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现状

一 杜预生平与思想研究

（一）对杜预其人的评价

关于杜预其人的总体评价，郑达炘[4]、尚志迈[5]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从杜预修订《晋律》、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率军平吴和注解《左传》四个方面，对杜预的功绩作了较全面的评述，认为其是西晋的兴造之臣，影响晋一代十分深远。

杜氏博学多通，有“杜武库”之美誉，研究者也从不同侧面对其解析。

段秋关以法律专家的视角，强调杜预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贡献。段氏认为，杜预参与制定的《晋律》在中国法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杜预在立法理论上有两大贡献：其一，他反对西汉以来制定法律如同解经笺注式的繁琐方式，强调法律应该简明扼要、具有可操作性。其二，把律、令等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在《晋律》之前，法律中律、令不很分明。对此，杜预指出，律是规定如何量刑定罪的刑法，令是正面规定的规章制度（不包括政法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区分律、令这两种法律规范的定义性的说明，对后代具有重大的影响[6]。

无论是朝中为官抑或出守藩镇，杜预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李秋芳撰文表彰杜预在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业救灾三方面的贡献[7]。

在军事上杜预更是功勋卓著。他亲历了伐蜀、平吴和抗击匈奴等著名战役，这在西晋高级将领中绝无仅有。张晓彤主要分析了杜预在平吴战争中采用的策略和计谋，认为其是西晋杰出的军事谋略家[8]。

李鄂荣、李迪关注杜预在科学史上的贡献。杜预相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言，并曾沉碑万山深渊、树碑岘山之顶以铭其功，李鹗荣以为杜预对地壳变动已有某种认识[9]。李迪在论述杜预多方面科技成就时，还特别指出与杜氏同时代的马钧、裴秀、王叔和等科学家以及张华、杨泉等思想家共同构成了西晋科学家群，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10]。

以上所论，从法律、农业、军事、科技诸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杜预，而这些知识储备，与其成功注释《左传》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可惜，当前的研究还缺乏从这些角度来考察《左传》注，而以上诸家论述也未能充分发掘杜注中的材料。这多少是个遗憾。

（二）杜预的生平研究

杜预家族显于魏晋之际，三代传习《左传》，有儒学世家之风。台湾学者叶政欣撰有《春秋左氏学世家杜氏三世年谱——杜畿、子恕、宽、孙预》，对杜氏三代的生平事迹做了梳理，为我们研究杜预生平提供了一个参照[11]。不过，这仅是初步的简谱，资料收集与史实考订都有广阔的开拓空间。杜畿、杜恕都是曹魏的忠臣，而杜预却投靠司马氏，有不忠不孝之嫌，杜氏也因此受到清儒强烈的批评。文慧科认为这根源于杜预热衷功名的性格，也与当时更重视家族利益的观念有关。这是杜氏在司马氏拉拢名士的背景下，审时度势后作出的决策[12]。此外，文氏的硕士学位论文《杜预研究》还注意到京兆杜氏家传刑律之学对杜预的影响[13]。最近，赫兆丰《杜预生平事迹新考》对杜氏修《泰始律》、始任河南尹、检举石鉴、大败吴将张政四事的时间做了考析，细化了杜预生平的研究[14]。总体上看，目前对杜预生平的研究仍较薄弱。最大障碍是杜预早年的材料太少，很多问题难以考证。譬如，杜恕迁家宜阳一事值得关注。与宜阳（今洛阳市宜阳县）毗邻的新安（今洛阳市新安县）居住着大儒皇甫谧，皇甫氏的高足挚虞、张轨皆与杜预友善，而且张轨还曾隐居宜阳女几山学道。杜预是否曾受到皇甫谧的影响，还需深入探讨。另外，杜预曾在钟会、卫瓘等玄学名士间周旋，考察杜氏与玄学的关系，也会推动《集解》的研究。

