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保守消极的士人阶层

两晋南朝，国力日蹙，士人阶层的实际政治能力也日趋退化。西晋士人“祖尚浮虚”（《晋书·石勒载记》王衍语），不以物务自婴，导致西晋最终没落与衰灭。中原陆沉，永嘉南渡，士人们的心态、行为方式都有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像前代士子那样放荡恣纵，破碎的国家，混乱的社会，一方面施予他们空前沉重的精神压力，促使他们肩负起振兴家国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赋予他们一个充分展示政治才华的大舞台。他们直接参与东晋政权的建立、巩固、发展和保卫。晋元帝定都建业，接称帝号，主要听从王导的设计[11]，又在王导、王敦等的全力支持下，赢得江东士人的归附[12]，同时招辟大批士子充当掾属，号“百六掾”（《晋书·元帝纪》），东晋政权这才稳固建立起来。大臣称王导为“管夷吾”，元帝呼之为“仲父”（皆见《晋书·王导传》）。王敦位为大将军，扼居荆州上游之地，琅琊王氏势倾朝野。此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先后分别执掌过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士族势力之盛，甚至盖过朝廷。王敦、桓温都曾威胁到朝廷的存续，桓玄则直接篡夺了皇位。陈郡谢氏则领导并主持淝水之战，一举击败强大的前秦军队，使东晋政权度过立朝以来最危险的一劫。这种由士族与皇室分享政权的政治形式就是后世所称的“门阀政治”。在这种状况下，东晋士人也谈玄，也宅心事外，他们的心态是从容自若的，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主人”[13]。

晋宋易代，政治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复返了”，“皇权政治基本恢复了常态”[14]。出身寒庶的刘裕，依靠军功攫取最高统治权，即登大位。他吸取东晋一朝政出多门，权去公家的经验教训，采取极其有力的措施来加强皇权，巩固刘姓王朝。首先，他提拔一批忠于自己的寒族将领，如檀道济、到彦之、朱龄石、毛修之等，高门士族基本上不掌军权，所以陈寅恪先生有“高门缺乏将领”的断言，赵翼有“江左世族无功臣”的定论[15]，士族们专擅军政大权的时代已不再存在。不仅如此，刘裕还将自己的儿子直接安插在重要州镇，辅卫政权，如刘义真曾都督关中，出镇扬州、南豫州；宋文帝曾为徐州、司州、荆州诸州刺史。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文帝时期。文帝诸弟刘义康、刘义季、刘义恭、刘义宣等都曾出辅重要州镇（见《宋书》诸人本传），文帝还注意擢用寒人为典掌实权的中书舍人。[16]这样一来，高门士人的政治运作空间又进一步缩小了。刘裕并非不用士人，“士族子弟若得重用必须兼居忠心与才干两个条件”[17]。符合这个标准的士人在其幕府中任职的比较多，如庾悦、袁湛等，甚至有一些出身一流高门的士人，如谢晦、王华、王弘。对于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甚至反抗自己势力的士人，刘裕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毫不留情地诛杀之，如依附刘毅的谢混、郗僧施，与桓氏有亲的王愉、王绥。宋文帝也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不太循规蹈矩的高门子弟谢灵运。东晋也有士人死于政治斗争，但斗争主要在士人之间，皇室还未如此残酷地惩治士人。到了刘宋，士人不仅不能获得专擅的实权，而且随时可能因政治立场不附当朝而失去身家性命。此时，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靠新朝，获取功名富贵；一是远离政治斗争的圈子。前者如王弘、谢景仁等，他们虽居高位，并无实际的权力，也不过“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18]。换言之，他们仕宦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柱石国家”，而是为了使其家族及门第获得政治实惠，继续保持高门高位。士人的政治力量萎缩，政治功能开始退化，他们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都因之愈趋保守，他们失去了进取的雄心，多半依赖祖传门第，“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那些远离政治圈子的士人们则退隐山林，逸情山水，《宋书·隐逸传》所载的隐士多生活在晋宋之际。[19]士人不再沉溺于虚玄之辩，玄学思想不再是社会思想的主流[20]；他们更多地沉溺于山水、隐逸。隐逸是另一种方式的投降与妥协。南朝士族的退化似已全面铺开。

远离实务使士族开始退化，其实际经略之政治、军事能力也渐渐衰退。士族一方面不愿意拱手让出自己已有的政治优势，他们作出相应的抵抗；另一方面又因军政能力的退化，其抵抗也往往以失败告终。在范晔之前，因与朝廷相抗而被诛的有谢晦、谢灵运。二谢出身一流高门。谢晦还是武帝刘裕临终顾命大臣之一，刘裕临死还告诫少帝说，“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宋书·武帝纪》），说明谢晦具有一定的经略实力。文帝讨伐谢晦，谢不愿退缩，准备与之决战，说明他还是有抗争意识的。（同书《何承天传》）但谢晦的实际统帅能力已远远不如其家族前辈谢安、谢玄，最终被擒遭诛，身死家灭。谢灵运更缺乏乃祖那种纵横杀敌的气魄与才干，他的反抗有点儿类似胡闹，对刘宋构不成任何威胁。（见同书谢本传）

与二谢相比，出身士族的范晔，魄力与能力更差。范晔心志甚高，着眼大功大业，宋文帝曾指出他“意难厌满”（《宋书·范晔传》）。尽管范家颇受优待，但刘宋朝廷给范晔的待遇并没有满足他的欲求。范晔的要求与他的实际能力及勇气极不相称。谢灵运虽缺乏实际的军政才华，但谢积极提倡北伐（《宋书·谢灵运传》），其勇可嘉。元嘉七年（430），征南将军檀道济北伐，范晔身为檀道济的司马，领新蔡太守，本应积极响应，随军参战。这也是一个创立丰功伟业的大好时机，但范晔却胆怯不已，最后竟然以“脚疾”作为推辞的借口。宋文帝驳回了他的请求，他这才以后勤人员的身份北上参战。《资治通鉴·宋纪》卷124记载范晔谋弑文帝的过程：“（宋文）帝之燕武帐冈也，晔等谋以其日作乱。许曜侍帝，扣刀目晔，晔不敢仰视。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济，密以其谋白帝。”以此可知，范晔非常软弱、怯懦，如此胆量，成事不足，败必无疑。如果再细检范晔谋反所联络的人物，以及谋反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会发现他实在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的卓识与能力，谋反失败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