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彦与《北方日报·星期文艺》
《王西彦全集》于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王西彦作品首次以“全集”形式结集出版，对王西彦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笔者在翻阅全集过程中，发现王西彦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期的一些作品，没有被全集收录。这些作品主要见于北平《北方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共9篇，署名有“王西彦”“西稔”“西彦”“西园”等，7篇为散文、2篇为翻译。这些作品，虽为作者早年学步阶段的试作，显得比较稚嫩，但其感伤细腻的艺术风格，与他之后的创作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信息，对研究现代文艺社团“绿洲社”，对了解王西彦早期生活、思想情感与创作，皆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因而，笔者对其进行整理，并作简要考释，以供学界参考。
一 关于文艺社团“绿洲社”
北平《北方日报》“星期文艺”副刊为周刊，每逢星期日出刊，所署通信处为“中国大学绿洲社”。“星期文艺”第1期出版时间为1933年11月5日，当期首篇文章为《编辑座谈》，可视为发刊词。其内容为：
一 我们不过在学习。并希望同路人们的指正。
二 我们不讲什么话，要讲的都在我们的制作上。
三 有低级趣味的作者，他们会讲如天方夜谈般的童话，也有费解的诗歌，我们想的不在他们态度怎样，只想于社会有益些。
四 以后将有陈湖君的诗底高论，他从没向任何报章或杂志投过一次稿，然而我以为这是天才的珍藏。此人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且看他底《夜行人》吧！
五 得到《北方日报》北海编辑先生给了我们这块园地而容纳绿洲，令我们努力耘植，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北海”是《北方日报》的文艺副刊。由《编辑座谈》可知，“星期文艺”占用的是原来“北海”副刊的部分版面。其中“北海编辑先生给了我们这块园地而容纳绿洲”，这所谓的“绿洲”，指的是“绿洲”副刊，由“中国大学绿洲社”编辑。绿洲社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文艺团体，主要成员有王西彦、余修（鲁方明）、夏英喆等人。王西彦在《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回忆他1933年暑假从浙江来到北平，在吴承仕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我进学校不久，就和余修（鲁方明）、夏英喆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名为‘绿洲社’的文艺团体，参加者以国学系同学为主，也有别系甚至校外的，经常举行座谈会，有时是讨论文艺问题，有时是邀请校内外进步学者讲解政治形势，内容包括《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以此团结队伍，发动群众。‘绿洲社’名义上为学生组织，实际上是‘左联’主持的，成员中如余修、张坍等都参加了‘左联’。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左联’活动的。”[1]另一篇文章中，王西彦明确提到该社的成立时间：“在我进入国学系约一年后，一九三四年秋季，和同系的几位较亲近的同学组织起一个文艺团体，名字叫做‘绿洲文艺社’。”[2]
绿洲社初期为纯粹文艺性质的社团，后发展成为北平左联的一个组织，说明这个社团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文艺界和思想界发生过重要作用。但是，关于绿洲社的研究很不充分，在一些基本史实上，存在不少失误，其中，关于绿洲社的成立时间，就存在诸多不够准确的说法。王西彦是绿洲社的主要发起人，按说作为当事人，其回忆应该比较可靠，但他自己的各种说法之间也存在矛盾，一说“进学校不久”，一说“1934年秋季”。艾以依据王西彦的回忆，在《王西彦年谱》中，把王西彦与同学发起组织“绿洲文艺社”的时间定于“1934年秋季”。[3]艾以对“绿洲社”成立时间的确定，来自王西彦，但也可能受到余修的影响。余修是王西彦中国大学的同学，他回忆：“一九三四年秋，我和王西彦、夏英喆、陈湖、王大彤诸同志，主持文艺茶会。每双周举行一次茶会，借用校园里的西花厅，以文会友，邀请校内外文化界知名人士，来校作学术讲演，号召文艺爱好的同学们踊跃参加。”[4]王西彦在《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曾提及“文艺茶会”:“‘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我们中国大学‘绿洲社’的成员就用‘文艺茶会’的名义，团结起一大批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而在救亡运动大开展后，‘文艺茶会’就改组为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亡协会，以原来‘文艺茶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核心，广泛联系各大学的文艺青年。”[5]艾以应该是综合了王西彦与余修的观点，把“文艺茶会”出现的时间“一九三四年秋”作为绿洲社成立的时间。其实，王西彦说得很明白，绿洲社与文艺茶会并非同一组织，绿洲社成立在前，文艺茶会出现在后。艾以把绿洲社成立的时间确定为“1934年秋季”，是不准确的。