（三）杜预与《左传》的关系研究

杜预学术上最主要的贡献是注解《左传》，因此不少学者注重考察杜氏与《左传》的关系。杨博文《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沿袭了清儒焦循的思路，着力发掘杜预解释《左传》的荒谬处。杨氏又结合杜预的身世和当时的政局，判定杜预曲解《左传》是有意为司马氏回护辩解[15]。洪廷彦以为杜预所以喜欢读《左传》，实与《左传》的内容相关。洪氏分析杜预祖、父两代思想与《左传》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杜预注，认为《左传》以儒为主，兼容兵、法的思想对杜预有重大影响。作者还指出杜预作注有其明确的立言、立功动机，和一般经师儒生有着本质的区别[16]。洪氏此文在理解《左传》思想的基础上，再剖析杜预的为人和《左传》注，故有一定的深度。

（四）杜预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研究

在杜预政治思想的研究上，日本学者渡边义浩的方法具有启发意义。他把杜氏经学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观察，透过杜预《左传》注来认识西晋初年的政治现象。渡边2005年发表了三篇关于杜预的文章。其中，“《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他的《杜预的谅闇制与皇位继承问题》一文，论述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17]。晋武帝时期，政治派别间的倾轧相当激烈。有学者将杜预与羊祜、张华归为玄学名士派[18]，此说仍有可商。

杜预的诗文所存无几，故历来缺乏对其文学思想的论述。孙宝《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实践和影响》一文挖掘杜注中的文艺思想，认为其注解体现出丰富的儒家文艺观，代表了西晋初期的审美要求。孙氏又联系《七规》残句分析杜氏对这种儒家文艺观的创作实践，肯定其对西晋辞赋和东晋玄言诗产生的深远影响[19]。遗憾的是，尽管钟嵘《诗品下》将杜氏与许询孙绰并列为玄言诗代表人物，但今日仍无法全面评述杜预的文学成就。

在杜预生平思想研究上，尚未见杜预评传类著作面世，不得不说是个缺憾。加强对杜预生平思想的研究，可早日促成《杜预评传》的出版。

二 杜预著述及《春秋经传集解》的整理与研究

（一）杜预著述与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

杜预著作凡十二种，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有十种，其余两种见于类书。一、经学著作五种：《丧服要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音》《春秋左传评》；二、刑律著作两种：《律本》和《杂律》；三、杂传著作一种：《女记》；四、地理传记著作两种：《汝南记》和《益州记》；五、文学著作两种：《杜预集》《善文》。其中，《春秋经传集解》完整传世，《春秋释例》部分被辑出，《左传音》《左传评》亡佚，其他诸书也仅存少许残句。杜预著述有系统的辑佚始于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和叶绍泰《增订汉魏六朝别解》为滥觞之作。清人严可均《全晋文》对杜预的文章辑录愈加完备。当然，严氏的辑录仍有补充的空间。

杜预生平的研究资料大多见于《晋书》（包括王隐等九家《晋书》），少许史料散入《三国志》《世说新语》及南朝诸正史中。此外，《通典》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亦偶有所见。但目前，还缺乏较系统完整的《杜预研究资料汇编》。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整理与研究

1.《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整理

（1）日本藏写本的整理

1903年日本竹添光鸿所著《左传会笺》出版，此书以金泽文库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广搜善本详加校勘，实为《集解》的一次重要整理。竹添氏新作注文对《集解》“或补充或申发或驳正”，诚为杜预之诤友[20]。黎庶昌亦据金泽本撰《左传杜注校勘记》一卷。有关卷子本的著录较多，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和日本岛田翰《汉籍善本考》都有记载。可喜的是，近年巴蜀书社影印出版了《左氏会笺》，为国内学者研究《集解》提供了便利。此外，日本东洋文库藏保延五年（1139）抄写《春秋经传集解》卷十（宣公元年至十一年），及藤井斋成会有邻馆藏唐钞本《集解》卷二（桓公二年至十六年），这两个钞本目前国内的研究还较少。

金泽文库卷子本与唐石经以及宋刻本的关系如何？在《春秋经传集解》的版本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竹添光鸿虽据唐石经与四个宋刻本校钞本，但其校勘成果缺乏系统的梳理，更大的问题是竹添氏的校勘重点在《左传》本文，对杜预注的校释做得并不彻底。因此，卷子本的校勘工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只有明确卷子本在整个《春秋经传集解》版本系统中的位置，我们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个珍贵的钞本。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充分展开。

