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0年以来，对于《东方杂志》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充分的趋势，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学科研究者的重视，概括而言，国内外对《东方杂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出版、传播方面的研究。

这其中既有对《东方杂志》编辑人员的研究，也有对《东方杂志》办刊特色与风格的研究，还有从出版传播角度对《东方杂志》所登载内容的研究。在对编辑人员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张元济、孟森、杜亚泉、胡愈之等人身上，其中又以杜亚泉、胡愈之为最多，这些文章主要探讨他们在《东方杂志》出版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文献有：刘兰《〈东方杂志〉——培养编辑的沃土》（《出版广角》2002年第6期）、谢慧《张元济与〈东方杂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罗娟《孟森与〈东方杂志〉》（《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静《杜亚泉与〈东方杂志〉》（《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周武《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和《杜亚泉与〈东方杂志〉》（《科学》2016年第2期）、张之华《国际新闻的拓荒者——担任〈东方杂志〉编撰人的胡愈之》（《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董锦瑞《胡愈之与百年〈东方〉》（《编辑学刊》2004年第6期）、范岱年《胡愈之和〈东方杂志〉》（《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等。对《东方杂志》办刊特色与风格的研究中，方汉奇、刘兰、张凤英、李明山、丁文等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方汉奇在《〈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东方杂志》的特色是“始终注意保持刊物的高品位高质量”“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始终关注学术的繁荣和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始终关注东方文化的弘扬”，并对该杂志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5]（上文已引述，这里不再重复）。张凤英也肯定了《东方杂志》“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期刊出版界以及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版期刊方面，它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在政治倾向上有联络东亚，反对西方的演变轨迹；在思想文化领域，不仅留下了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而且在‘新学’与‘旧学’之争及随后东西文化大论战中，亦有身与其中和思想引导两方面的影响”。[6]丁文认为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具有搜罗宏富、选择精审的特点[7]。石雅洁的硕士论文《〈东方杂志〉办刊特色研究》对《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编辑特色、办刊风格进行了研究，将《东方杂志》的办刊风格概括为“敏锐宽容”“理智客观”“负责坚毅”“创新思变”四个方面[8]。从出版传播角度对《东方杂志》进行研究的，还有刘也良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传播学视角看〈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论战》（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谢鼎新的《〈东方杂志〉与专业理性的新闻学研究传统》（《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黄亦君的《〈东方杂志〉知识分子对近代新闻传媒的释读》（《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初云玲的《〈东方杂志〉的广告文本探究》（《今传媒》2011年第1期）和《〈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今传媒》2013年第6期）等。

其次是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东西文化论战的研究。在《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论战中，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新青年》，而对《东方杂志》多持负面的观点。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方杂志》的评价开始回暖和多样化。刘润忠在《〈东方杂志〉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东方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者认为该杂志所提出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文化统整论”和“文化调和论”等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背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倾向，但同时也含有合理和值得思考的内容，并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声。陆小宁在《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中认为《东方杂志》在论争中对中华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理性的比较与权衡，其结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理性的学术立场始终无法摆脱革命历史情境的挤压，因此在引领风潮方面无法与《新青年》相比。张凤英看重的是《东方杂志》在东西文化论战中，表征出与《新青年》鼓吹改造中国的激进路向不同的“有效”而“安全”的改造方案，并因此而反映出《东方杂志》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即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主角地位和宣传作用。同时作者更看到了由于这场论争而使中国文化向深层发展及向意识形态领域转移的质的变化。作者在这里事实上已经触及了《东方杂志》在中国文化转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说得较为含糊而已[9]。许纪霖在《转型中的思想与分化》中认为杜亚泉及《东方杂志》主张的是一种科学启蒙与温和改革，东西文化论战的实质是论争双方对启蒙的理解差异所致[10]。相关文章还有李承亮的《浅析五四前期东西文化的论战——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天府新论》2007年第S1期）、王代莉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研究——以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汪晖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等。

其二是政治思想、民族思想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赵志坚、李芬的《五卅运动中的〈东方杂志〉》（《编辑学刊》1997年第4期）；洪九来的《集权与分权——略论〈东方杂志〉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折衷观点》（《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大战中的热烈与冷静——民初十年〈东方杂志〉民族主义观评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场与追忆——〈东方杂志〉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历程》（《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张季的《民初“二次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联邦制的论争——以〈民立报〉、〈庸言〉、〈东方杂志〉为中心》（《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李安山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从〈东方杂志〉看日俄战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钟显添、林植的《试论清末〈东方杂志〉中的民权思想》（《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李中平、刘亦明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东方杂志〉对中日关系问题的研判》（《云梦学刊》2008年第3期）。硕博论文中有唐富满的《〈东方杂志〉与清末立宪宣传》（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郭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赵曼的《清末〈东方杂志〉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吴寿欢的《〈东方杂志〉（1918—1926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年），赵淑菊的《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东方杂志〉的清末立宪宣传（1905.9—1911.5）》（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2年），岳远尊的《〈东方杂志〉作者群社会主义观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等。

