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正如本书导言所讨论的，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以检定一个社会是否已是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前3000—前2500）便已跨进文明门槛。

小件铜工具、铜器物及铜渣已在多个仰韶遗址被发现（图1.6）。最早的一件小铜刀，其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4675±135年，与近东最早发现的铜器大约同期。内蒙古敖汉旗西台遗址（红山文化中期，约前3500）及东北地区的其他红山文化遗址（前3500—前3000）亦发现了铜器。至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铜器出土的数目增多，其中还包括冶铜遗存。器物种类更多样化，有日常用的小工具，以及用于装饰和宗教崇拜的小件，如铜铃。中国在夏商时期先进的冶铜术出现以前，已有上千年的冶铜发展历史，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铜冶炼技术的本土性。

图1.6　仰韶及龙山时代出土铜器地点分布示意图

约在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人早期的楔形文字出现了。但较为成熟的书写体直到公元前2800年才形成，当时这个文字体系约有1500个不同的象形文字。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已经出现布帛与毛笔，它们可能是书写工具，因为在同时期地层出土的陶器上有用毛笔、朱彩写成的类文字符号。古代中国的文字载体往往以简牍和布帛为主，因此文字可能起源于仰韶时代。不幸的是，中国是一个潮湿、温暖的国度，这种气候条件在主要的人口和文明集中地区尤其显著。简牍和布帛因容易在湿暖气候中腐烂而难以留存，现时所发现的简牍和帛书实物最早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而且，这些物品很容易在洪水泛滥时湮灭。中国在龙山文化晚期和商代中期均发生了特大水灾，当时不少主要城市，包括商朝都城都被淹没了。考古发现证明了龙山文化遗存在晚期出现了约100年的断层，而数个现存的龙山文化城址亦有城墙被洪水淹毁的痕迹。商都更因洪水而被迫自郑州迁到安阳，这一事件除了历史传说，还有今日的考古发现可证实。而至今没有争议且有大量实物证明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奇怪的、有特殊功用的，以及使用范围十分狭窄的意识载体——卜辞文字。此外，从仰韶文化起，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就屡有发现，比如良渚和大汶口的陶器刻文，但每处通常只有一个符号，最多12个符号。后者是较明确的书写形式，它的“笔画”与在其后1200年出现的甲骨文，也就是卜辞文字十分相似。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散存的早期汉字。

如上所述，中国现存的最古老文字乃甲骨文，以及稍后出现的金文。它们主要是晚商时期（前1300—前1046）的文化遗留。甲骨文乃商王或其通神巫师在问卜的过程中所刻下的问题、神谕和效果验证，其载体主要为龟甲和牛的肩胛骨。问卜内容涉及商王感兴趣的众多命题，包括天气、祭祀、战争等国家大事。这些卜辞就像一部编年体国史，比古埃及出土的同时期王表更详细。这种以甲骨问卜的王室传统似乎起于夏朝，盛于商朝中晚期，并且一直流行至战国时期。金文是铸或刻于铜礼器上的文字，在商朝中期已有，但多出于西周。有学者认为金文文字似毛笔书法，其形体可能是商中期文字的正体，甲骨文反而是其旁支。现已出土的最长的金文乃周宣王授予毛公的礼器上的铭文，共有497个文字。上述两种文字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远非苏美尔人在公元前2800年的楔形文字所能比拟。

直至目前，已发现了16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含4500个不同的字，其中只有约1600个被破译。不少甲骨文与现代汉字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学者认为，这样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一定源自成形于商朝以前的文字。至晚在先商时期，当时的众多方国中就已存在一种广泛流通的书写系统，只不过因为其主要载体为容易腐烂的布帛、竹片和木片，所以遗留下来的只有用于王室占卜这种特殊功能的、刻在数千年不朽的甲骨上的特殊文书。随着陕西大麦地刻在岩石上的数千个象形图案，以及良渚的陶器、骨器、玉器上近600个刻画符号被发现，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便已有文字的这一推论更值得研究。

我们固然可以因为至今仍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遗存而质疑龙山时代乃至夏朝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但我们定不能因为甲骨文只始自商朝中期后段而否定早商，甚至先商（即夏朝的商方国）的存在。因为甲骨文多处提到先商、早商所有王及其事迹。甲骨文亦有提到夏朝一些君主和他们的事迹，基于此我们推论夏已进入历史时期。加上对众多夏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后世的详细记述，夏代可以拟为中国信史的一部分，待将来更多考古发现予以确认（见第四章）。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众多条件的出现，包括较好的工具、通过农耕和养殖取得的稳定食物供应等，在河谷平原等低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中国先民进入了聚落定居阶段，从而走进部落社会。换言之，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一个新的人类发展转折点出现了，即以“初城”为核心的“古国”的崛起。

中国古代传说认为，最早的部落联盟由伏羲于约公元前7700年建立。公元前5000年，炎帝继承了联盟领袖的地位。约在公元前4200年，中原地区及其他黄河下游地区，包括今山东一带，成为炎帝及伏羲后人的势力范围（亦有说是湖南的澧阳平原地区）。由于第四纪末期冰期终结，天气回暖，冰盖消融，海平线上升，华北与山东的低洼和沿岸地带被水淹没，引致三大族团争夺可耕地。黄帝一支在斗争中战胜了炎帝以及东夷的领袖蚩尤而成为各族共主。这一段“争霸”时期大致发生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当时，部落间激烈的战争导致了大量城堡的出现，主要的大型聚落开始建造有防御功能的城墙。考古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分布提供了物证。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晚商的甲骨文，以及一些史前城址和其他考古发现，更为夏、商两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1973年前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更引述了比《史记》早200多年的一本书——《黄帝四经》，其中讨论了黄帝的经国之道。它在现有考古材料之外，提供了有关黄帝的存在和他的时代状况的资料。据司马迁所言，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城市已经出现（图1.5）。考古材料亦证明了，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华夏部落及东夷部落所在地区，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初城式聚落已经出现。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作为初城前身的大型环壕聚落，以及环壕里的中央广场和大房子，已存在中国城市文明最早的影子，即在中国古代部落社会中长期发展而成的宗法制度及其两个核心元素“祭天”和“敬祖”。这些元素在中国城市的历史长河中一贯存在，并且至今未变。

表1-2 除了简略地列出史前时期各主要地区的文化及其特征，还概括了二里头文化（约当夏朝）及先夏时期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中国各个主要时期亦列于表1-3。

表1-3　中国历史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