（2）敦煌、吐鲁番写本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是迄今能看到最古的《集解》本子，大多为六朝唐人手抄，虽是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这些残卷接近四十件。近年在敦煌本的整理研究中，李索、许建平、黄建宁[21]等学者用力较勤。其中，李索成绩较突出，出版了《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和《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异文研究》。前者是学界首次对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的系统整理，作者通过写本与《四部丛刊》本、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的对校，侧重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异文[22]。后者是李氏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从文字孳乳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写卷中的异文，于文字学史的研究颇有助益。此外，文中还对《春秋经传集解》各写卷的内容、名称、年代，以及多卷缀合的情况作了考证，纠正黄永武《敦煌宝藏》中的两处错误[23]。

遗憾的是，《校证》未能参考竹添光鸿的校勘成果，对异文俗字之外的内容用力不多，这是敦煌本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在校勘考订上，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24]《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春秋左传之属》[25]后来居上。目前对敦煌残卷的研究主要在内容的校释考证，能否从版本源流角度做些考察，将敦煌残卷与日藏金泽文库本、唐石经、早期单经注的宋刻本仔细比勘，不仅对认识早期《春秋经传集解》文本的演变，而且对敦煌残卷的断代定年也大有裨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吐鲁番出土的《春秋经传集解》残卷。今存吐鲁番残卷5件，论数量与质量均不及敦煌本，但不可忽视他们的价值。虞万里《阿斯塔那三三二号墓文书〈春秋经传集解〉残片浅议》[26]从残卷的复原入手，结合南北朝经学发展、唐代科举制等，较全面地阐发了该文书的意义。不过，学界对吐鲁番杜注残卷的研究仍相当匮乏。

（3）宋刻本的整理与研究

学界近年在经书版本研究上硕果累累，《集解》也不例外。其中，李致忠对宋版《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较早。《宋版书叙录》著录了四个宋本：其一，南宋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存三卷（一至二、十九）。其二，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元修本，附有陆德明《释文》、周叔弢跋，存二十九卷（一至九、十一至三十）。其三，元初相台岳浚荆溪家塾刻群经本，卷十九至卷二十配明刻本，周叔弢跋。其四，宋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附唐陆德明释文、蜀冯继先撰《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袁克文跋[27]。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首次摸清了《春秋经传集解》宋刻本的家底。其中，不附《左氏音义》的单经注本6个，附《左氏音义》的经注本17个，共23个，乃宋刻经书注疏之首。保存完整无缺损补配的宋刻本7个，相当可观。作者尤其细致探究了南宋兴国军学、鹤林于氏这两个《集解》的重要版本[28]，有力提升了《集解》版本研究的水准。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与通俗化》指出今日所见淳熙小字本《集解》恐非宋本，并仔细考析了其流传刊刻的过程[29]。

事实上，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每个刻本版式、文字都有不小的差异。譬如，抚州公使库本与国图藏附李厚《春秋总义》的宋刻本每卷后皆标注经注字数，但无一卷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想见，《春秋经传集解》在刻印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从卷尾题名来看，唐石经皆为“春秋卷第某”，但这种尾题形式除了早期极少数宋刻本继承外，多数宋刻本卷尾或题“春秋经传集解某公第某”与卷首完全相同，或者题曰“春秋左氏传卷某”，或者偶尔题“春秋卷某”，体例非常混乱。这反映出刊刻者对本书性质认识不一。因此，逐个研究宋刻本，对《集解》全面的整理研究意义重大。可惜，这方面工作尚少人问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了《春秋左传集解》，是书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整理标点。由于是初次整理，存在的问题较多。陈煦指出其在段落划分上的疑问25例[30]，以及标点上的四类错误：属上而误下、属下而误上、当断不断、不当断而断，并举出若干例证[31]。此后，1986年出新版，恢复原名《春秋经传集解》。新版改正了1977年版的一些错误，并把容易产生歧义的简体字改回繁体，质量有所提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和2007年两次印行均据此版。然校书如扫落叶，该版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除去印刷致误外，还有标点破句、《集解》文中杂入《春秋左氏音义》等瑕疵。

