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的繁盛与传衍

关于湖湘学术文化的发展，研究者大多往古追溯到流寓湖南的屈原、贾谊。其实，从周秦到隋唐，北国东土早成《诗》《书》之邦，三湘大地仍如天荒之区：“由汉迄唐，训故不下数百家，其间负经师雅望，以齐鲁秦及河洛间特盛，而三湘七泽不甚有传人。”[3]根据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记载[4]，汉唐千余年间，湘籍学者见于著录的经学著作仅4种，即蜀汉湘乡县蒋琬《丧服要记》一卷、东晋南平郡（今属津市）车胤《讲孝经义》四卷、唐代作唐县（今属安乡）阴弘道《周易新传疏》十卷和《春秋左氏传序》一卷，正如《晋书·甘卓传》所谓：“南土凋荒，经籍道息。”[5]

宋代以来，随着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南移，潇湘之间开始崭露头角，以理学为核心形态的湖湘学最为引人瞩目。这些理学家及其弟子大多研经论道，著述成家，其中周敦颐以《易》学开启风靡数百年的理学，宁乡易祓、湘阴周式、永明周尧卿、武陵丁易东等，或精究一经，或博通群经，堪称经学大师，其他如醴陵吴猎、长沙谭世勣、湘阴彭宗茂、衡阳廖偁、茶陵谭世选、浏阳汤璹等，各有造诣，声名藉甚。湖南经学从此兴起，正如彭政枢所说：“楚有周子崛起，神契圣道，作《易通》、《图说》，以翼羲经；易氏（祓）总覈群经，注《易》遵汉家法，吐弃王弼。嗣是湖湘士夫，朴学相崇，《周易》有丁氏《象义》，《尚书》有廖氏《洪范〈论〉》，《毛诗》有周氏《诗说》，《周礼》有易氏《总义》，《春秋》有汤氏《要论》，皆能阐微训义，光于来叶。”[6]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两宋湖湘学者的经学著作，有《易》类14种、《书》类2种、《诗》类3种、《礼》类3种、《春秋》类7种、《四书》类3种、群经总义类3种，合计35种，与汉、唐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易祓《周易总义》三十卷和《周官总义》三十卷、丁易东《周易象义》十六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丁易东《周易上下经解残本》四卷也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影响深远。

元明时期，湖湘学术文化整体上并未呈现中衰之象，如经学就仍处于发展之中。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元代经师5人，经学著述8种，明代经师97人，经学著述135种。后来《四库全书》收录茶陵刘三吾奉敕编撰的《书传会选》六卷、华容孙瑴撰辑的《古微书》三十六卷，另有郴州喻国人《周易辨正》等六卷、曾朝节《易测》十卷、澧州戴君恩《读风臆评》一卷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刘三吾以硕学高位，奏请改正蔡沈《书集传》的讹谬，采宋元以来诸家成说，“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对明代官修经书极为鄙薄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肯定《书传会选》“尚有功于后学”，“则是书之足贵，可略见矣”[7]。曾朝节撰《易测》，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及杨简《易传》之说，参互考订，以解《上经》、《下经》、《彖》、《象》、《文言》、《系辞》，而置《说卦》、《序卦》、《杂卦》一概不论，回归以义理解《易》，“大旨主于观辞玩占，一切卦图、卦变之说，悉所不取，颇足扫宋《易》之葛藤”[8]，实际上开出清初黄宗羲、胡渭等清算宋人神秘《易》学的先河。益阳罗敦仁、喻义父子，著《尚书是正》二十卷，对《尚书》源流详加梳理，力论今文《尚书》28篇之真，考辨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后来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均采录其说。孙瑴别具慧眼，从灰烬之余，搜辑到东汉以前各种纬书70多种，“使学者生于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9]，实是清儒辑佚的先驱。可见，湘中经学从元代以来仍在发展，到明代更超过两宋。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繁荣与总结期，湖南经学也在入清以后逐渐进入繁盛期，不仅著作如林，还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家和经学世家。清初有衡阳王介之、王夫之兄弟，以朱明遗民的身份，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怀抱，遁迹深山，发奋著述，说经笃实有据，成为经师硕望。至于康熙以后的湖南经学，过去不被看重，如梁启超在高标船山之学时竟武断地提出：“自兹以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10]钱穆也从考证学的角度认为：“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11]其实这是一种误解[12]。仅康、雍、乾三朝，湖南先后出现善化李文炤、巴陵许伯政、宁乡王文清、安乡潘相、善化唐焕、长沙余廷灿、湘潭罗典与张九镡、衡阳李天昶、衡山旷敏本、新化谭爱莲等经师魁儒，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经学著作达15种，《易》类有李文炤《周易本义拾遗》六卷、许伯政《易深》八卷、湘潭赵世迥《周易告蒙》四卷附《周易图注》三卷、湘乡黄燐《周易賸义》四卷、湘乡郑国器《易经辨疑》、衡山周世金《易解拾遗》七卷附《周易句读读本》二卷、溆浦向德星《易义便览》三卷，《书》类有黄燐《尚书賸义》四卷，《诗》类有许伯政《诗深》二十六卷，《礼》类有李文炤《周礼集传》六卷、王文清《周礼会要》六卷，《春秋》类有李文炤《春秋集传》十卷、许伯政《春秋深》十九卷，《乐》类有衡山罗登选《律吕新书笺义》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黔阳潘士权《大乐元音》七卷。因此，这一时期的湖南经学，较之清初毫不逊色，呈现出漫衍扩充之势。

