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石器中期：从原始聚落到初城

原始文明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约前7000—前5500）就已普遍出现以耜耕农业为基础的固定式原始聚落。全国很多地方出土了石锄、石镰、石磨具，以及大量谷物遗存。农耕的进步，使中国的河谷平原地区广泛出现了较大型的聚落。

在湖南澧县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前7000—前6300）八十垱遗址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环壕聚落。在该遗址西南面、沅水中游的洪江市安江盆地，还发现了更早期的高庙遗址。经1991—2005年间多次发掘，这个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遗址出土了过万件用石、陶、骨、蚌、象牙和玉等材料制成的器物。遗址内又有大型的祭祀场所，以及刻有凤鸟、太阳和八角星纹的白陶祭器。研究人员认为，这个被定名为“高庙”的文化标志了一个强势部落的出现和原始文化向邦国形态的转变（贺刚 2013）。

经2010—2012年多次发掘，在江苏省淮河下游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该地区最大的环壕聚落——顺山集遗址。遗址总面积为17.5万平方米，环壕周长近1000米，环壕以内面积近7.5万平方米。已发掘房址5座、灰坑27个，同时发现了3个灶址，它们被称为“中华第一灶”。还有碳化稻和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器物共400余件，其中有陶制人面、猴面、熊首和鸟首塑像。

河北省磁山镇一个远古大型聚落遗址（磁山遗址，前5400—前5100）的面积便占地约8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和窖穴，数个房子与一个窖穴组成一组分布，整个聚落可储存粟等粮食5万千克以上，还有2万多件各种石器、陶器。而河南省舞阳县的一个大型聚落（贾湖遗址，前7000—前5500）也有5.5万平方米面积，出土了45座房址、9座陶窑、370个灰坑和249座墓葬。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乐器——骨笛，刻有契刻符号的龟甲，稻作和酿酒遗存。

这时的房屋主要是半地穴式的，反映它们离其洞穴根源仍不算遥远。它们多是圆形的，而且面积十分小，约6—10平方米。方形或长方形的结构仍不普遍，体现出依然强烈的母系社会影响。多数聚落以环壕为保护屏障和划分边界，内部通常有一两个氏族。其空间结构体现了氏族社会的特点：中心是一间大房子，这是氏族领袖的居所和氏族开会、祭祀的场所。大房子如姜寨一期的，最大可以达128平方米（图2.1）。除了大房子，其他房屋在大小、功能、内部布局、设备和器具上的差别都很小。对墓葬及陪葬物的分析，亦显示氏族聚落成员在死后和生前的物质条件大抵是相当平等的，然而女性的陪葬品一般比男性的多——这似乎是母系社会的通例。

图2.1　姜寨一期的村落布局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段较长的史前期，特别是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前4000—前3000），农业及手工业的进步促使社会出现了新变化。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个主要文化圈——仰韶（黄河中下游地区）、红山（东北地区）和河姆渡（长江下游地区），以了解这些早期文化逐渐进入初城阶段的演化过程，而这些新聚落亦具有日后中国城市的部分特点。

考古学家在长江中游的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史前稻田、水塘、灌溉渠网等，印证了大型先进灌溉系统的出现。此外，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遗址也发现有水稻栽培，出土了堆积厚度在0.2—0.5米（最厚达1米）的大量稻谷遗存。当时，稻谷的种植已向北进入了以小米为主粮的部分黄河流域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翻土用的大型石耜和陶制镰刀。饲养的家畜包括鸡、猪、狗、水牛及黄牛，它们的陶制形象在很多地方出土。随着石制工具的改进，石器工艺走向专业化。制造不同器物的专业作坊也出现了，包括特殊的玉器作坊。当时的玉器仍很粗糙，类似同期的石器，而且不少玉器是采用慢轮成形的。较为精细的红陶或彩陶有了更多形态，这成为当时的陶器特点。中国最早的冶铜证据，包括鱼钩、小刀、饰物等小件铜器亦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大汶口、马家窑及红山等遗址，它们由单件或双件模具铸成。

农业剩余价值的增加自然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出现和社会阶级的分化，为聚落及小区域的贸易与交换提供了诱因和需求。同时，它亦引发了对水源和优质农地的争夺。在一个聚落，甚或一个更大地区中出现了权力及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少数精英领导，他们带动了阶级的分化。精英阶层的大墓及其大量陪葬品，与一般聚落成员的小墓及其少量没有任何价值的陪葬物的对比，证实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大汶口遗址北部的大墓中，平均每个墓的陪葬品有数十件，个别墓甚至多达200件，而遗址南部的小墓一般只有数件或没有任何陪葬物。相对于上一时期（约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相对平等的社会，这是明显的区别。另外，上一时期亦鲜有聚落与部落间往来的现象。

在更多大型聚落中心区出现的用以祭祀的庙宇建筑，以及如牛河梁积石冢的精英大墓，都指向一个拥有精英阶层的复杂社会的存在。这些精英控制了庞大的劳动力和物资。他们与一般民众间存在显著的财富、社会和空间差距。一些考古数据印证了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区域远比以往广大。大型的宗教和行政建筑，以及在大墓里发现的比实用器大得多的石斧、石钺和玉器，显示了它们是权力象征或礼器，印证了精英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暗示了宗教已成为他们垄断大型氏族社会中军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工具。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进一步普及。在原始社会初期，比如姜寨一期，绝大多数墓葬都是单人葬，并未发现男女或父子合葬一墓。而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成年男女双人墓已较普遍，显示当时的先民已进入父系社会。因此，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期间，社会已趋复杂：我们发现酒具广泛出现，陶器被用于祭祀，石器和玉器的生产走向专业化，区域间的贸易与交换也越来越普遍。然而，这些活动似乎仍然以聚落为单元进行，而非由个人组织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