国确定了680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其中包括440个重点县。同时退出38个重点县，各地根据“退一补一”原则，全国重点贫困县依然保持592个。2012年3月19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其中，中部地区217个，西部地区375个，8个少数民族地区共232个。贫困县最多的是西藏自治区，全境74个县（区）都属于贫困县；其次是云南，共有73个；第三是陕西和贵州，各有50个。由此不难看出，无论国家级贫困县，还是集中连片特困县，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大多集中于革命老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通常合称为“老少边区”）。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2年到2017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从5086万减少到1634万，年均减少25.5%，西部12省区市贫困发生率均降至10%以下，成绩显著。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1634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比重高达5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00万以上的省份有7个，5个就在西部地区。中央重点支持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藏区；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也全部在西部。[2]
仅以贫困论，陕甘宁革命老区也算得上是贫困老区的典型代表。从地域分布看，陕甘宁革命老区是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核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区）的延安、榆林、铜川、庆阳、平凉、吴忠、固原、中卫等8个地级市，以及陕西富平、旬邑、淳化、长武、彬县、三原、泾阳，甘肃会宁，宁夏灵武等9个县（市），共辖67个县（市、区）。总面积19.2万平方千米，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2.8%，2010年末总人口1762万人，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4.89%。国家级贫困县就有32个，占到辖区县（市、区）总数的近一半。[3]国家划定的11个连片特困地区（加上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计14个片区）680个县中，陕甘宁老区在其中就占有三个片区99个县，具体分布情况是：六盘山片区61县中，陕西占7个、宁夏占7个，甘肃占40个；秦巴山区75县中，陕西占29县，甘肃占9县；吕梁山区20县中，陕西占7县。
陕北是革命老区，包括榆林、延安两个地级市。榆林位处陕西省的最北部，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系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全市辖2个区、1个县级市、9个县，常住人口340.33万（2017年），户籍人口385.04万（2017年）。2012年国家确定的贫困县中，将有煤炭资源的府谷县、产天然气的靖边县两县调出后，榆林仍有9个县在列（包括横山区、定边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其中，7个县区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吕梁山区范围之内。虽然榆林地区煤、气、油等地下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因神府煤田的开发而获得“中国的科威特”美称，但自然资源归于国有，当地群众从中直接得益不多。长时期以传统农耕生产为主的当地群众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全市13个县区，共221.43万人口。2011年底，子长、安塞、吴起三个县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调出后，全市有国家级贫困县3个（延川、延长、宜川），省级贫困县区6个（吴起、志丹、安塞、子长、黄龙、宝塔），贫困县区占县区总数的69.2%；贫困人口44.7万，占总人口的20%。到2014年，贫困人口累计脱贫24.18万，由44.7万降至20.52万，贫困发生率由28.97%降到13.2%，贫困村991个，贫困户7.62万户。这个减幅已经很大，但这些尚未脱贫的群众大多生活在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白于山区和洛河峡谷地带（即“两区一带”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极差，就地脱贫困难很大。
老区贫困具有一些共性特征。王瑞民利用大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对革命老区9省19县的贫困广度、深度、强度进行测算比较，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老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且省际差异明显。在国家扶贫标准上调之前，9省的贫困发生率平均为26.6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后来国家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平均上升幅度达19.79%。照此新标准比较，9省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平均为46.41%，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13.4%）的3.5倍。（2）纯农户（即家庭成员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且以农业收入为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贫困发生率（68.75%），高于样本平均水平18.68个百分点。纯农户及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农户的贫困程度远高于以非农为主的兼农户。（3）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堪忧，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国际警戒线。（4）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变化，60岁及以上贫困发生率最高，达52.99%。（5）负担越重的家庭贫困程度越高。随着家庭劳动力占比的增加，贫困程度随之降低。（6）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应递增。[4]应该说，这个结果比较客观真实。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区域环境特点作了以下概括：革命老区区位条件独特，通道作用突出，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瓶颈制约十分严重；生态位置重要，土地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整体脆弱；能源资源富集，优势产业初具规模，但发展粗放，集聚度低，结构单一；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体制机制制约明显，对内对外开放程度不高。[5]这个描述既全面，又精准，把陕甘宁革命老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都说清楚了。虽然针对的是陕甘宁老区，但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他老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水资源严重匮乏，应该是以陕甘宁老区为代表的西部贫困地区独有的劣势）。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老区的贫困是综合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贫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物质贫困一端。老区的贫困比其他类型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更深。与物质贫困比起来，人的贫困更具根本性。
