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变积弱的政治形势

东汉分裂以后，并没有能够回归于原来全国统一的局面。自曹丕代汉到南朝始立，200年间，政治格局一直不稳定，政权更迭极其频繁。西晋承平（280年统一），才足10年，继之以八王之乱（291—306），西晋一亡（316），新的分裂时代接踵而至。北中国进入各族统治者彼此割据、前后替代的“五胡十六国”时期（316—439），与此同时，西晋动乱所余的王公贵族则在长江以南建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317—420）。偏小的东晋也只存在百年左右，就被刘宋代替。与统一、强盛的汉朝相比，这一阶段的政局变化快速迅疾，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走马灯般，不停地换来换去。这种混乱多变的政治形势直接导致人民生活艰难痛苦、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汉末大乱，“生民百余一”，社会遭受破坏的程度，“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三国志·董卓传》）。八王之乱，“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同时，朝代频繁更迭，也使得大批士人才子或因政治态度不附新贵，或因个人性格触忤当权，而惨遭屠戮。汉曹相代，一批士人惨遭杀戮；晋魏相替，何晏等不与司马氏同心者，纷纷死于非命；西晋动乱，“名士罕有全者”，以致李慈铭深叹“人才莫衰于晋”[2]。刘宋代晋，谢混等又死于非命。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才又过多非死、早死，朝廷缺乏善才可用，这些合力促成魏晋南朝时期，前后相沿政权的政治力量总体上逐渐弱化的特点。各代政权统治力量渐趋弱化的特点，在抗衡北方民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汉末虽乱，曹操仍然能够斩单于，平乌桓。曹魏时代，司马懿甚至一举铲平辽东；西域诸国，“无岁不奉朝贡”（《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魏晋之间，南匈奴单于仅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载记》）。惠帝失驭，异族诸强乘势而起，长江以北不复为汉族政权所有。迄于东晋，只好渡江南下，立国选势已十分偏蹙，朝廷的制衡力量更趋弱化。东晋皇室只能与士族们共享政权，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等，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3]，皇权可谓衰微之至。但整个东晋政权依然有抗衡北方民族政权的力量，祖逖、庾亮、桓温等都曾组织过北伐，桓温还平定了西蜀，又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4]此后的晋室虽无力北伐，但还能够与北方抗峙，太元八年（383），东晋军队在淝水击败强大的前秦军队，令北方重又陷入混乱。

东晋末年，刘裕先是平定南方的孙恩、卢循，又灭掉南燕，义熙十三年（417），又灭掉后秦，史家叹为“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5]。30多年后，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刘宋王朝也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北伐，与武帝刘裕前两次北伐的“主动出击”相比，此次是“北魏大军压境，刘宋仓促应战”，形势迥异；结果也不同，此次北伐，宋军大败，北魏军队直逼其首都建康[6]，魏太武帝“起行宫于瓜步山”（《魏书·世祖纪下》），宋廷“内外戒严”（《宋书·文帝纪》），最后以魏军主动撤退结束。此后，南朝再也无力与北朝争衡。

这种迅速多变、政力代降的政治形势影响了当时的士人，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出现一个可以统一混乱局面的大英雄，建立比较强大、稳固，而且能够多代相传的政权。这种政权对内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使社会得到发展；对外则完全有能力抗击周边民族，保持中原文化区对周边地区的军事与文化优势，不至跌落到神州陆沉的悲惨境地。同时，政权频繁更迭，加快一代代当权人物递接的速度与节奏。一批新兴家族，如谯郡曹氏、河内司马氏、京口刘氏甚至攫取了至上皇权。曹丕通过禅让登上皇位后，感慨言道：“尧舜之事，吾知之矣”，皇权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士人们目睹迅速更迭的朝代，一方面，出于对政治斗争及当权者的畏慎，不敢轻易忤逆权贵，多半随波顺势，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也渐渐消退。另一方面，他们不再执着于君权天命的迷信，面对渐趋弱化的朝廷、缺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们开始觉得称皇做帝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只要抓住时机，登台禅让也是可能得成的。

渴望江山一统，以及不再迷信皇权，这两个方面在范晔身上都有体现。朱东润先生认为范晔编写《后汉书》的动机就是有感于江山的分裂，中原的陆沉。[7]不再迷信皇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范晔后来的“异端”行为——谋反。应该说，范氏家族在刘宋王朝中属于得意一派。自晋入宋，范家政治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范晔的父亲范泰深受刘宋武帝、文帝两君恩宠[8]，范晔开始入仕即被辟为武帝刘裕的相国掾，所以，范晔对刘宋王朝本应没有特别的恶感，在政治立场上，他更应该认同，甚至趋同刘宋政权。另外，刘宋代晋后，皇权明显有所集中，有所加强。宋武帝及文帝都做了一些有益社会发展的改革，宋文帝算得上一个“承平之良主”[9]。文帝元嘉年间，社会经济有了很好的恢复，《宋书·良吏传序》深赞道：“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但是，魏晋到南朝，各代君主普遍缺乏一统天下的恢宏大气，他们攫取统治皇权的方式及目的都不太为后世所称道。晋明帝羞知晋室开创史，石勒则鄙薄曹操、司马懿父子欺人孤儿寡妇以取天下。[10]这些君主的出发点大多不在经略天下，解救苍生，而在维护其一家一姓的朝廷统治。刘宋王朝更是如此。刘裕也曾占领关中，但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刚一去世，他就留下年仅12岁的次子义真与王修、王镇恶等镇守长安，匆匆赶回建康，谋划篡位。赫连勃勃的大臣王买德很清楚刘裕的意图，“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大约一年半之后，夏军就彻底地消灭了占据长安的刘宋军队，关中得而复失，刘宋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不仅如此，魏晋政权禅让，废君都得以安享余生，刘裕则残忍地暗害晋废帝，所行之劣甚于魏、晋。宋文帝从不敢授军将大权，“授将遣帅，……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宋书·文帝纪》），手下将领只是听令行事而已。文帝多病，对军将更不信任，元嘉十三年（436），文帝“疾动”，考虑到檀道济军权太重，“诸子又有才气”，随即诛道济及其诸子弟，并其部将之勇敢者。（《宋书·檀道济传》）这种忌虑贤才的做法，于刘宋一家一姓也许有益，对“社稷存亡”却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国家的军政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短暂承平之后，元嘉二十七年，宋师大败于魏军，“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宋纪八》）。

基于此，范晔并未停留在对刘宋王朝的愚忠上，他希望建立一个强盛而持续的政权，百姓可以依之居业，士人可以因之研读，北可以驱除强胡，南可以抚顺蛮夷。他十分“进利”（《宋书》本传），意即急功近利，孔熙先曾描述过他当年参与谋划反叛时的神态：“詹事当前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宋书·范晔传》）范晔心中时时升起的是驰骋纵横的英雄气概，他自己非常想成为一个能建功立业的豪杰。他关注的是实际的事功，只要能做成大事，谁来主宰天下，似乎已不十分重要。这种躁急的心思与行为，明显受到魏晋南朝政治形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