近来，李梦生所整理《春秋左传集解》[32]亦以《四部丛刊》本《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还参校了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武英殿《春秋三传》本，其分段标点与上海古籍整理本略有不同。

（4）《春秋经传集解序》的整理与研究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不仅为《集解》研究之管钥，也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历代不乏注释者。台湾学者程元敏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一书，征引著述数十种，为1600余言的序文做了数万字的细致疏证。作者寓作于注，对《左传》杜氏学的不少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3]。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只据唐石经本，未充分利用《文选·左传序》等材料校勘序文。

此外，郜同麟《宋前文献引〈春秋〉研究》一书揭示了宋前文献所引《春秋》的文献校勘价值，对整理《春秋经传集解》颇有裨益[34]。事实上，目前《春秋经传集解》的整理与学界的研究要求仍有差距。诚能精选宋本为底本，广蒐善本以资参校，尤其重视日本所藏旧钞本与敦煌本的校勘价值，博采字书（如原本《玉篇》残卷等）、类书乃至注释文献参校，再充分吸收现今整理本的校勘标点成果，必能创制出超迈先贤的《集解》善本。这对经学研究来说不啻于福音。

2.《春秋经传集解》的释名与成书等问题的研究

《春秋经传集解》何以“集解”为名，千余年来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何晏《论语集解》、裴骃《史记集解》同为集合前人善注。清人讥杜预攘善者多持此论。另一种意见为陆德明、孔颖达所主，认定杜预是集合经传做解，与何晏等不同。笔者以为，杜预命名“集解”意旨何在，须结合杜预撰著该书的宗旨考察，且与何晏、裴骃等书进行比较，方可得出结论。至于《集解》的撰著时间，学界也莫衷一是。这些问题尽管细碎，但对于深入研究《集解》仍相当必要。

3.《春秋经传集解》注释的商兑和纠谬

毋庸讳言，杜注中值得商榷处不少，甚至存在着一些谬误。因此，为《集解》订误成为《左传》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人的众多成果荟集于此，近年亦有不少纠杜佳作问世。老一辈学者洪诚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一句传文出发，结合杜注及历代学者的研究，条分缕析，破释疑窦，结论令人信服[35]。台湾学者蔡根祥的近作《〈左传〉杜解疑义辨议》以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为个案，联系《左传》学史对杜注中的疏漏详加辨析，亦见功力[36]。此外，郭挺之就杜预对《左传》的误读举例辩驳[37]，方正已、裴宝祥探索了隐公元年杜注解释“寤生”的科学性[38]，孙良明对杜预关于《左传》中爵名改称的误说提出质疑[39]，卢凤鹏、胡垚分别对杜注中历法的错误[40]和引《诗》的错误做了辨正[41]，方艳霞针对杜注提出了三则商兑意见[42]。近年，赵生群出版了《左传疑义新证》，对杜注的得失多有辨析[43]。

然而，杜注的商兑纠谬是项考验学者功力又相当艰苦的工作，就目前的进展看，还略显迟缓。从文献注释角度加强《集解》内容的考辨，必将推动杜注乃至《左传》的研究进程。

三 《春秋经传集解》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一）训诂学

清儒佞汉，认为魏晋经注颇多疏漏。但经学史家周予同指出：“魏晋经学来源于汉学，属于汉学的支流。”[44]应该说，《春秋经传集解》大部分内容是对名物语词的训解。因此，对杜预训诂的方法、术语进行总结十分必要。张劲秋通过分析杜注后发现：训诂术语经过后汉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但是由于杜注重在阐发经义的特点，其训诂术语也呈现出与汉儒不同的特点[45]。此外，张氏还在三个方面总结了杜预为训诂学所做的贡献：其一，创立随文释义的经传集解体；其二，在训诂视角上，杜预注重人物、历法、地理、礼制的考释以及以传解经的解释策略和经传互相发明的方法；其三，杜预在解释词句时，既继承汉儒的传统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46]。台湾学者郑克武曾比较杜注与许慎《说文解字》训释的异同[47]。最近，罗春霞《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义训研究》[48]、张玉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声训研究》[49]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从义训、声训这两个角度对杜注训诂的特点做了梳理。

