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论”之后，走向人文

第一节 罗蒂与人文主义

一 生平经历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的《语言学转向》（1967）和《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推动了20世纪哲学著名的语言学和后现代转向，从此之后，传统哲学再也无法面对语言学和阐释学的后现代语境闭起眼睛。他的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陆续介绍进中国[1]，反应比较热烈。罗蒂本人也曾于1985年和2004年两度访华，在汉语学界一直影响比较大。随着2007年罗蒂去世和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五卷本“罗蒂自选集”的出版，罗蒂的研究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本书旨在梳理罗蒂与传统人文主义批评之间既有继承又有背离的错综复杂关系，阐明罗蒂“后人文主义”的主要关怀。

罗蒂193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他的出身和童年生活带给他一生深远影响。在《偶然、反讽与团结》的题记中，他说“谨以此书献给六位自由主义者：我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2]。可以说这六位自由主义者影响了罗蒂自由左翼的政治选择。他的外祖父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是美国宗教领袖，他试图通过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在他那里，私人生活的完美和公共生活的正义可以结合在一起。而罗蒂的母亲维妮弗蕾德·劳申布施却对她父亲的新教共和主义并不满意，她不认同父亲一辈人的道德宗教词汇，反倒像个天生的实验主义者，注重追随内心改变环境，创造新奇的生活。

罗蒂的父亲詹姆斯·罗蒂和母亲维妮弗蕾德·劳申布施都曾经是社会主义者、美国共产党人。在1932年他们因政见不和脱离美国共产党，被当时的报纸划归为“托洛茨基分子”。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余党的暗杀和追捕中，罗蒂的父母曾经为托洛茨基的秘书约翰·弗兰克提供过庇护，这些“惊险”的童年经历让罗蒂很小就对社会政治问题比较关心。罗蒂12岁的时候已经跟随父母在“工会联合会”里做一些勤杂，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跟穷人接触，也在少年敏感的心中更加了解这个世界的不公：“所以，在我12岁时，我就已经知道做人的意义就在于以人的生命与社会非正义作斗争。”[3]总之，家学渊源使他从小就很关心社会正义。

除了家庭给予他的社会启蒙，由纽约知识分子组成的生活圈子也极大地影响了罗蒂的人生志趣。罗蒂说：“少年时，我对悉尼·胡克（Sidney Hook）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每一句反斯大林的言论都笃信不疑，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我还是婴儿时曾被他们在膝盖上举上举下的。我母亲过去常常充满自豪地告诉我，七岁时我就有幸给万圣节晚会的客人上三明治，客人中有约翰·杜威和卡洛·特雷斯卡。”[4]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罗蒂最终的哲学归宿，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对杜威的解读充满了“六经注我”式的“误读”，但是罗蒂却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了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的影响。胡克一家和特里林一家都曾是罗蒂童年家庭聚会的常客。而特里林的文学趣味和他在哈佛的挚友丹尼尔·贝尔一样，本来属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传统和文学上的人文主义批评，他们都哀叹世风日下，褒扬古典现实主义，推崇“诚挚”的道德批评。这些在罗蒂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以至于在其成年后，即便成为后现代运动中的主将，但他在文学功能、价值和趣味的理解上仍然和特里林遥相呼应。这些纽约著名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使得他日后成长的思想背景既丰富广阔又斑驳复杂。

和艾伦·布卢姆一样，罗蒂是一个哲学上的少年天才。他分别于1949年、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当时的指导教师是查尔斯·哈茨霍恩——怀特海的弟子。由此罗蒂迷恋上了哲学和形而上学。1956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1962年开始罗蒂任教于分析哲学的重镇普林斯顿大学达21年之久，其专业生涯的主要时期浸淫于当时风靡美国的分析哲学，这却使他看出了个中问题，他对分析哲学逐渐远离社会和人生、成为学院精英圈内的专业爬梳越来越不满，开始转向杜威和詹姆斯代表的实用主义，并更新了实用主义的语汇，使之服务于人文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而成为一名对当今世界焦点话题不断发出声音的公共知识分子。

二 思想发展

罗蒂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语言学转折》（1967）的出版为标志，他是这本书的主编并写了长篇导言，该书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一阶段他不仅对传统形而上学发起进攻，而且开始对分析哲学的基本假设也产生了怀疑。在这个过程中罗蒂的学术兴趣由元哲学（传统哲学）走向分析哲学，成为分析哲学的出色学生和半信半疑的探索者。