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写于1979年9月，距他1933年入中国大学过了46年，余修《遗教风范，长留人间——追念检斋师》写于1982年，距他所说的1934年，也有48年之久。因而，当事人的记忆也并不可靠。这种情况下，就要结合历史文献来进行考证。北平《北方日报》“星期文艺”副刊的出现，为考证绿洲社成立的具体时间提供了可靠史料。由于“星期文艺”副刊为绿洲社所办，该刊第一期为1933年11月5日，而王西彦作为该团体发起人，是1933年暑假之后大概9、10月间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的，因此，绿洲社应该是1933年的秋季成立的，而非1934年秋季，而且，该社团的准确名称当为“绿洲社”，而非“绿洲文艺社”。
艾以《王西彦年谱》把绿洲社成立时间确定为1934年，这个观点为不少学者所采用。如庄华峰《吴承仕生平及著述活动年表》把吴承仕协助王西彦、余修等人创办文艺团体绿洲社的时间定在 1934年7月。[6]王西彦在回忆中提到吴承仕对自己的帮助，其中包括创办绿洲社。庄华峰对吴承仕协助王西彦等人创办绿洲社等活动的记述，史料来源应该是王西彦的回忆。王西彦在《从学者到战士——记我所接触到的吴承仕先生》一文中还提到过同学李寒谷：“当时，和我同班的，还有一位云南同学李寒谷，他也正在采用边疆家乡的风土生活作题材，学习写作，也在先生的鼓励和提携下，在《文史》上接连发表了《三仙沽之秋》和《雪山村》两个短篇小说。”[7]曾明《李寒谷在中国大学》的史料来源应来自王西彦这篇文章，其中提到：“当时，年青的李寒谷，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以来，他与国学系的几位亲近同学，组织了‘绿洲文艺社’。”[8]由于王西彦的回忆在时间上比较模糊，所以，曾明这篇文章对李寒谷等人组织绿洲社的时间，在记载上也就不可能准确。
蒋志彦、翟作君《中国学生运动史》关于绿洲社的记述，其史料大部分来自王西彦的回忆文章，但在绿洲社成立时间问题的处理上，则比较审慎，没有采用《王西彦年谱》的说法，而是进行模糊化处理，用王西彦回忆文章中原有的“不久”一词来指称。[9]
关于绿洲社成立时间，另一种更为流行也更为权威的观点是1931年10月。说这个观点“权威”，是因为它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该书“社团简介”部分有对“绿洲社”的介绍：“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成立于北平，由王西彦、夏英喆、余修（鲁方明）等人发起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中国大学文科各系的学生及一部分校外的文艺青年。该社经常组织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讨论文艺理论问题。次年冬改为文艺茶会，成员已有所发展。”[10]该书“新文学运动纪事”部分，在“1931年10月”条目下，同样有对绿洲社的记述：“同月，王西彦、夏英喆、余修（鲁方明）等创办的文艺团体绿洲社在北平成立。该社常以座谈会的形式活动。”[11]1931年10月王西彦尚在杭州读书，他进入中国大学的时间是 1933年秋季，所以，绿洲社成立于1931年10月一说显然不成立。不过，这个说法，由于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影响很大，钱振纲、刘勇、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就接受了此说，延续了这个错误。[12]从史源学角度，在绿洲社成立时间问题上，可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九集·史料·索引一》之间的承继关系。
共产党员朱华在中国大学读书时，应该也是绿洲社成员，在《北方日报》 “星期文艺”副刊上发表过文章，朱秀实《朱华烈士》称朱华“与同学们曾组织‘绿洲社’，研究文艺，并多次在《华北日报》副刊星期文艺上发表作品”[13]。这里的“ 《华北日报》”当为“ 《北方日报》”。《北方日报》不属名报大刊，且一般人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份报纸，就连专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份报纸也所知甚少，王西彦与《北方日报》虽一度有过密切交往，但在回忆中对该报只字未提，一般人就更不知道这份报纸曾经存在。因而，朱秀实把“《北方日报》”误当作“《华北日报》”，是可以理解的。
二 对王西彦早期生活与创作的一些还原