（二）语法学

董莲池注意到《集解》对《左传》中词类活用、特殊动宾关系、名词作状语、宾语前置四种句法现象的揭示，指出杜预早在西晋已经对先秦汉语语法中的句法问题有相当精到的研究，我们应该把汉语语法研究的源头追到西晋[50]。刘光明在董氏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被动式和省文两类语法现象的解析[51]。

宋亚云和张劲秋对被动式做了专门的研究。宋氏比较《左传》昭公、襄公中杜注与孔疏差异，归纳出从西晋到唐初汉语被动式发展的一些特点[52]。张氏通过定量分析杜注中的被动句式，指出西晋时被动句的发展在古汉语语法史上应有相当的意义[53]。此外，孙良明撰文考察了杜预注中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提出借助杜预注观察中国语法在晋代发展的命题[54]。

虚词研究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宇在对杜预注中虚词做了分类研究后认为杜预是相当重视虚词的，而且他的许多解释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利用好杜注中的语言材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汉语史和汉语语法史[55]。

（三）词汇学

相对于语法，中古的词汇变化更大。这点在构词方法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左林霞指出用复合词来解释《左传》的单音词是《集解》的一大特点。作者将复合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主谓式四类并详细统计分析，认为现代汉语中复合词的主要类型杜注中都已具有。通过《左传》构词与杜注构词的比较，反映出复合词取代单音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56]。路飞飞、张科晓的研究结论与左林霞基本相同，而二人更重视将杜注纳入语言学史做纵向的考察。在与《论衡》构词法作比较后，作者认为杜注作为魏晋时期口语语体的典型与汉代书面语体的代表《论衡》有着不同的特点[57]。

中古词汇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中古出现的新词汇备受瞩目。最近，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从词汇角度来考察杜注。如张伟《〈春秋经传集解〉与双音词研究》[58]、焦红梅《〈左传〉杜注与〈汉语大词典〉编纂》[59]、周梦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词汇研究》[60]。可以预见，近十五万字的杜注必将成为中古词汇研究的宝库。

（四）语境研究

王谦的硕士学位论文《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语境运用研究》从语境这个新角度对杜注作了研究。作者将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两类。语言性语境侧重从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角度讨论，而非语言性语境则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认知心理等因素分析。王氏通过杜预对语境运用得失的解剖，认为“随文释义”是利用语境来解释文献的语言义，它是传注训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杜注提供的丰富语境材料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61]。

四 《春秋经传集解》的经学研究

（一）通论评介性的研究

1.经学史论述中的《春秋经传集解》

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刘师培均持否定《集解》的态度，这也代表了清代今古文两派对杜预的基本看法。皮氏《经学历史》先诋杜预有攘善之过：“《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62]，又鄙视其为人：“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63]而专治《左传》的刘师培也认为：“晋杜预作《左传注》，干没贾、服之说，复作《春秋释例》，亦多忤误。”[64]刘氏继承家族之志，其所著述亦在推翻《集解》另创新注。而稍后的论著也多因袭皮、刘两氏之说，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和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是其代表[65]。相比而言，马氏注意到杜注以博采破两汉经学之颛门，是为魏晋之学，乃经学史上一大变革[66]。此说为卓识。但民国时期的经学研究与晚清经学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其论著多与清人同气，无足深怪。

作为经学史家的蒙文通和周予同持论则较客观。蒙氏指出古文经学至王弼、杜预，始离今文而大成[67]，周氏不主张完全否定杜预，认为清人极力诋毁杜预是学派不同的缘故[68]。同时期的邻邦日本，由于较少传统学说的羁绊，研究别有一番生气。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论贾、服注与杜氏注的优劣：“至于贾、服注与杜注的得失，尤必要冷静地观察，然彼徒贵汉学的结果，凡贬魏晋以下学说的清乾嘉间诸学者，悉难赞同。”[69]可见其不苟同清儒的冷静头脑。本田以经学史家的眼光指出：“杜预据《左传》以解《左传》，不使混入公、穀二家之说，不为汉时代俗间的思想支配，是一个《左传》学的集大成者，其成绩真不容忽视……然而大体儒教，如果作为适合其时代的被改造的东西，那末杜预的《左传》注是适合晋代而作的也许是不能否认的事。”[70]“杜预是一个顺应事物与世推移的人”[71]，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总之，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给经学研究带来新鲜空气，特别是其考察经学注疏的历史眼光，值得今人借鉴。