第二阶段以其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1979）的出版为标志，这本书奠定了他在哲学界的地位，并引起整个西方思想界的巨大震动。这是罗蒂唯一一部系统性著作，这本书和以后出版的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明尼阿波利斯，1982），主要内容都是在清理传统哲学如笛卡尔“心”的概念、康德认识论的概念等，并从内部对分析哲学展开批判。这一阶段罗蒂开始由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并展望后哲学文化的前景。

罗蒂由哲学内部发起的对哲学的批评，在美国思想界极具影响力和挑衅性，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同时也招来很多非难，这使他在同行和同事中间变得越来越孤独。1982年，罗蒂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学凯南讲座教授。在此之后罗蒂充分发挥了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并让哲学很好地扮演了和政治、文学等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对话”的角色。这一阶段是其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他的学术兴趣由分析哲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文化，转向欧陆哲学所关注的人文主义文化。这一时期除了著作《偶然、反讽与团结》（英国剑桥，1988）外，他出版了很多的演讲、论文和对话集。比如剑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论文集：《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论海德格尔和其他》（1991）、《真理与进步》（1998）、《哲学作为文化政治学》（2007）和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希望》（1999），哈佛大学出版的演讲集《筑就我们的国家》（1998）。在罗蒂学术研究的这一阶段，他不仅是一位专业学者，也成为横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并对国际政治、族群冲突、普世价值、文化差异、女权主义等公共话题发表见解，涉及政治、小说、诗歌、精神分析、隐喻等各个论题层面，他的新实用主义以强有力的“重新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后形而上学思想，重塑了“无根基”时代的人文精神。

三 一生情结

罗蒂自己曾经写过自传《托洛茨基与野兰花》，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从小种下、直到长大后依然念念不忘的“托洛茨基与野兰花”情结。20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思想界受到政治右派和左派的两面夹击的时候，他坦然向人们阐明他赖以形成思想的信念之网是怎样编织而成的。“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观点便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5]当时美国的右派认为他抽去了哲学和道德的根基，因而是盲目乐观和不负责任的，而左派则认为他是大西洋富裕社会傲慢、悠闲的资产阶级学说代表，加入了被乔纳森·亚德所称“美国拍马比赛”的活动。因此罗蒂的这篇自传实际是在剖明心迹与自辩，也可算作对种种时代误解的回应。少年的他已经开始关心托洛茨基案件，不自觉地卷入冷战意识形态的明暗斗争，关心穷人和这个贫富分化社会的未来前景，总之，他一直是个准备为这个世界的公共生活献身的人。

同时他也从小像别的孩子一样，希望阅读那些闪耀着救赎性真理和道德光芒的著作，并且对童年住所通向新泽西山区路上的野兰花情有独钟。“在那些山上大概有40种野兰花，而我最终发现了其中的17种。野兰花不是一般的花草，又性喜洁净。在我周围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我知道它们长在何处、它们的拉丁文名字、它们开放的时间，我为此感到非常得意。在纽约的时候，我总是会到第42号街公共图书馆去重读19世纪美国东部野兰花植物学著作。”[6]因此对高贵、纯洁、淡雅的北美野兰花的热爱可以看作他的又一个情结。如果说托洛茨基案件造成的童年阴影带给他的是公共生活关切，那么对野兰花的偏爱则使得他对私人想象、感性创造、神秘之物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兴趣。于是在他长大求学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他曾经崇拜的英雄托洛茨基（写过《文学与革命》）一定不会同情他对野兰花的兴趣。

那么怎样将公共生活的正义和私人创造的完美这两者调和起来，“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正义”（叶芝诗中所言），成为他一生纠结的问题。“我既想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势利小人，又想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朋友——既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又想做一名追求正义的战士。”[7]然而，走过了漫长的追求哲学真理和社会正义的道路，他终于发现柏拉图—康德所预言的“拼图”世界观是有问题的。他明白了真理之光普照漫山遍野的兰花和清除世间所有不义的那一刻不会同时到来，于是他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玄想，就像启蒙哲学家当年抛下了宗教安慰。他懂得了世界的多元共生，知道没有一个单一的真理可以普度众生。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安于人生的变动不居，并用我们的语言尽量描述和提出、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这样才会使每一个同胞更加宽容和正直，人类之间更多幸福和团结。

由此可见，从童年的幻想到深厚的“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情结，以至于之后走上漫长曲折的学术探索之路，无论是作为生活中的人、作为传统哲学的批判者还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罗蒂一直对代表私人创造并培养社会同情的文学寄托颇深。可以不夸张地说，罗蒂的学术取向一直走在将尼采对“哲学/文学”的二元解构推向深入的路上。文学作为叙事，偶然性、反讽和隐喻的小写“真理”，一直受到罗蒂的青睐。罗蒂在破解哲学神话过程中的一系列哲学著作中都散见有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独到分析。[8]对于他来说，一面拆穿传统哲学的高严镜喻和学科优越感，一面不断关注“托洛茨基和野兰花”——公共领域和私人完美的问题，并在多部著作中主张回到文学叙事，把“重新描述”看作新的希望开启之途。