老区脱贫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示范效应。在我党的历史上、在共和国的成长史上，革命老区的地位重要、作用特殊、贡献巨大、功不可没。现如今，革命老区则是制约全国实现小康建设目标的最低的那块短板。老区全面脱贫进入小康，打的不是经济仗，而首先是政治仗。习近平总书记对延安、对陕北以及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尤为关注。习近平于2015年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对老区脱贫高度重视。老区脱贫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政治意义，从中央到地方，一同助力老区尽快摆脱贫困，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到底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促使老区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其实是个并不好完成的答卷。因为，从发展经济角度审视，资源禀赋、生产要素、治理环境的相对贫弱，改变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人的贫困的改造，亦非一朝一夕之功。老区脱贫的短板在此，难度亦在此。
（三）老区贫困有着深刻的教育致贫印迹
根据王瑞民等人对革命老区9省19县的调查证实，接受调查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发生率呈负相关，即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贫困发生率呈加速递减趋势。当户主为文盲时，贫困发生率达58.3%；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1%。具体来说，文盲和半文盲，贫困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由小学提高到初中时，贫困发生率降到样本平均水平以下，降幅达13.3个百分点；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由初中提高到高中及大专以上时，贫困发生率降幅最大，达到2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户主是否上中学和是否上大学（大专），是贫困发生率发生变化的两个重要节点。文章就此得出结论：在革命老区，教育的边际减贫作用呈递增趋势。因此应加大对老区的教育投入，延长老区群众的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6]实际上，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的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教育不足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老区的贫困，恰恰与老区教育的落后形成直接的因果关联。
（四）高校拥有以培训促脱贫的独特优势
通过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发掘人的自身潜能，改变自身命运、家庭命运，情况会怎样？专家学者早已给出了积极的、肯定的回答，并且有实证案例佐证。
当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大战役；当“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帮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成为基本的战术推进路线，教育的扶贫价值便骤然凸显。业界内外普遍认识到，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同样也是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转换，需要一定的周期，倘要满足困难群体脱贫应急之需，长线教育远水不解近渴，显然不及短期培训。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扶贫，差不多就等同于培训扶贫；只有做到精准培训，才有望实现精准扶贫脱贫；假使着眼长远，旨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恶性循环，则必须系统谋划，更多地关注下一代，将贫困家庭的贫困儿童作为教育扶贫的重中之重，不可急功近利。本课题关注的侧重点是前者，亦即关于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问题。但是，无论面对哪一个群体，要想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这一政治方略落地落实并收到即时成效，来得并不容易。
高校参与教育扶贫，责无旁贷。但高校应该怎样参与才更有成效，更受欢迎，没有先例，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可仿效、可复制的模板。目前的情形大体是各自为战、各显其能；某些方面，还确有出乱拳、打乱仗的味道。态度不可谓不恭，出工不可谓不勤，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需要稍顿疾步，回首一望，理一理头绪，检讨一下得失，以便更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我们注意到，高校的办学定位及学科专业取向不同，扶贫的项目措施及实施效果也很不相同。有一批高校、特别是办学实力雄厚、专业涉农或近农的高校，扶贫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特色独具。不仅创造了可资借鉴推广的经验，也为高校走出校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探索了新路。但一般地方普通高校却往往找不准方向和抓手，工作陷于盲目被动。正因如此，高校教育扶贫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
二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简而言之，开展本课题研究，功利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满足当下教育扶贫应急之需，同时也为教育扶贫探索可行路径。
1.“扶贫必先扶智”
数千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区、山区或贫困要素叠加的十多个连片特困地区，这是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骨头，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老区贫困，除了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自身的贫困，即“能力贫困”或“人力素质贫困”。
“扶贫必先扶智”，扶智必先治愚。唯有教育能够拔除穷根，唯有教育有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但对于贫困地区的现有劳动者而言，高深的教育、改变身份的学历教育已成为过去时，离他们现实脱贫的距离太远。培训、技能培训、一种能够使他们立竿见影摆脱贫困的实用劳动技能的学习掌握，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因此，研究培训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研究如何使培训的精准促成扶贫的精准，努力避免盲目无效的培训，不仅需要学界业界形成普遍共识，尤其需要学界开动脑筋，献计支招。
2.低水平培训已不能满足城市用工市场需求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人工智能产业方兴未艾，用工市场技术门槛正在快速提高，这就使得农民工打工难度明显增加。“没技术”成为他们入城就业的最大阻碍。据2015年统计，全国有2.8亿农民工，超过劳动年龄总人口的1/4，但受过技能培训的仅有33%。2017年2月，广东、浙江等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明显大于供给。因缺乏必需的技能，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农民工找不到能胜任的工作，“短缺”和“剩余”两种现象并存。未经过专门培训或只有低端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已不能适应城市经济转型技术换代的新岗位、新工种、新要求。