近年出版的经学史中，浦卫忠的研究较有深度。他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中指出：“杜预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不仅冲破了经学研究的种种藩篱，而且使经学研究真正具有了‘研究’的意味。”[72]这是中肯的意见。浦氏强调应关注经传注疏中注释者流露出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并论及杜注中的哲学、政治思想，均可填补之前研究的空白。

2.《春秋》学史论述中的《春秋经传集解》

在《春秋》《左传》的学史类论述中《集解》也往往独辟章节。其中，赵伯雄《春秋学史》和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的观点值得重视。《春秋学史》从杜预的生平与著作、“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思想、关于“例”的理论、《集解》“强经以就传”的倾向、杜注与服注的势力消长五个方面进行论说，立论坚实，论据充分[73]。而稍早的《春秋左传学史稿》对《集解》的评论注意从文学角度观察，结论也平实可信[74]。

3.《春秋经传集解》评介性的研究

叶政欣、王初庆是台湾较早关注杜预《左传》注的学者。“《杜预与春秋经传集解》一文，实为叶氏系列专题研究的一个简要介绍，可视为研究杜预《左传》学的入门之作。王初庆《春秋左传杜氏义述要》全文甚长，可作为研究《春秋》与《左传》的导读。”[75]近来大陆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集解》，刘丽华、晁岳佩从杜预撰著《春秋经传集解》的历史背景、杜预《春秋》学的体系以及杜预《春秋》学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论述了杜预《春秋左传》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认为《集解》的出现标志着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对后世影响极深远[76]。王巍则从注释学的角度概括了杜预经学注释的特点：其一，确立经传合一，比义而解的注释原则；其二，注释广摭博洽；其三，重视对《左传》书例的归纳。王氏认为杜预这种以简驭繁、约简精洽的注释风格，奠定了后世治经的新范式[77]。

（二）《春秋经传集解》中的经学问题专论

目下，较深入的《春秋经传集解》经学专题研究论文并不多见。针对清人旧说提出辩证的有易平、黎传纪《杜预乱〈左传〉说辩证》。文章通过对杜注中大量实例的分析，逐一驳斥了清人对杜注的歪曲，指出杜预施注的态度是严谨的，并未随意变动《左传》原文[78]。

杜预的经学体系归纳起来即所谓“三体五例”，这是近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陈恩林撰《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一文，系统批评了杜预的“三体五例”说。陈氏认为“三体”是《左传》编者所加的解释《春秋》书法的一些原则，非周公、孔子所设；“五例”是汉朝学者对《左传》的称赞，后来才窜入《左传》本文。“三体五例”的提出，旨在与《公羊》《穀梁》争夺《春秋》的解释权，实则谬误很多[79]。此外，香港学者单周尧对该问题也有论述[80]。

“三体”里最重要的是“周公凡例”，它是杜预经学体系的核心。晁岳佩发现杜预立论的缺漏，抓住《左传》隐公七年杜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书于策’，明礼经皆当书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为经。丘明之《传》博采众记，故始开凡例，特显此一句，他皆放此。”将杜氏的论据解析为四：一、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二、礼经皆当书于策；三、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四、五十“凡”内容是否与杜说相符。作者就以上四点作了批驳，认为杜预“礼经”说既与传意不合，又与五十凡内容相悖，是无法成立的[81]。

近来学界愈加重视《集解》中的术语与经学条例。台湾学者张素卿专攻《左传》多年，其文《杜预“张本”说论述》重点剖析“张本”这一术语，认为杜预用“张本”来揭示传文间的呼应关系，“张本”说的提出对理解《左传》以叙事解经有积极的意义[82]。赫兆丰《杜预的经学条例及其学术自觉》将杜预的经学条例总结为九类，认为其《春秋》义例的确定有着高度的学术自觉，这种治经方法对后世经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3]。