嘉、道以后，朴学之风在湖南日益高涨，经过长期积蕴的经学迅速走向繁荣，无论是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还是性理之学，都在千古变局下呈现出蓬勃生机[13]。短短数十年间，三湘四水间走出了邹汉勋、魏源、黄本骥、邓显鹤、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胡元仪等经学大师，还涌现出一大批经术专精之士，如道州何绍基、湘潭罗汝怀与王荣兰、善化唐仲冕、长沙彭申甫、安仁欧阳厚均、湘乡张眉大与成本璞、巴陵吴敏树与杜贵墀、湘阴张学尹、衡山聂镐敏、武冈曾家模、石门阎镇珩、龙阳易顺鼎、武陵杨大章、常宁李德淑、嘉禾雷雨人、平江苏舆、浏阳刘人熙等。晚清湖南学者在经典奥蕴的抉发、名物典制的考证、文字音韵的训解、金石碑版的考索、天文舆地的研探、先秦诸子的研究以及乡邦文献的搜辑等方面，各领一时之风骚，形成独具特色的“湖南学派”。1903年，新任湖南学政吴庆坻竟欣喜地称誉：“湘人士研经嗜古能文章，实最东南。”[14]

随着清末民初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延续千年的经学教育传统与经学研究风气遭到巨大冲击，特别是教育、文化领域经历一系列革故鼎新，先是中小学校废除读经，接着大学不为经学保留学科地位，经学从此失去制度的依靠。虽然袁世凯时代短暂恢复经学的地位，但继起的新文化运动激情欢迎“德先生”“赛先生”，同时高呼“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经学连同儒家传统再遭重创，走向“山穷水尽”[15]。然而在这种艰难时世下，湘籍学者中仍不乏卓绝之士，坚执儒学信仰，竭力维护经学的独立与尊严，继续在大中学校甚至私人学术空间从事经典的研习与传授，试图让经学发挥其传承民族文化、整饬人心风俗的功用。例如，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一脉相传的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省立和国立湖南大学，就一直延续着古代书院实施经学教育和开展经学研究的传统，民国以来相继有刘人熙、曾熙、张正旸、符定一、吴嘉瑞、刘宗向、邹代藩、成克襄、戴士颖、刘肇隅、刘善泽、孙文昱、孙文昺、颜昌峣、杨树达、曾运乾、李肖聃等经学名家，或是执掌院校事务，或是讲授经学通论、专经研究课程，著书立说，培植后进。在抗战炮火中诞生的国立师范学院，也延聘一批饱学之士，如钱基博、马宗霍、陈鼎忠、席鲁思、刘异、彭昺、骆鸿凯、宗威等，在国文系开设经学、小学等传统课程。另外，省城长沙还有一些推行经学教育的组织，最为突出的是船山学社、湖南私立孔道学校和湖南国学馆（后来改名湖南国学专修学校），汇集湘省政治、文化、教育、学术界的精英人物和社会贤达，如刘人熙、吴嘉瑞、周逸、彭政枢、孙文昱、黄巩、刘宗向、石广权、颜昌峣、陶思曾、何键、王礼培、彭清藜、曹典球、李澄宇等，通过创办刊物（分别是《船山学报》《孔道月刊》《国光杂志》）、定期讲学、季课征文、祭祀先圣及乡贤等方式，传播经典大义，重倡礼义廉耻，试图振刷国民道德，挽回世道人心。如“军政余暇尝欲提倡国学”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6]，就大力推动读经，常在船山学社和孔道学校演讲，宣扬“四维八德”。他本人还对《论语》《大学》《中庸》等经典穷加探究，刊印《大学古本讲义》等书，阐扬孔子之道和儒家思想。又如颜昌峣在船山学社讲解《礼记·礼运》篇，说到“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一节，特意指出：“此所谓坏国、丧家者，不过君主失位、卿大夫失官，而非举一国之人皆为外族之奴仆，如后世宋、明灭国之比也。知此，则知礼制之设，乃专为天子、诸侯巩固其位置而设，未尝计及民族之柔懦驯服，但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稍加恩惠，即易屈伏而甘为蛮裔之顺民者，即此礼教所养成之民族也。此我国历史上所以多汉奸，以未尝有民族之学说灌输于其心故也。”论及“大同”之说，他又特别分析说：“自欧洲大战发生，中山先生感于斗争杀戮之惨，乃倡道大同主义，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冀以减少后世之战祸。此乃对于世界所倡之主义也。浅儒不察，不知杯水不可以救燎原之火，欲以弱国而祈祷世界之和平，以宗教思想来救国，不作参战准备，而研究二次大战以后的建设，谓为捷径，止见其冥行索涂自误误国而已矣。”[17]他对儒家经典作了理性批评，同时要求正确理解和运用经义，与当时的抗日救国紧相呼应，值得充分肯定。