即使是经营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或返乡创业，经营现代农业，同样急需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
地方劳动人社等部门曾经是农民技能培训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随着劳动力市场需求方条件的变化，他们所提供的技能培训只能满足大众化一般层次的用工需求。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技能培训及创业培训，整体缺位，市场冷清。地方高校理当承担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补上这个空档。但过去，地方与高校往往互不搭界，该利用的资源并没有有效地利用起来。
3.校地融合缺平台，高校优质资源利用不充分
长时间以来，高校与地方受管理体制的制约，条块分割，界限清晰，相互之间鲜有往来。“教育扶贫”无疑为增进校地合作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与平台。
地方普通高校实施农民工技能培训，做法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其中，由普通高校内设的继续教育学院（有的高校同时又称应用技术学院）承担此项任务，是较为多见的一种模式。但通常情况下，高等继续教育实施的是学历教育，培养对象是经过统一招生考试录取进来的成人学员，以城镇上班一族为主体，另有部分社会待业青年。前者上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凭的提升，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继续教育，学制较长，内容刻板，教法传统，其办学目标定位与贫困地区普通劳动者的实用技能培训需求存在距离。
社会有需求，高校有资源。高等继续教育不应置身事外，而应主动作为，挖掘学校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服务扶贫攻坚。无论是分内尽责，还是受命履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由继续教育机构牵头实施扶贫培训，具有教学资源优势和办学经验优势。因此，研究继续教育在教育扶贫中如何作为，也就大致等同于研究高校在教育扶贫中应当如何作为。因为二者的机构设置是一体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反过来，讨论高校的教育扶贫，实则也就是在讨论高校的高等继续教育扶贫。事实上，由于高职扩招、高考录取门槛降低，社会生源不断趋于萎缩，高等继续教育正在进行战略调整，学历教育整体趋于缩减，各种类型的培训正在逐步加强。正因如此，高等继续教育承担贫困地区民众的技能培训，应是顺势而为，少有阻碍，理所当然。为了行文方便，下面一般以“高校扶贫”指代“高等继续教育扶贫”。这一点需要在此加以特别说明。
（二）研究的意义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两个层面。但后者的意义显著大于前者。
以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探究老区教育脱贫中高等继续教育的可能作为，对丰富防贫减贫理论、成人教育理论，当有一定价值。
既有的教育扶贫研究，注重职业教育系统，较少关注高教领域。本研究试图让高校通过继续教育平台，参与扶贫攻坚，收获社会、经济双效益，研究领域有拓展。
老区率先脱贫，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的示范意义、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本研究的调查素材多以延安及陕北老区为主。这片红色土地政治地位特殊，贫困类型典型。研究其教育扶贫脱贫课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作为应急策对研究，本成果着重关注当下；但也将论及摆脱贫困的长效机制问题，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两相兼顾，应用价值明显。
三 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课题系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所做的策对研究，是应用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
调查区域：主要是延安及陕北地区，延伸调研至甘肃、宁夏部分贫困地区。研究的目标群体：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研究指向：培训与就业，即通过精准施训促使青壮年劳动力掌握转移就业或脱贫的劳动技能。
成果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社情调查篇。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就教育扶贫和技能培训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分为政府、民众、高校、社会四个板块进行反思检讨，以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摸清诉求，形成明确的问题导向。下编为对策探讨篇。针对上编发现的问题，力图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近期和长远两个不同时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主要以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为重点，但同时会由当下的脱贫应急策略讨论，延伸到对导致贫困的更深层根源的追问，继而探讨与贫困高度关联的诸如基础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健康教育、母亲教育以及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等。
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以社会调查为主，具体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个案法等。
四 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1.关于教育扶贫、脱贫
目前，国内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知网（CNKI）以“教育扶贫”为主题进行检索，2016年有文献414篇、2017年有776篇、2018年截止到12月有925篇。王嘉毅、封清云、张金（2016）认为，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教育支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采取特殊措施、精准发力，着力扩大农村教育资源，在贫困地区普及学前教育，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依托职业教育拔除穷根，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贡献率，提升贫困地区教师整体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教育特殊支持，畅通贫困学子纵向流动渠道，扩大资助帮扶政策覆盖面，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教育精准扶贫须坚持改革创新、突出重点、确保精准，各项支持政策既要有利于贫困家庭子女自强自立，还要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7]代蕊华、于璇（2017）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而目前教育精准扶贫在思维理念、制度建设、扶贫方式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亟须转变教育扶贫思维，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和完善教育精准扶贫法律制度体系；提升关键环节成效，建构精准化的教育精准扶贫治理机制；发挥政府“元治理”的核心主体作用，构筑多元协同参与的教育精准扶贫格局，从而突破教育精准扶贫中的困境，从根本上保障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顺利推进。[8]任友群、郑旭东、冯仰存（2017）认为，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扶贫中有着对象识别、项目实施、追踪评估、监察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扶帮效果六方面的“精准”优势，是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9]