刘宁研究的重心在考察《春秋释例》。通过比较杜预《春秋》义例学与董仲舒《春秋》义例学的异同，刘氏指出杜预的义例学淡化了汉代《春秋》学的比事智慧，学术色彩大为增强，对后世《春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4]。

另一研究热点是“经承旧史”问题，即杜预提出《春秋》源于“旧史”而引发的关于《春秋》性质的争论。晁天义撰文指出《春秋》是孔子所修旨在“道义”的政治学著作，而此在汉魏之前没有异议。杜预提出“经承旧史”的观念，把《春秋》定义为一部史学著作，这一思想造成了后代关于《春秋》性质理解的混乱。作者通过分析指出，《春秋》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都不是一部史学著作，杜预“经承旧史”的谬论应该予以澄清[85]。

此外，郜积意将历学与经学相结合，对杜预《春秋长历》作了细致的考证，认为杜预编排《长历》的目的是为协合经传历日，并非欲与实际的历日相符。郜氏从《长历》所失的历日入手分析，指出杜预对《长历》的编排，与其对经传关系的理解紧密关联[86]。

每种学说的兴起必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不追溯其历史则不能明其源；不结合其背景进行阐释，则不能知其变。因此，评述杜预经学既要细致分析文献，理解其基本思路，还要深入经学史并较全面地把握魏晋学术文化，想做出有深度的研究仍是任重道远。

（三）《春秋经传集解》的个案研究

个案是研究学术史的基础，直接影响学术史撰写的质量。在《集解》个案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首推台湾学者叶政欣。叶氏有《春秋左氏传杜注释例》[87]和《杜预及其春秋左氏学》两部专著，后者是其杜预研究的代表作。在《杜预及其春秋左氏学》中作者对杜预的生平，学术的得失，《集解》的体制、内容、承继、价值，乃至凡例说、《春秋》义例、《左传》体例都作了评述，并用更大篇幅探讨《春秋释例》诸例的要义[88]。书中引证颇丰，可见作者用力之勤。但叶氏关注的重心似在《春秋释例》，对《集解》的研究多在材料梳理与评述，诸如杜预的经学体系、解经方法以至杜注中当代意识和思想等都未遑涉及，这正是今后杜注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

李孝仓的博士学位论文《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释研究》是较新的成果。作者力图从《春秋左传》学与传统训诂学结合的角度考察《集解》，该文的主要贡献是对《集解》中的字词训释与章句阐释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89]。此外，还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以《集解》为题。王巍《〈春秋左传〉杜预注研究》较全面评述了杜预注的内容[90]。刘丽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着眼于杜注的史学贡献，并钩稽了杜注中的部分引书[91]；谢明宽《“经传集解”的形成——杜预春秋左氏学析论》联系杜预治经的历史背景，从经学史的角度讨论经传集解体的真正含蕴，指出《集解》与荀悦《汉纪》有相近的学术理路。作者紧扣《春秋序》中的“三体五例”说，进一步探讨了《集解》与《春秋释例》和《春秋长历》的关系[92]。

从当前的研究状况看，仍缺乏高水平的杜预注研究专著，也未再出现像叶政欣式的《左传》杜氏学专家。《集解》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它的体例、术语等并没有被穷尽，潜在的学术增长点依然很多。

（四）《春秋经传集解》的比较研究

评述《左传》杜预注、贾逵注、服虔注之间的优劣得失，一直是学界热衷的问题。台湾学者程南洲是致力于《左传》贾逵学研究的专家。其有《春秋左传贾逵注与杜预注之比较研究》和《贾逵之春秋左传学及其对杜预注之影响》两部专著研讨贾注与杜注的关系，前者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代表作[93]。程氏在经传义蕴论见、礼制训释、义例训释、字义训释、人名训释、地名训释六个方面逐条比较了贾逵、杜预注释的异同后发现：（1）与杜预注专主《左传》不同，贾逵注对《公羊》《穀梁》可用者，尽皆采纳；（2）贾、杜注在解释经传义蕴上差异较大，贾逵善言褒贬，杜预多以史实解之，盖因二者的着眼点不同；（3）在义例阐释和归纳上，杜预往往驳斥贾逵，意在立一家之学；（4）在字义、人名、地名的训释上，杜预完全因袭贾逵的有119条之多，相同之处达到十分之九以上；（5）作者以为贾注、杜注各有其价值，不可重此轻彼[94]。该书的优点是材料收集得相当全面，立论也较周延，但作者考察的中心是贾逵注，故对杜预注的特点揭示稍显不足。

