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研创与智库建设
谢曙光[1]
摘要：智库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平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智库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皮书系列图书，作为一种典型的智库产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打造，不仅成为一种著名的图书品牌，而且成为知名的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品牌，皮书的研创有效地推动了研究机构或研发团队的智库建设。
关键词：皮书 智库 智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3年4月，习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又作重要批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的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作为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智库产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皮书系列已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现实服务的有效方式之一；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话语工具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平台；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快速、便捷地了解所关注对象的最佳窗口。因此，对皮书各研创单位和团队来说，加强皮书研创，无疑是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指示精神的关键举措。
一 皮书特性与智库功能高度契合
皮书是对当前中国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年度监测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成果表达形式，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有关中国发展、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重要智库成果。随着皮书出版年份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内容积累越来越厚重，特别是近年来以皮书数据库建设为主的皮书数字化和以荷兰BRILL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英文版皮书为主的皮书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皮书这一智库性产品将形成更大的集聚和放大作用，其价值更加不可估量。
追溯皮书的起源，其实不难发现，皮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高端智库产品定位，皮书的本质特性与智库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连。我们可以从最早的两本皮书的诞生说起。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5%，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李京文等几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便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采用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当年秋天，刘国光、李京文等人将运用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所形成的研究成果用蓝色封面装订成册，在内部传阅。为了方便，大家将其称为“蓝皮书”。翌年，根据时任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课题组享受总理预备金专项研究经费的规格与待遇。1991年底，“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首度正式出版，书名是《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业界称之为《经济蓝皮书》。《经济蓝皮书》出版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陆学艺敏锐地意识到，可以对年度中国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自1993年起便着手编著《社会蓝皮书》。
诞生20多年来，皮书作为应用型智库成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文化蓝皮书》等多种皮书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每年“两会”期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都会有数十个品种入选由北京市新华书店组办的面向全国“两会”代表的推荐书目，受到了全国“两会”代表的极大欢迎；皮书系列中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法治蓝皮书》等一系列知名皮书，受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同时，作为智库产品，皮书对于引导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皮书专业性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通过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皮书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智库成果的推广与传播。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多年来跟踪报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点皮书，与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皮书的原创性、实证性突出了智库“思想工厂”的功能
皮书不同于年鉴和志书类产品，不是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现成资料和数据进行简单罗列，而是在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梳理和筛选它们。更重要的是，皮书必须要以课题组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这样才能最终提供给读者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真实信息。对于智库来说，通过皮书来发布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对其“思想”性功能的最大体现。
智库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价值是什么？答案可以从当前智库得到广泛共识的定义中寻求。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脑库”、“外脑”、智囊团，世界上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曾经用“思想工厂”定义智库。1964年，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用“思想库”的提法取代“智囊”，对智库作了更接近于今天理解的表述。中国早期研究智库也始于对“智库”定义的厘清。如薛澜、朱旭峰（2006）[2]对中国智库含义进行了探讨，给出中国思想库的定义，从理论层面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对“智库”定义的界定可以看出，“原创性思想”成果正是智库的最大价值。智库通过研创皮书发布机构原创的数据、观点、报告、思想，乃至自主研发原创数据库，能够最大限度彰显智库的功能。
作为智库产品，皮书的第二个突出的特性是实证性，即在研究中更加强调指标体系的设计、理论模型的运用，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得到相对更加科学、严谨的结论。皮书的这一特性符合高端智库对成果的要求。智库都是由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的公共研究机构，高端智库成果更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基础，搭建原创的数据库，以为决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报告。
2.皮书的前沿性、时效性突出了智库的经世致用的功能
皮书的前沿性、时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探讨上必须反映学术前沿问题，而且要通过现有数据分析推断它的趋势，预测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一定要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分析；二是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必须涉及当下现实生活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核心内容紧扣政府、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
做出前瞻性预测无疑正是智库研究重要功能。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针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议题，兰德公司得出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想将此报告以2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其后，果然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道，“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如果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
3.皮书的权威性、咨政性突出了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皮书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它的权威性，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者的权威性。皮书的作者是由著名学者和权威研究机构所组成的团队，而非单个人的作品，从而凸显出研究者的群体智慧。另外，皮书的作者中不乏政府部门的官员，但皮书并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作者们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表达个人的研究心得，也正是这一点保证和增强了皮书的权威性。第二，数据的权威性。皮书以大量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基础，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皮书作为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文化蓝皮书》等多种皮书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每年“两会”期间，皮书都会有数十个品种入选由北京市新华书店办的面向全国“两会”代表的推荐书目，受到了全国“两会”代表的极大欢迎；皮书系列中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法治蓝皮书》等一系列知名皮书，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对于各级智库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其目标定位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而皮书，正是智库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成果。
二 智库发展与智库建设
1.世界智库发展特点
最新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智库现有6826家，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和欧洲地区的智库数量最多，占全球智库的一半以上（北美洲以1984家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欧洲以1818家的数量次之）。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地区智库发展势头强劲，现如今智库数量已经达到1201家，约占全球总量的17.5%。从国家来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大陆地区入围426家，位居第二；英国排名第三，有287家。该报告结果还显示，金砖国家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中国大陆地区入围429家智库，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而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智库规模较小且发展缓慢。
