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政治文化的转折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笃，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子贵诚，更名昀，宁宗驾崩后，命子昀嗣皇位，是为理宗，而封皇子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宝庆元年（1225年）春，“谕旨逼竑死，寻诏贬为巴陵郡公。”（《宋史·理宗本纪》）

史弥远的擅立皇子之举遭到真德秀等朝臣的反对，结果反使史弥远士人遭到梁成大、莫泽、李知孝的弹劾，“三人共为弥远鹰犬，凡忤弥远意者，三人必相继击之，于是名人贤士，排斥殆尽”（《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并以江湖诗人“谤讪时政”为由，劈《江湖诗集》，诏禁士大夫作诗。

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卒，理宗亲政，当时制造江湖诗祸的言官梁成大、李知孝等被罢免（《宋史·理宗本纪》），诗禁解除，朝廷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更化。

理宗时代的更化不仅仅是指端平三年（1234—1236年）的变革，而且包括理宗亲政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把理宗亲政后的振兴图治，称为端平更化，即指开始于端平元年（1234年）的变革。实际上，端平只有三年，中经嘉熙（1237—1240年）四年，再至淳祐（1241—1252年），又十二年，从端平到淳祐年间的近二十年，理宗均致力于变革图治，因此确切地说，端平更化应为端平—淳祐更化。”[2]这种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淳祐四年（1244年）杜范《相位五事奏札》说：“且端平尝改绍定矣，而弊反甚于绍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于端平，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盖端平失于轻动，嘉熙失于徇情，而淳祐则失于专刻。”（《清献集》卷十三）就是将端平、嘉熙、淳祐视为政治运作的三个不同阶段，只是这三个阶段的更化呈现不同的特点而已。

端平更化的参与者刘克庄提出“端平之心”的概念。其《辛亥五月一日召对札子》说：“或者见其如此，遂目陛下与大臣改端平之政矣，甚者以为改端平之心矣。”“……谓陛下与大臣改端平之心者，诬也。”（《大全集》卷五十二）《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说：“对札二，首言端平变局，侔于元，今陛下登庸旧弼，垂意□宁，而人谓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改矣。”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说：“对疏首言……端平之政或可改也，端平之心不可改也。”什么是“端平之心”呢？刘克庄解释说：“端平之政或可改也，若夫召故老，起诸贤，抑世卿，杜近习，去副封，开言路，绌赃吏，减斛面，数大节目，皆陛下与大臣端平之初心。天命之眷顾，国祚之灵长，人心之亲附系焉，自始至今，孰敢议其非者，断乎不可改已。”刘克庄将“召故老，起诸贤，开言路”等端平政治理念视为国家之根本大法，因此，“端平之心”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原则、政治理念，贯穿南宋后期的政治运作过程。

端平更化的前期与后期对诗人的影响有很大区别。更化初期，随着端平初期政治的解冻以及金国的灭亡给士人带来的激励，诗学出现了一个积极性的反弹，而端平更化后期，随着党争的加剧，诗人仍不免要极力回避诗祸的打击，致使诗学仍旧难以摆脱历史的低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