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虽然国内学界关于罗蒂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很多，但是专著却很少，并且主要集中在他的后哲学理论方面。造成这种情况主要跟罗蒂的后哲学在美国本土就颇受主流哲学非议有关，另外就是罗蒂的后现代取向和汉语学界现代性学术语境之间存在着对接上的错位。人们一般都能承认罗蒂的言说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罗蒂削平哲学深度模式的做法令好多人对他不以为然。[14]因此国内研究罗蒂的主要论文往往引介、辨析与商榷并存，在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后现代、后哲学、文化政治等关键词上用力颇多。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哲学、语言哲学等专业领域，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对罗蒂进行研究的论文少之又少。[15]

一 国内研究

目前国内罗蒂研究的专著大多都集中在外国哲学方面，主要有5部。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科学哲学方向蒋劲松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自然之镜到信念之网——R.罗蒂哲学述评》，杭州大学西方哲学科学哲学方向张国清的博士学位论文《无镜的哲学》，后更名为“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1年出版。2009年出版的陈亚军的《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该书以罗蒂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为对象，力求展示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体系以及它的价值和缺陷。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林正的《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罗蒂的知识论研究》将传统的知识论具体归纳为七大问题，该作认为罗蒂的理论将个体知识的自我基础导向社会知识的地域性、不可公度性和协同性，从而为知识论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视域。总之，这几部专著理论性很强，论述都很翔实，尤其是前两部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成书的，对罗蒂的研究起步比较早，这两个人也是罗蒂著述较早的中文译者，为罗蒂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的引介打开了局面，同时也为以后对罗蒂思想各个方面的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四位作者都是英美哲学、科学哲学等专业出身，虽然对于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总体特性有概述性地把握，但是并没有涉及对罗蒂文学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具体文本研究。

很有意思的是，从1996年至2007年这十多年间国内一直未见有以罗蒂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这可能与罗蒂生前过于强辩，与大陆学术界的交往也比较密切、饱受争议有关。所以虽然研究罗蒂的单篇论文每年都接连不断，但是对罗蒂的深层阐释相对就显得格外小心。2007年罗蒂去世后，其研究开始出现一个小小的热潮，并且将重心放在其后哲学文化思想。

2009年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安佰鸿的论文《理查德·罗蒂的文化观念和文学理论研究》，是目前少有的一篇罗蒂研究文艺学论文。论文的主体部分三章分别论述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后哲学文化和新实用主义的文学理论，并对这三个问题做了简要评述。该论文重在从“新实用主义”的哲学出发关照罗蒂的文学文化理论，对罗蒂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开创性，主要缺憾在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还有待突出，也缺乏对罗蒂的文化批评文本进行细读分析。

二 国外研究

罗蒂由形而上学哲学入门转而厌倦传统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语言学转向》为标志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又在70年代以《哲学和自然之镜》为界华丽转身，将分析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一道批判，成为和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同路的后现代思想家。在80年代前后，随着他就任弗吉尼亚大学人文教授，罗蒂走出了专业哲学的桎梏，开始就哲学和文学、政治等人文学科的公共问题发表看法。罗蒂生命的晚期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在当代全球政治、哲学、文化舞台上。因此，美国国内对罗蒂的研究一直不乏其人。因为罗蒂生前经常接受采访，并去过很多地方进行讲学、演讲等。他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先以论文的形式在期刊上发表的。罗蒂的观点往往也总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这些期刊论文对罗蒂哲学、政治、文化观点的回应和评述，不再一一细析。

像哈贝马斯、罗尔斯、福柯、利奥塔等学者一样，罗蒂已经被写入20世纪西方哲学史。目前已经翻译过来的很多哲学史相关著作中有对罗蒂的专章或专节讨论，兹举有代表性的三种言说以窥全豹。在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中专有一节谈到德里达、福柯和罗蒂，认为他们是解构和批判旧哲学理论的代表，并认为罗蒂是一个情境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政治传统的位置处于哲学之前”[16]，并且指出其实罗蒂立足的情境就是他祖国的自由民主传统。罗蒂认为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并无太大的不同。他的特点就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分离：一方面阅读尼采和海德格尔，坚持私人领域的完美；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坚定支持自由主义。最后希尔贝克提出对罗蒂哲学的两点质疑，他的观点也精练地代表了西方哲学语境中对罗蒂的主流批评：一是认为对真理的最极端形式的拒斥并不能成为拒绝它的某种温和形式的理由。二是认为罗蒂一向致力于消解真理/谬误等各项区分，但是却坚持公共/私人的清晰分野，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

