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解冻与朝廷的昌诗政策
绍定癸巳（1233年），史弥远死，诗禁解除，诗学又重新获得自由发展的时机。[3]作为诗学解禁的标志，刘克庄《病后访梅九绝》的写作，最能说明当时诗学环境的改变。
刘克庄在1225年因为“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笺《落梅》诗与朱三郑五之句，激怒当国，几得谴”（《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而在端平更化伊始，刘克庄于1234年就敢于作九首绝句，回溯往事，发表感慨，其一云：“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其二云：“区区毛郑号精专，未必风人意果然。犬彘不吞舒亶唾，岂堪与世作诗笺。”公然表示对于史弥远以诗罪人、排斥异己的不满。又《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说：“公在麟寺，南塘为卿，游二公间，以文字相得，欢甚。”刘克庄与诗人赵汝谈的这次交游发生在端平元年，可见诗禁解除之后当时诗人的轻松心态。
另外，岳珂经历了1233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诗祸，而在端平更化之后，他自编嘉熙二年到四年（1238—1240年）的诗，将其命名为《玉楮集》，像刘克庄、陈起一样，岳珂见证了朝廷由“禁诗”到“昌诗”的政策变化。
端平时期诗学处境的好转和诗学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是朝廷自上而下“昌诗”的结果，这首先得力于丞相郑清之的推毂。
郑清之在端平更化时期不仅在政治上以元祐自期，倡导了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同时又以文坛领袖自任。林希逸《安晩先生丞相郑公文集序》说：“公学穷古今，出入经史，胸中所有浩如也，镕炼而出，俄顷千言，形之声歌，兴味尤远，岂常流所可及？”（《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二）释道璨（1270年前后去世）《和郑半溪》说：“词林丈夫安晩氏，笔端有口吞余子。阿戎在傍横点头，万言不直一杯水。文词于道只毫芒，枉劳平生两鬓苍。”（《柳塘外集》卷一）可见郑清之善于权衡文道之轻重，虽讲究儒家立功事业，不以立言为主，但是又绝不轻视文学本体的价值，看来无论是郑清之的政治地位，还是他的文道观念，都有近似北宋欧阳修的地方。
郑清之对诗坛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一贯坚持的诗人立场，[4]这就使他能够在诗学与政治之间取得平衡，不至于像元以后的权相集团那样极力排挤压制诗学与诗人。郑清之对于诗学的积极态度不仅表现在1225年江湖诗祸之中为刘克庄等诗人开脱（《大全集》卷一百二《杂记》），而且表现在他的诗学立场和诗学政策对端平以后诗学的影响。朱继芳《静佳乙稿·挽芸居》说：“近吟丞相喜，往事谏官嗔。”（《江湖小集》卷三十二）指出了端平更化之后诗学之所以能够重获自由，乃是得力于权相郑清之的大力提倡。
端平诗学的发达，实际上是朝廷与江湖诗人合作的结果，即在史弥远死后，朝廷对江湖诗人的态度由压制打击转变为“合作利用”。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诗道否泰》说：“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其后史卫王之子宅之婿赵汝楳，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洎赵崇龢进《明堂礼成诗》二十韵，于是诗道复昌矣。”指出了诗禁解除的过程与原因。《宋诗纪事》卷八十五说：“汝楳，太宗八世孙，居鄞，宝庆二年进士，史弥远之婿。”可见，端平之后诗学的暂时繁荣完全是受官方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黄简、吴仲孚皆江湖诗人，《宋诗纪事》卷六十五说：“黄简，建安人，寓吴，工诗，嘉熙（1237—1240年）中卒，有《东浦集》《云墅谈隽》。”其诗收录进了《江湖集》。《江湖后集》卷二十三说：“吴仲孚，字惟信，霅川人，仲方之弟，有《菊潭诗集》。”《江湖后集》卷十七说：“吴仲方，字季仁，霅川人，……著《秋潭集》。”这说明，原先被非法化的江湖诗派人士，至此已经完全为朝廷所笼络。