2.关于贫困地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研究
在知网（CNKI）以“贫困地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为主题进行全文搜索，搜索到的研究论文2016年有534篇、2017年有636篇、2018年有620篇。但是因为搜索方式的问题，所以看似很多的文献中，和主题真正相关的文献其实很少。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黄路阳、张翔、王兆娣（2018）认为，职业技能培训是一项受益面广、费用少、时间短、见效快的扶贫方式。根据他们的调查，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展了多种项目的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存在培训覆盖面有限、培训对象的针对性较差、实效性有待提高、资金缺乏、培训资源分散、培训机构资质较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实现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对“两后生”开展2—6个月的职业技能培训；以集中短期特色培训为主；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资金投入；整合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建立多方参与的培训体系。[10]王善平、蒋亚丽（2018）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投入能够降低贫困程度且效果具有可持续性；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存在地区性差异，即越是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减贫速度越慢，但后期效果逐渐显著。反之，贫困程度稍弱的地区，职业教育减贫见效快，但后期效果未见递增。为促进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时发挥最大效应，应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教联合扶贫；精准组织施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优化管理平台，推动“互联网+”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配置。[11]朱爱国、李宁（2017）认为，推进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面临的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要瞄准扶贫对象，聚焦重点人群，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12]
3.关于“精准培训”
以“精准培训”为主题在知网（CNKI）查知，2016年有相关文献70篇、2017年有110篇、2018年有91篇。这些文献中与精准培训相关的文献其实少之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金洛（2017）以阆中为例，就近两年农民培训实践，发现培训工作存在“四难”，即招生难、办班组织难、培训中学员巩固难、结业后技能提升难。直面“四难”，他提出培训科目设置需精准、培训方式需创新等应对策略。[13]钱伟弘（2017）的文章建议，应提升扶贫前期的精准培训。他认为，既往的前期培训大多是“大水漫灌”，或叫做经验交流，紧扣扶贫主题的“精准培训”显然做得不到位，因此影响到精准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他建议：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前期的精准培训制度；科学设计培训课程，找准精准扶贫切入点；以精准为要旨，做好扶贫培训的各项条件保障；精准选聘师资，实现精准授课，加强培训交流。[14]
4.关于教育精准扶贫
以“教育精准扶贫”为核心词，在知网（CNKI）查知目前研究文献状况，2016年有187篇、2017年有462篇、2018年有516篇。段从宇、伊继东（2018）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教育活动和教育固有功能在扶贫领域的延伸与拓展，是一种针对贫困人群人力资本增值、思想观念塑造、生产技能提升的综合性的教育治贫活动。[15]陈仕平、李丽娟（2018）认为，由于受到思维理念误差、粗放式扶贫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部分地区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扶贫优惠政策不健全、精准性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可以从优化教育精准扶贫资金来源渠道、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发挥政府主体优势等方面着手，解决目前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16]陈超、袁杰（2018）认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两大困境为规模和质量的增长不明显、农村职业教育难以反哺农村。据此他们提出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助力农村扶贫的若干建议，包括政策的支持、当地职业学校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协作、农村贫困人口的主动脱贫意识等。[17]
刘军豪、许锋华（2016）认为，教育与贫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贫乏的教育导致贫困的发生，贫困的现象进一步减少针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必须发挥教育的脱贫手段，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18]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凯文（Kevin）指出，至 2013年为止，以当时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2美元以下）进行统计来看，全世界有26亿人口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其中贫困劳动力是贫困人口的主体，小农生产贫困人口数量高达6.1亿，占当时全世界人口总数的9%左右。贫困问题依然是个世界性难题。
关于贫困致因理论研究。Kevin提出了贫困循环理论，分析了经济资源的需求配置状况，从资本供给视角，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物质资本的匮乏。同时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这种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脱贫；瑞典经济学家克里斯廷（Christine）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等不同角度研究东南亚等落后国家脱贫难的原因，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从教育、经济、劳动力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以改变贫困状况。