王西彦在北平《北方日报》“星期文艺”副刊所发表的文章共9篇，7篇为散文、2篇为翻译。通过这9篇文章，对王西彦早期生活与创作的一些史实，可以进行部分还原。
首先是王西彦的笔名。王西彦所用笔名，现在已知的有“西稔、王西稔、潘宗耀、酉微、细彦、忆津、俞磐、斯远、南荒、杨洪、莫荣、施稔、邵向阳”等。[14]王西彦在北平《北方日报》 “星期文艺”副刊所发文章，署名有“王西彦” “西稔” “西彦” “西园”等。其中，“西园”是王西彦早期使用的另一笔名，则为一般研究者所不知。为什么说“西园”就是王西彦呢?1934年 4月 22日《北方日报》 “星期文艺”第24 期刊有德国作家“哀莘坠夫”短篇小说《废物的生活》的译作，译者署名“西园”，但该期目录中这篇小说的译者却为“西彦”。这说明“西彦”与“西园”是一人，而“西彦”就是王西彦。“西彦”与“西园”发音相近，是他使用过的另一笔名。
其次是王西彦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王西彦文学活动集中于创作，《王西彦全集》所收录的全为创作，没有收录翻译作品，王西彦也很少谈及他的翻译活动。但是，翻译同样是王西彦文学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且开始很早。王西彦在《北方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的9篇文章中，2篇为译作。一篇为“杜斯朵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杜斯朵夫斯基书信——给他的父亲》，刊《北方日报》“星期文艺”第2期（1933年11月12日）。一篇为德国“哀莘坠夫”的《废物的生活》的译作，刊《北方日报》“星期文艺”第24期（1934年4月22日）。《杜斯朵夫斯基书信——给他的父亲》文后有作者附记，对了解王西彦的翻译活动有一定帮助：“关于杜斯多夫斯基书信的翻译，本是一九三二年初秋的事情，那时候，曾把一卷书信译成了五分之一，且附在卷首的一篇《杜斯多夫斯基年谱》已由友人拿往上海某杂志发表。今年夏天，为了匆促离杭来平，将一部分零落的稿件遗留在友人处；而结果，却只剩着了十分之二三吧?现蒙友人远从江南寄来，杜氏书信单存了两篇。原书还在江南友人手中，如果时间及心绪能够允许，我还想完成这桩工作，原书是：《杜斯多夫斯基书信集》，为英译本——十月二十九日志于北平”。附记写于1933年10月29日。由附记可看出，早在1932年初秋，在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上学时，王西彦即开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的翻译工作，原稿为英文，已完成五分之一，且有翻译的《杜斯多夫斯基年谱》在上海的刊物发表。《北方日报》刊发的《杜斯朵夫斯基书信——给他的父亲》，为友人寄来的翻译稿件的一部分。王西彦走向文学创作之初，给他创作以最大滋养的莫过19 世纪俄罗斯诸文学大师的作品，如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据他回忆，他最初接触陀氏作品为《一个诚实的贼》。[15]陀氏对待人生近于病态的严酷态度强烈吸引着青年王西彦，使他壮着胆子往这位伟大作家的艺术世界猛闯，在《一个诚实的贼》之后，又读了《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卡拉玛卓夫兄弟》等小说。王西彦对陀氏的喜爱，也体现在他对陀氏书信与年谱的翻译活动中，这从《北方日报》上的这篇翻译文章可以见出。王西彦另一篇译文《废物的生活》的作者为“哀莘坠夫”，德国作家，关于该作家的具体情况，尚待查证。
再次是王西彦杭州时期的感情生活。王西彦于1930年秋季入杭州浙江省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学习，1933年毕业后，于该年秋季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北方日报》发表的这些文章，其内容涉及他在杭州时期和北平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对了解他早期的生活和情感有一定帮助。《回忆中的西子湖——姜桂小品之一》《骆驼的悲哀——寄佐人》都是作者对其杭州生活的回忆，流露出较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中可看出王西彦早期情感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回忆中的西子湖——姜桂小品之一》中，作者写道：“在那儿，我度了这三年有限的青春，丢下了三年来青春的梦！在这三年中，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我曾低着头儿做过驯羊，提起嗓子唱过恋歌，迈着步子做过勇士，束着手儿做过俘虏；我欢笑过，悲泣过。”这一段可看作作者对杭州三年生活的总结，其中，“迈着步子做过勇士”指的是作者参加南京请愿和“打狗运动”的经历。关于这一点，作者《船儿摇出大江—— ＜乡土·岁月·追寻＞ 之三》一文有详细记述。[16]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提起嗓子唱过恋歌”，隐约暗示出作者杭州生活时期的一段爱情经历，但对这段情感经历，作者讳莫如深，在回忆文章中无一字提及。