何晋《〈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比较研究》对杜注与贾服注的同异作了统计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杜注与贾服注最大的差别可归纳为经史之别。贾逵、服虔长于名物训诂，且不忘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重在释经；杜预人生经历极丰富，见识远过时人，多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左传》，重在言史。故杜注有求实、通达、简明的特点，然而疏于训诂是其一短。造成杜注、贾服注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时代学风的不同。何氏又分析了历史上两次攻杜高潮形成的原因，并肯定攻杜者也是杜预注的研究和继承者[95]。

鉴于杜注的《左传》学标杆作用，汉晋《左传》学研究实质上都隐含了与杜氏注的比较。程南洲《东汉时代之春秋左氏学》涉及东汉诸家左氏佚文与杜注的比较[96]，台湾学者李振兴《王肃之经学》论及王氏《左传》学对杜注的影响[97]，台湾学者沈秋雄《三国两晋南北朝春秋左传学佚书考》也将六朝《左传》遗说与杜氏注作了详细的考校[98]。

目前，对杜预注的比较研究还主要限于《左传》注释文献内部的比较。事实上，同时代不同注释文献之间的比较也值得尝试。如《左传》杜预注与韦昭《国语》注的比较，李仅《〈左传〉杜预、〈国语〉韦昭注比较》一文对此作了初步的探索[99]。此外，《春秋》经文杜预注与范宁注的同异等，都值得去探索。此外，从域外汉学的角度，孙赫男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涉及《左传会笺》与杜预注的比较[100]。

（五）《春秋经传集解》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经书的注释，很少像《左传》杜预注一样，自诞生起就不断接受着历代学者的挑剔和批评，而否定杜注的声音在清儒中达到最高峰。刘家和从考据和义理两个角度分析了清人对杜预注的臧否，认为尽管清儒批评杜注语气之严厉、涉及面之深广均为前人所不及，然而他们在对杜注作取舍的同时，又把《左传》的注释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作者还注意到清儒批评杜注的原因，是根源于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截然相反的学术趋向。杜注经受住了这次考验，显示出其难以动摇的学术价值[101]。萧淑惠硕士学位论文《清儒规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对清儒规杜作了系统研究，将规杜的流变分为四期，对每一期都作了评述。作者还驳正了清人的一些错误，欲还杜预以公道[102]。此外，罗军凤也从义理[103]和学术规范[104]角度检讨了清儒批评杜预的原因：一方面与杜预注自身的缺陷有关，另一方面是根源于二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赵沛[105]、方艳霞[106]则从专人研究入手，分别评述了廖平、洪亮吉对杜注的批评。

从史学史角度，伍典彬的硕士学位论文注意到杜预的《左传》义例学对魏晋史家义例学的影响[107]，逯耀东[108]、胡宝国[109]等人的著作则从魏晋经史关系互动中去考察杜预注。

杜预注的接受研究目下主要集中在清代，清人数量庞大的补杜纠杜著作值得我们认真挖掘。此外，杜预注在六朝的接受也应引起我们的思考。譬如，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所引贾逵、服虔注就远多于杜氏注，但到梁陈之际，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春秋》的论述几乎皆采用杜氏学说，原本《玉篇》所引也仅见《左传》杜注。因此，如何正确描述杜预注在南北朝的接受过程，仍是需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笔者对大陆、港台发表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论文作了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全部文章不过10篇，90年代约有15篇。而21世纪的前十五年，杜预注的相关研究论文已经超过40篇。自2005年以来，发展更为迅猛，达到了30多篇。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深化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