这个诗学政策的逆转，还表现在郑清之与陈起一起合作，振作诗学事业，试图以此来配合国家的更化政治形势，所以在端平伊始朝廷召还的被史弥远集团排挤的士人之中，真德秀、魏了翁、杜范的诗作都被列入了后期的《江湖诗集》，而朝廷刊刻他们的诗作，让他们在诗学界复活，无非是表示朝廷立志更化的姿态罢了。
在江湖诗祸之前，陈起是江湖诗人群体的组织者，处于诗坛中心位置。嘉熙二年进士蒋廷玉《赠陈宗之》说：“南渡好诗都刻尽，中朝名士与交多。”（《诗渊》，第518页）在1234年端平更化之后，陈起继续刊刻诗集，对诗学的发展仍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此时的诗学轴心就不仅仅是江湖人物陈起一人，而且有权相郑清之的在朝势力，即郑清之为了政治更化而想修复朝廷与江湖诗人的裂痕，重新建立政治与诗学互相依存的良好关系，后期的江湖诗学实际上是由陈起与郑清之（包括刘克庄）联盟主宰的。
陈起《芸居乙稿》中收有《晩先生贶以丹剂四种古调谢之》等与郑清之交游的诗作四题七首，可知陈起与郑清之交游之密切。陈起《安晚先生送自赞太上感应篇帙首御题诸恶莫作》说：“公衮殊相念，奇书寄布衣。”（《江湖小集》卷二十八）指出陈起与郑清之之间的密切关系。《江湖后集》卷五郑清之小传引方回的话说：“初，江湖诗狱之兴，史弥远议下大理逮治，时郑清之在锁闱，白弥远，中辍，而陈起仅流配，则起之刻是集，盖感之也。”可见江湖诗集有前、后集之分，主要是时间上的分界，一是江湖诗祸以前，二是江湖诗祸以后。陈起为了报答郑清之的解救之恩而刊刻郑清之的诗集，这一点从陈起的《寿大丞相安晚先生》诗也能得到说明：“鲰生戴厚恩，一诗何能酬。拟办八千首，从今岁岁投。”陈起像刘克庄一样，对郑清之的解救感恩戴德，他在江湖诗祸以后为郑清之刻诗也是情理中的事。
而《后集》《续集》刊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诗禁解除即1234年端平更化之后。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江湖诗集》所收录的诗家除了郑清之以外，陈起《江湖小集》还收有真德秀、魏了翁、杜范、吴潜、吴渊的诗作，前三位都是端平更化被重新起用的朝臣，吴潜、吴渊是重要朝臣，这些人与郑清之一样都是端平更化时期的朝廷高官，这种诗人构成上的变化，说明后期衡量江湖诗人的标准已经与前期不同，不再局限于是否为布衣诗人或者是否走晚唐的路子，此时的江湖诗派更像是一个表示“诗学运动”的概念。
第二，从陈起应酬郑清之的诗作内容看，陈起是以更化的积极支持者的身份，极力歌颂郑清之的业绩。陈起丙午年（1246年）的《以仁者寿为韵寿侍读节使郑少师》说：“端平改化弦，真儒手洪钧。厥今扶公道，皆昔夹袋人。”又说：“会须烦潞公，再与佐元
。”（《江湖小集》卷二十八）己酉年（1249年）的《寿大丞相安晚先生》说：“皇穹佑炎祚，黍稌庆有秋。繄谁致此祥，上相今伊周。赫赫命世贤，师道辅前旒。暨汤同格天，康济仰庙谋。”（同上）可见，陈起与郑清之的交往主要是在端平更化之后。
以上两点说明，陈起再度刊刻《江湖诗集》不可能出现于诏禁士大夫作诗的史弥远时代，而是出现在诗禁解除以后的端平更化时期。
陈起和刘克庄都是江湖诗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组织者，另一个则凭借其创作实绩而成为诗坛盟主。在史弥远时代，宋廷压制陈起等诗家的创作活动，陈起、刘克庄等诗人最终不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而在端平更化之后，宋廷出于尚文的需要，一改禁诗政策，很快恢复了诗歌的合法地位，处于施恩者地位的郑清之就转而利用陈起、刘克庄的威望，重新收拾诗学，弥合朝廷与江湖诗人的裂痕，重新凝聚诗人群体，以便配合国家更化，陈起自然有意在诗学领域来助郑清之一臂之力。
在端平更化的感召之下，陈起重新刊刻朝野上下的诗集，意在展示“小元祐”的创作实绩，以便与元祐时期的苏黄等诗家相媲美，将其汇集为一种国家文化的标志。陈起重刻诗集时收录郑清之的诗作，并不仅仅是出于报恩思想，其中也有配合政治的更化和政治新气象的时代因素。也就是说，当陈起再次组织刊刻诗集的时候，已经不限于收录江湖布衣诗人的诗作了（现存《江湖诗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入仕者），而是着眼于“为时代选诗”，《江湖诗集》冠以“中兴”二字，也说明诗集的刊刻的确是出于时代的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