之所以不提，可能是他觉得这段爱情经历微不足道，不值得回忆，或感到痛苦，不愿再提，或时隔多年，不方便再提。总之，作者的回忆凸显了他“迈着步子做过勇士”的经历，而掩盖了“提起嗓子唱过恋歌”的另一段事实。但是，依据新发现佚文，王西彦杭州时期“提起嗓子唱过恋歌”，即他曾有过一段爱情经历。作者在《回忆中的西子湖——姜桂小品之一》中隐约提及这段经历，在另一篇佚文《骆驼的悲哀——寄佐人》中，[17]面对友人，他还激动地倾诉了这段爱情经历给予他的莫大痛苦。例如，文中有如下一段话：“看着追求一点光，一点热，我痴心地干下了那么一件狂妄事。（您知道，那当儿，满脸蒙着光彩，做一个愚蠢的梦。）刚唱罢了赞颂曲，便又那么快地跌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了。”若说这些语句的意思有点含混，那么，下面这段话的含义就更为明白：“我得感谢您，佐人，您始终是在我的背后那样做着安慰的笑，扬着鞭。那当儿，我第一次尝到黄连味（沙氏比亚：爱是头脑明晰的疯癫，是苦煞人的黄连，是甜杀人的密[18]。）我第一次感觉到……咳，只是一阵愚蠢的疯癫而已；可是，我毕竟那么脆弱地流着眼泪咧。” “沙氏比亚”即“莎士比亚”，王西彦引用的这段爱情名言，应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版该剧原文为：“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的蜜糖。”[19]莎士比亚这段关于爱的名言颇为流行，王西彦引用它，是为了说明自己陷入了爱情的迷狂和失恋的痛苦。这次恋爱的失败对王西彦打击很大，反映在创作中，他北平时期的几篇文章，皆流露出消极感伤的灰色情绪。《一个找寻同情的人》[20]中有这么一段：“从永远有着春天的柔媚的江南，他流浪到这荒漠的北国来，为的是，江南明媚的春光温不暖他冷冷的心。他是有着那无涯的期望的，期望着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着那么一点一滴——纵然是一点一滴的同情之泪的。在江南，他也曾被热情所烧燃过，高声地唱过欢乐的赞颂曲……”与这句话相似的意思和词句在《骆驼的悲哀——寄佐人》中也出现过。结合他对莎士比亚爱情警句的引用，可知“高声地唱过欢乐的赞颂曲”所指即为“陷入爱情”，但“那欢乐遗弃了他”，即指作者的爱情失败了。按照佚文《一个找寻同情的人》所说，他“从永远有着春天的柔媚的江南，他流浪到这荒漠的北国来，为的是，江南明媚的春光温不暖他冷冷的心”。这说明，失恋带来的巨大痛苦，是王西彦从杭州到北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甘露寺的薄暮——漫游第一迹》《太湖半日——漫游第二迹》为两篇游记。两文文末皆有标注：“一九三三暮春旧作”，结合文中点明的游历时间“1933年3月28日、4月1日”，说明两文写于1933年4月。《甘露寺的薄暮》记述作者1933年4月1日游览镇江甘露寺的经历，《太湖半日》记述作者1933年3月28日在无锡太湖的游览经历。两篇游记所记，作者在回忆录中皆无提及，对了解作者的早期生活有一定帮助。
复次是王西彦对新感觉派小说的模仿。作为一位乡土小说作家，王西彦与新感觉派之间好像难以扯上关系。其实，王西彦早期的一些作品，能看到新感觉派的影响。如1933年4月他在上海《大陆》月刊第1 卷第10 期所发表的散文《西子湖畔的夜》，该文在表现内容、语言风格、艺术形式上有意模仿《上海的狐步舞》。《上海的狐步舞》发表于上海《现代》第2 卷第1 期，时间是1932年11月。这时王西彦在杭州，应该能读到这部作品。《西子湖畔的夜》的开头为：“西子湖畔，一个人间的天堂！”结尾为：“这便是西子湖畔，一个人间的天堂！”这种开头与结尾的重复与“天堂”一词的反讽用法，与《上海的狐步舞》相似。文中的一些语句如“大世界门上耸竖着一个灯塔：红的光，白的光，绿的光。炫目的画片，炫目的电光。张着大口把人们一批批地吸进去，又一批批地吐出来：女的，男的，老的，矮的，长的，瘸的，肥的”,[21]其中语词的重复与排列，蒙太奇式的画面转换，甚至一些具体的语词，都可在穆时英的小说中见到。北平时期，王西彦发表在《北方日报》的一些文章，如《剪影——马路风景线之一》，小说题目让人不禁联想到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字句与写法上也可依稀看到新感觉派的影响，如这些语句：“高巍的古老的城楼，深邃的门，躲着暗影的洞——吸进人的群，汽车的群，马车的群，人力车的群；又吐出人的群，汽车的群，马车的群，人力车的群，像一道溶融了的金属的巨流，流着，流着，流着。”当然，随着作者人生阅历的增加、创作经验的成熟，他很快就走出了模仿的学步阶段。