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于1957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掉入了“贫困陷阱”，让低收入和贫困成为了恶性循环的积累。之所以陷入这样的陷阱之中，是因为贫困而引发的教育贫瘠导致人力资本退化、物质资源简陋。要想真正摆脱贫困陷阱，就要从根源上断绝恶性循环的积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的贫困理论，则主要阐述的是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问题，指出贫困弱化了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所以，要想消除贫困，就需要从加强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开始，提高其创造财富的能力。
关于反贫困焦点问题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维拉阿拉塔斯（Vivi Alatas）指出，反贫困的焦点其实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以人的发展作为核心，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也包括人的健康和教育等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能有效地摆脱贫困。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某种能力的缺失，这种缺失往往会被人们误认为是经济收入能力的不高，然而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能力缺失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绝不是单一因素。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不能代表贫困个体的经济水平有所提高，而是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措施体系，保证每一个贫困人口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这一观点可能成为今后发达国家应对贫困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措施。
关于扶贫机制研究。彼得·乔德里（Peter Chaudhry）指出，信息的传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动态的信息传递能够及时掌握贫困人群甚至是贫困个人的动态情况，对扶贫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帮助。他还指出，在这一环节上，北欧国家的做法是值得人们借鉴的。世界银行在 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扶贫的重点要放在提高经济、增强医疗、发展教育、创造发展条件等方面。
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扶贫问题的研究成果，与我国提出的精准扶贫的理念不谋而合。比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贫困理论就强调，不仅要增加贫困人口的物质收入，更要加强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提升。事实上，上述理论见解与主张，为我国的精准扶贫特别是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重要成果：厘清了贫困定义、贫困类型、贫困成因等基本概念范畴并形成广泛共识；厘清了不同致贫因素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就减贫防贫宏观思路、政策供给、国际合作及长效机制等进行了有益探讨；对世界特殊贫困国家和地区的扶贫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和追踪观察，探寻有价值的可资推广借鉴的防贫减贫经验；特别注意到了能力贫困、精神心理贫困的巨大负面效应。就本课题而言，目前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三：一是旗帜鲜明打响教育扶贫第一枪的也许是中国政府，我们开了先例，但一切都在探索中。因此，既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现成且可复制的实践范本；二是高等学校参与扶贫脱贫路子该怎么走，劲往何处使，钱向哪里花，到底能走多远，如此等等，理论研究如同实践一样幼稚，一切都才刚刚起步；三是高等继续教育应该怎样以“精准培训”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探索要比理论研究好一些。但总的来看，理论研究依然不深入、不充分。我们能够看到的文献，更多的是有关职业教育的话题，这与本课题所关注的青壮年农民的非学历技能培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议题。这个现状对完成本课题研究增加不少难度。
[1] 国家统计局：《方晓丹：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1月23日，http：//www.stats.gov.cn/。
[2] 董小迪：《发改委：西部贫困人口在全国占比过半，贫困发生率5.6%》，2018年8月30日，中华网，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8-08-30/145361.html。
[3] 赵纪河：《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以陕甘宁革命老区为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 王瑞民等：《革命老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基于9省19县的微观数据》，《中州学刊》2014年第8期。
[5] 《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中国政府网，2012年4月19日、2015年11月21日，http：//www.gov.cn/gzdt/2012-04/19/content-2117207.htm。
[6] 王瑞民等：《革命老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基于9省19县的微观数据》，《中州学刊》2014年第8期。
[7] 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教育研究》2016年第37（07）期。
[8] 代蕊华、于璇：《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治理路径》，《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37（07）期。
[9] 任友群、郑旭东、冯仰存：《教育信息化：推进贫困县域教育精准扶贫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远程教育》2017年第5期。
[10] 黄路阳、张翔、王兆娣：《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问题实证研究——以陕南三市为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第17期。
[11] 王善平、蒋亚丽：《职业教育对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第39（01）期。
[12] 朱爱国、李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策略探究》，《职教论坛》2016年第1期。
[13] 严金洛：《对贫困村农民精准培训的创新探索》，《四川劳动保障》2018年第3期。
[14] 钱伟弘：《建议提升扶贫前期的精准培训》，《前进论坛》2017年第11期。
[15] 段从宇、伊继东：《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要素及实现路径》，《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5期。
[16] 陈仕平、李丽娟：《教育精准扶贫中的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江西科学》2018年第6期。
[17] 陈超、袁杰：《农村职业教育对精准扶贫的价值研究》，《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33期。
[18] 刘军豪、许锋华：《教育扶贫：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