在影响力方面，美国是全球智库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全球十大顶尖智库中，美国占有五个席位，尤其是布鲁金斯学会更是连年稳坐“全球第一智库”的宝座。而英国的智库实力紧随美国之后，有查塔姆社、大赦国际、国际战略研究所三家智库进入全球十大智库排行榜。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智库五十强以北美和欧洲智库为主，鲜有亚洲智库的影子，中国大陆地区则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三家智库入围，日本也只有两家智库进入排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17位，亚洲排名第一。
从运行机制上看，缺乏资金来源，专业研究人才和合法、独立的地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智库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发达国家的智库研究定位明确，拥有专长的研究领域、研究目标、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前沿性和计划性的特点。与之相比，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发展中以临时、短期性研究合同为主，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运行模式，智库的资金来源和研究成果质量不稳定。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智库对发展中国家智库的支持也逐渐增强，如，向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政策研究机构提供非限制性的运行经费，在研究方法与技能、沟通与对外联系和组织发展三个方面提供长期帮助。世界银行也主办了一些会议和研讨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智库成为推进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等方面的最有效途径。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智库合作与交流也越来越紧密，如，金砖国家智库峰会，对增进共识、扩大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的积极认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智库数量很多，但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与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公共外交的推进。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从门客到幕僚，从谋士到军师，中国古代智囊无论从群体到个人都不曾缺乏。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曹思源的首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但在国内宽口径统计的近2000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占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智库，官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但最近三五年来，半官方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大有勃兴之势，博源基金会、中国战略研究会、共识网、凯丰研究院等甚为活跃。
在当代社会，智库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智库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时期的我国而言，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与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对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有了更为强烈的期许。
从中国国内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定位来看，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撰写报告或内参。国内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除了这些阶段性的纲领性文件外，官方智库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向上传递言论，中央党校有直接送达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国家行政学院有《咨询与研究》。
——承接科研项目。如果说真正得到高层批示的建议还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承接政府指派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库发挥影响的又一主要渠道。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每年大约要承接三四百个课题，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的应急性研究课题。
——公开演讲。在学术会议、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观点，也是智库发挥影响的另一渠道。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论就被高层领导人采纳，郑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现任领导的核心智囊之一。
——学术报告。以个人方式影响决策也是智库学者的一个捷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学者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传递给决策层。
三 皮书研创与发布，是中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最佳方式之一
作为社会科学应用对策成果（即智库产品），经过近二十年的培育，皮书已然成为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为现实服务的有效方式之一；成为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的话语工具，是聚合并引导社会舆论的平台；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快速、便捷地了解所关照对象的最佳窗口。皮书系列已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著名图书品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术品牌。当前，每年我国年度报告类图书约1000多种，目前集中出版年度报告，并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为主。2013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皮书系列”图书达到255本。
可以说，皮书作为一种专题性研究报告，以定期连续发布的方式，通过媒体的话语转换和传播，影响社会精英，进而引导社会舆论，进而引起机关决策者的关注和吸纳，最终影响决策。它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方式。因此，皮书研创就是智库建设的主要抓手和落脚点。研创一部好的皮书和创建一支好的智库，具有相同的意义！
1.坚持自身的专业定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每年新成立的智库数量大幅减少，智库发展进入内部整合阶段。由于智库之间的激烈竞争，最近几十年来新成立的智库很少有综合性智库，多数智库使用专业化策略定位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围绕某一专业领域，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智库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持续发布专业研究报告，在某一领域内提高议题设置能力。
目前，已经有大多数优秀皮书课题组精心设计研究课题，并把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及研究成果整合成数据库，在强大的、不断更新的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每年的皮书报告，给读者提供真实的、原创的学术信息，确保了皮书的原创性，也突出了智库建设的专业性。
2.要有适度超前的意识
前沿性是皮书报告的研创要求，也是对智库成果的一种要求。智库研创皮书必须坚持在一手数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模型或评价指标体系，提供适度超前的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例如，美国著名智库的研究不但涉及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及其改革问题，而且很多的议题都是全球性的战略性问题。而我国智库很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从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并在政策上受制于人。
经过多年的积累，大多优秀的皮书研创团队都形成了固定的研究方向，并始终保持着对相关领域热点问题的敏感度。通过作者团队的多次研讨会议，挖掘当年度的重点热点，从而保证了皮书的前沿性，也能够不断开阔智库本身的研究视野。
3.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研创团队和研创机制
智库除了作为政府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西方还有一个称呼：Government in Waiting（待命执政团队）。也就是说，智库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执政党培养和贡献人才，智库人员随着换届选举等机会加入政府，而政府成员卸任后也可进入智库。这就是西方著名的“旋转门”机制。中国智库可以通过研创皮书，搭建一个宽广的人才发挥作用的平台，用相对稳定的研创机制吸引人才，培养人才。
优秀的皮书研创团队都成立了相对稳定的编委会。把皮书编纂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有利于稳定学者队伍，并对同一领域进行“筑路式”的持续性研究，确保了研究成果在本领域的权威性，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持续研究中，成长为领域内的专家。
4.要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
从世界智库的研究课题范围和国际影响力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智库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相对而言，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仅专注自身发展问题，埋头做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很少参与国际性、全球性事务，更很少有机会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中表达观点，缺乏国际影响力。皮书作为重要的智库产品，近年来通过多语种出版，建立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皮书系列中十多种品牌以英文、俄文等多语种的形式出版，实现了中国学术“走出去”。有300多年历史的荷兰BRILL学术出版公司专门以“CASS Yearbook”为丛书名，自2007年开始每年出版多种英文版皮书，扩大了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多位皮书主编在国际大型书展实现了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蓝皮书主编李扬在伦敦书展发表了英文学术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蓝皮书主编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人口绿皮书主编蔡昉均在法兰克福书展进行了学术交流。可以说，皮书研创、出版及海外发布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智库、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一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编写，李安方等编著《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2010。
贺平：《创建社团型智库 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社团管理研究》2012年第7期。
夏春海、王力智：《智库研究与国家软实力提升：观照国际经验》，《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谢曙光主编《皮书研究：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 谢曙光，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2] 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