四 回到人文主义

在罗蒂的学术生涯中，应该有三个转向值得铭记，除了语言学和后现代转向，还有一个从哲学到文学文化的转向。并且这个转向和他以前对哲学/文学的解构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断裂的。他走出了专业哲学的狭窄领域，开始向哲学、文学、政治等综合性人文领域进军。他对当今世界的一系列问题发表的看法都建筑在深厚的人文关怀之上。仔细阅读罗蒂的著述，你就会发现罗蒂在文学趣味上和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莱昂内尔·特里林极其相似，他在文学批评上也总是喜欢提到哈罗德·布鲁姆，而对风靡学院的“文化左派”不以为然。他常在文本中以“我们人文主义者”自居，有时不惮于使用反讽的、调侃的口吻。[9]在批评“学院左派”的文化政治时，他写道“依我所见，所有这类政治的支持者拥有的是怀疑，是对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目标的怀疑，以及对本应夹杂在这些目标里面的一种叫作‘人文主义’的东西的怀疑。作为一个够格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发现不了‘人文主义’有什么不对头的人，我对这种新发现的绝望感到莫名其妙”[10]。《哲学的场景》译者王俊曾提出，在罗蒂那里有一个“人文主义乌托邦”，“以政治代科学、以文学代哲学、以心理代伦理、以生活代理论”[11]，我觉得这个概括是很精辟的。

在抛弃了真理镜喻和人性基础之后，罗蒂的人文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大有不同。我将其称为“后人文主义”，或者用罗蒂自己的表达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有限主义（humanist finitism）”[12]。所谓“后人文主义”既是“后”学反本质主义的，正面迎对各种后现代境遇的挑战，又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并不因此抛弃弥足珍贵的人文关怀和现实立场。有限度的人文主义承认人生存的偶然、经验的有限，不刻意去寻求普世主义的高度和浪漫主义的深度。相信人生的碎片无法缝合，结尾后面永远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有限度的人文观沿着生活的地平线移动，用现实中的人一个替代一个具体的行动改善（人文）这种水平的转喻取代世界背后关于垂直深度（真理）和永恒高度（上帝）的暗喻。对于较早的怀疑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后人文主义的理解不是豪情万丈的，而是充满了谦卑，他们认为这句话“是这一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即人类只能用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过去来衡量自己”[13]。

就像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首先“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对以利维斯、特里林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批评有承续的一面。罗蒂在文学趣味上从小深受特里林影响，他相信文学对凝聚人心、升华道德、拓宽想象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政治立场上坚持“后现代主义的自由主义”，其生命的晚期从普林斯顿的哲学系转入弗吉尼亚大学的人文教席，也说明了他从专业哲学家向文学文化的人文通识学者的转变。在文化批评中，他更基于自己“自由左派”的立场，对涉及文学、哲学、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从事文化批评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是骑在各个专业的旋转木马上的人。

其次，“后人文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批评，又有超越的一面。它不再相信普遍抽象的人性而是回归具体有限的个人，它不强调理想之光无所不在的、大写的“强理性”，而是强调每个人的理解，同情小写的“弱理性”。“强理性”有似中国的儒家哲学，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启蒙理性主义哲学是强理性的代表，主张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在天人关系上，强理性相信人定胜天，强调人为，主张行动，积极进取，改造这世界。“弱理性”有似中国的道家哲学，海德格尔的后现代哲学是弱理性的代表。主张应该认识到人的生存条件的有限性，顺从天道，恭顺地聆听自然，谦卑处下，清静无为。弱理性主张顺从自然，同情地理解万物，体验自身的限度，提倡天人和谐（而非斗争），在世界中生活。在文学阐释中，“后人文主义”不坚持客观标准的普遍有效性，而是坚持在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淘汰过程中形成各个时代的读者形成的协同共识。它对文学经典的看法也是功能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一方面在哲学上它是彻底反基础主义的，另一方面它又汲取了后现代哲学如海德格尔等人的有限性思想。“后人文主义”正视生命的破碎和偶然，以反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它从不偏执地坚持己见。它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相比，更重视创新而非保守传统；它更强调历史上和学科间道德事实的差异性而非连续性。它是情境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相信人生和社会的进化过程中，试错的实验在所难免；同时它又是低调的和务实的，将有限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幸福这一实用主义目的看成是所有学问的最终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