民国以来湘籍学者在经学著述方面也十分引人瞩目，不仅编撰了各种简明扼要的经学讲义、教材，还将个人钻研经学的成果作为论著刊印行世，给新学后生指示读经书、治经学的种种方便门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人熙《春秋公法内传》十二卷首一卷（1913年湖南铅印本），叶德辉《经学通诰》（1915年湖南教育会铅印本），易顺豫《孟子发微》二卷（1925年山西宗孟学社铅印本），黄巩《周易述礼》三卷首一卷（1926年存几堂刻本），杨树达《周易古义》七卷（192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论语古义》二十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春秋大义述》五卷（1941年湖南大学石印本、194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论语疏证》十卷（1943年湖南大学石印本），陈鼎忠《孝经概要》（1927年东北大学排印本）、《周易概要》（1934年中山大学排印本）、《孟子概要》（1934年无锡国专排印本）、《六艺后论》二卷（1934年南京钟山书局排印本、湖南大学石印本），曾运乾《尚书正读》、《三礼通论》、《春秋三传通论》（均为湖南大学石印本），孙文昱《周礼讲义》、《春秋左氏学》（均为湖南大学石印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杨筠如《尚书覈诂》四卷（1934年北强学社铅印本），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石广权《论语今读内编》四篇（1934年苍石山房铅印本），周秉钧《尚书易解》（成稿于民国时期，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十六卷（稿本，岳麓书社1997年整理出版）。这些学者多为民国经学名师，他们的著述也被列作民国学术经典，直到今天仍然大受欢迎。此外，还有一些今天不太知名的学者，也刊印过一种或数种经学著作，如长沙辜天祐《论语古注集说平义》（1930年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本）、桂东邓檗《周易质》八卷首一卷末一卷（1925年铅印本）、武冈尹世积《禹贡集解》（1946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湘阴左钦敏《大学申义》（1918年敬义山房刻本）、祁阳龙熙臣《东洲毛诗授义》二十二卷首一卷（1925年船山书院木活字本）、浏阳邱楚良《古本大学笺证》一卷附录一卷叙录一卷（1937年长沙洞庭印务馆铅印本）、益阳张师范《大学编次质疑》一卷（1931年益阳震亚印书馆石印本）等，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民国年间湖南各地学者从事经学研究、守护传统学术的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以来，湖南有一批既深受旧学浸染、又接触过西学新知的学者，都对学校废除经学课程不很赞同，希望在新式教育体制下延续经学慧命。