最后是王西彦的民众戏剧观。王西彦1932年在杭州读书时，读过几篇关于“民众戏剧”的论文。这时，北平《晨报》副刊“剧刊”正在提倡“农村戏剧”，引发了他的兴趣，于是写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戏剧》的文章，投给《晨报》，很快被发表于“剧刊”第150 期（1932年11月19日）。此外，他接到编辑部一封热情的来信和两本经过作者题签的《佛西论剧》。[22]《论民众戏剧》没有被收入《全集》，应该是他的一篇佚文。关于“民众戏剧”，除这篇文章，王西彦还写过另一篇文章，即《再谈民众戏剧》，刊1934年2月11日《北方日报》 “星期文艺”第 15期。从文末“二月五日急草”看，该文写作日期为1934年2月5日。文中，王西彦不认同余上沅通过多演来进行戏剧大众化的观点，也不认同余上沅的另一观点：“如其去改良旧剧，不如采用西洋较进步的新剧而迎头赶上去！”作者认为，在极力提倡新剧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民间流传着的所谓民间戏剧。民间戏剧是民众自己的戏剧，是流行于各地民间，农民自己创造、自己享受的一种戏剧。因为民间戏剧具有极浓厚的民间风味，反映着民众的真实生活、思想意识及情感，艺术上保留着民歌的形式，而从发展渊源上讲，民间戏剧乃“戏剧之母”，所以，民间戏剧实在是民众戏剧运动者所不应忽视的。作者主张，民众戏剧运动者不应该放弃改良旧剧的道路。应当把新的内容输入旧剧中，或改良旧剧的形式与内容，在进步的思想原则指导下，逐渐地使戏剧能够接近民众。可见，在怎么进行戏剧大众化上，王西彦主张尊重、改良中国传统旧剧，对余上沅放弃中国传统戏剧而直接引进西方戏剧的全盘西化观点是不太认同的。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了解到 20世纪 30年代，围绕戏剧大众化问题，当时作家和学者们曾展开了相当激烈的思想交锋。其中的一些观点，如王西彦对民众戏剧的看法，到现在似乎仍然值得戏剧工作者借鉴和思考。
[1]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页。
[2]王西彦：《梦想与现实—— ＜乡土·岁月·追寻＞ 之五》，原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3]参见艾以《王西彦年谱》，艾以、沈辉、卫竹兰、李国煣编《王西彦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4页。
[4]余修：《遗教风范，长留人间——追念检斋师》，见余修《往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5]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6]参见庄华峰《吴承仕生平及著述活动年表》，见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1页。
[7]王西彦：《从学者到战士——记我所接触到的吴承仕先生》，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8]曾明：《李寒谷在中国大学》，见和钟华编著《李寒谷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9]参见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10]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九集·史料·索引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380页。
[11]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九集·史料·索引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页。
[12]参见钱振纲、刘勇、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第7卷（1930—1933），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13]朱秀实：《朱华烈士》,《沛县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第17页。
[14]参见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15]参见王西彦《打开的门窗——我和外国文学》，见《王西彦全集》第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6]参见王西彦《船儿摇出大江—— ＜乡土·岁月·追寻＞ 之三》，原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8页。
[17]参见王西彦《骆驼的悲哀——寄佐人》,1933年12月10日《北方日报》“星期文艺”第6期。
[18]“密”应为“蜜”。
[19][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见《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
[20]西稔（王西彦）:《一个找寻同情的人》,1934年4月8日《北方日报》“星期文艺”第22期。
[21]王西稔（王西彦）:《西子湖畔的夜》，原载1933年4月1日上海《大陆》月刊第1卷第10期，见《王西彦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22]参见王西彦《梦想与现实—— ＜乡土·岁月·追寻＞ 之五》，原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见《王西彦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