理查德·伯恩斯坦是罗蒂最有力的论敌。在《新星云：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视域》中[17]，他把对罗蒂哲学的批评推向深入。他认为多年以来，（罗蒂）著作中的审美趋向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并认为罗蒂花了大量时间“强误读”前人的文本，重复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散布的关于哲学史的一个崭新但靠不住的叙事，所做的工作是将旧文本任由己用，尼采化了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化了德里达，海德格尔化了杜威。伯恩斯坦认为杜威严肃对待的问题，罗蒂并没有认真思考就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轻松化解掉，比如“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结构动力哲学怎样系统地破坏和掩饰了自由的理想”这样的问题。伯恩斯坦认为哲学应该为政治立场提供理论论证，而罗蒂却认为这种立场只有通过现实去检验。伯恩斯坦在罗蒂的后现代取向中看到了哈贝马斯在福柯、德里达等人那里看到的东西——个人主义的审美化哲学。

理查德·沃林在其代表作《文化批评的观念》中设专节探讨罗蒂的文化观念——“新实用主义的重新语境化——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政治意义”，单看这个题目好像沃林要有意彰显罗蒂的意义，而细看内容却发现恰恰相反。他通过对新实用主义重新语境化，实际上正是对罗蒂话语进行有力的解构。作者认为在《哲学和自然之镜》里罗蒂对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尖锐而鲜明的重读，但是“他提出的创造性见解过于夸张”[18]。第一，沃林认为罗蒂用力攻击的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早已是强弩之末，在分析哲学和语言转向之后，在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后，这些基础早已名存实亡，罗蒂攻击的不过是个无还手之力的形而上学鬼怪。第二，他认为罗蒂取得成功实际上不在哲学领域，而在哲学之外。在他看来罗蒂的观点是对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某些新保守主义立场的暗中应和。诸如“民主先于哲学”之类说法正和贝尔鼓吹的技术治国论遥相呼应，其潜台词是通过反思平衡讨论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而无须再做意识形态批判。沃林指向罗蒂的第三个批判是由反基础主义导致的相对主义。罗蒂为相对主义辩护时认为只有相对价值才能导向“宽容”，而在沃林看来，“宽容”如何被证明不是绝对而是相对和有限度的呢？所以他以为，罗蒂反形而上学反得过于激进彻底了，因此难逃逻辑上的自我指涉性。在他看来，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是反形而上学家又是理性和真理的信奉者，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固定的真理概念早已声名狼藉。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实践证明一些普世价值的存在，比如“民主”“人权”“自由”“宽容”等，而不必求助于形而上学。

就此，沃林指出了罗蒂哲学一个致命的弱点“通过整个的删除正确的力量或规范性对语境的约束，他有意地忽视了理性和批判的超语境力量”[19]。在他看来这最终导致罗蒂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罗蒂的哲学是“语境主义”的，语境主义的相对性等于让那些诉诸普世价值的传统专制批判话语自动失效，而随时准备迎接认识论的犬儒主义。像伯恩斯坦一样，沃林也认为罗蒂对语言不具有指称事物功能而只是指向另一些语言的过分强调导致了某种理论的唯美主义。为了创新和追求趣味，不惜丢弃身边世界这个常识。他认为罗蒂在解构以往严肃哲学的同时，也会把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一概加以抛弃，不管这是否是其主观意愿。罗蒂削平深度的哲学只是一种“快乐”哲学，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失去了感受自身异化的能力。他还指出，罗蒂强于“解构”而疏于“建构”，当提到人们怎样以更好的理由追求更好的生活以及该信奉什么时，他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重复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他认为罗蒂把杜威对消费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忧虑置之不理，而使自己的哲学变成不负责任而又自鸣得意的上流社会精英的消遣，成为某种谨慎的新自由主义护教学。应该说，沃林从自己左翼的政治立场出发，承继伯恩斯坦的论调，对罗蒂的批评是全面、深刻和犀利的。罗蒂要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理论敌阵里全身而退，必须为自己的哲学找到更有力的辩护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