例如，李肖聃就对以国文课代替经学课、以语体文代替文言文十分不满：“兴学以来，首废经业，专课国文，意谓圣学高深，文言浅近，但求词达，取便学僮，自定教科，著之功令。由是编纂之流，夺圣贤之经席；贩肆之贾，操制作之大权。京部为所劫持，省司奉行惟谨，小学惟行语体，初中禁授文言。以至卒业大学，未读《四书》；教授专门，不通文理。此新教之显弊，为有识所同嗟。”他因此极力主张大、中、小学都应恢复读经，并对非孔之谈、惑经之论加以斥责：“愚之拙见，雅异时流，以为小学宜读《论》、《孟》、《孝经》，中学宜读《诗经》、《礼记》，至于大学，宜授《易》、《礼》、《春秋》。仿程氏分年之程，依欧公计日之课。行之以渐，固未觉其繁难；守之以恒，期渐靡乎经训。使群士服膺于圣教，斯信仰乃定于一尊。若赞墨翟之非孔，同子玄之惑经，始则诬古以逆天，终则反常而作乱。近事可睹，其效彰然，万事悠悠，惟此为大。高等诸生，文理明通，心志将定，犹宜劝以经学，以立大基。圣人复起，吾言不易。”[18]马宗霍也通过回顾汉唐以来经学兴替与国政治乱的关系，对近代社会舆论借口“孔孟程朱不能致富强”而主张废弃经学作了批评：“晚近西学东渐，谈者震其富强，群以实学为倡，目经学为迂疏无用，后生新进未尝一诵经文，闻经之名，如有所讳，甚有欲废经、焚经者，一若国之贫弱，皆经学使然，非第《论语》作薪、三《传》束阁已也。夫时君假经以饰太平，科举假经以文浅陋，此诚可议，若遂以此归责于经，吾斯之未能信。”[19]陈鼎忠则在《六艺后论》中宣称：“六籍之道宏矣，下走弇陋，无能为役，惟平生之所兢兢自守者有三要义：一曰信古，二曰尊经，三曰述圣。”[20]他揭橥的三点要义，与当时盛行的疑古、惑经、非圣思潮刚好针锋相对，倡导信古、护经，竭力维持经学的尊严。鉴于民国以来引进西方科学图书法，经书失所依归，被拆分归入各个不同部类，陈鼎忠还根据“一切学术，咸出六艺，异子史百家于经，亦无异别子孙于父祖”的原则，发明一种新的图书编目方案，“分群籍为七部，肇立嘉名，以经为首，余以类从”，将十三经依不同体制，分居于七部之首，不仅统率旧有群籍，还融摄西学新书，“庶治学者可溯流以探其源，循本以考其末，而经之囊括万有，亦不烦言而明矣”[21]，图谋以六艺统领一切学术，重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这种努力与马一浮发明“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如出一辙，可谓用心良苦。

事实上，民国湖南经学直承晚清的流风余韵，不少经学名家如王先谦、叶德辉、刘人熙、孙文昱、石广权、易顺豫等身跨晚清与民国，张正旸、马宗霍、周逸、符定一、颜昌峣、杨树达、曾运乾、李肖聃等人则与晚清湘中经学大师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等各有师承关系，薪火相传。也有一些民国湘籍学者受到晚清湘学的薰染，自觉承继乡贤，如陈鼎忠《六艺后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不仅形式上直接承继皮锡瑞《经学历史》，内容上也反复引用皮锡瑞的论述。正因为近代湖南经学从晚清到民国一脉相承，得以持续发展，不断开拓，所以民国以来的湖南学者在专经研究、群经通论、经学史等领域成就卓著，后出转精，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清儒，称雄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