其三是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如《东方杂志》与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农村问题、科学传播、近代灾荒、西藏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再次是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研究。

对《东方杂志》文学方面的关注，也有三个趋向：或着眼于其在现代性发展中新旧文学的嬗递作用，或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重其价值，或对其中的某一文体或文学现象进行探讨。关于《东方杂志》最早的文学研究应该是洪九来在《宽容与理性》中的相关论述。此书第七章专论“新旧文学嬗递中的现实主义”。作者把《东方杂志》上的文学纳入“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论述，指出：“其实就该刊文学活动之积极、文学作品之丰厚、文学主张之醒目而言，它与同属商务的《小说月报》一样，是传播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在《东方》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既有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整体性要求的共同把握，同时又呈现出不同阶段文学各不尽相同的时代鲜活性，这与他们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总体思想是颇为一致的。”他又将1904—1919年《东方杂志》的文学概括为“改良文学，启蒙民智”，这时期的作品虽然有限，但还是“能感触到小说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浓厚气息”；而将1920—1932年的文学概括为“人生文学，关注现实”[11]。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孙振《对〈东方杂志〉中的美学文本的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章琼的《1904—1927：〈东方杂志〉翻译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孟晓艳《〈东方杂志〉中的杂文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这些硕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和文学价值进行了探讨，给《东方杂志》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东方杂志》的文学研究。刘增杰先生的《文化期刊中的文学世界——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解读〈东方杂志〉》（《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着重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和概括了《东方杂志》的文学价值：“第一，《东方杂志》为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提供了宽广的创作平台；第二，《东方杂志》稳健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使该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寿命最长的中国文化期刊，并由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学史料库；第三，在史料的具体操作层面，《东方杂志》展示了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蛛丝马迹，积累了建立现代文学目录学、辑佚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此文为进一步挖掘《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和史料价值指明了方向。而杨宗蓉的《〈东方杂志〉与现代唯美主义文艺思潮》（《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一文认为，《东方杂志》自20世纪20年代就与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唯美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方面成就显著，而且“《东方杂志》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关注和译介，带动了国内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等理论的探讨，对五四以后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传播作用”。侯杰的《〈东方杂志〉的翻译与中西文化共同体建构》（《中国翻译》2018年第5期）、《〈东方杂志〉（1904—1911）科学翻译话语在文化和政治重构中的作用》（《中国翻译》2017年第1期）对《东方杂志》的翻译做了较充分的研究。其他文章还有赵黎明的《〈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15年第1期）、《五四前后〈东方杂志〉对“文化杜威”的译介》（《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五四前后〈东方杂志〉对“文化罗素”的译介》（《江汉论坛》2018年第5期），马俊锋的《〈东方杂志〉对白桦派的介绍与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等，这些论文对五四时期的文化译介也有很好的阐释角度和深入广泛的研究。而对《东方杂志》中的文学世界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是王勇的系列论文及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该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考察了编辑与《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的关系、《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东方杂志》中的文学翻译以及文学创作与批评。该书“以作家作品为基本点，在文化、编辑、翻译、批评、社会历史事件等与文学有关的各种要素中，从大文学的宏观角度来研究《东方杂志》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12]，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把《东方杂志》放置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将其构建的文学空间放置到中外文学交流和时代进程的坐标体系中，在期刊与社会、编辑与作者、批评与翻译、创作的互动关系中探究其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其丰富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家群体、文体建构、文学生态的营造等方面所做的贡献”[13]。

从语言角度来研究《东方杂志》的，如杨霞的博士学位论文《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1—1921）为语料》则是突出了《东方杂志》在现代汉语语料学上的价值。总体而言，对《东方杂志》的文学研究中翻译所占比例最高，创作方面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东方杂志》的研究多着眼于思想、编辑、传播、政治、文学等角度，真正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研究《东方杂志》的成果还不多见。正因如此，本课题希望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研究《东方杂志》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选题通过《东方杂志》这一个期刊个案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演变的历程和原生态风貌，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和文学是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何在政治变革和新旧文化思想冲突中酝酿、生成以及演变的轨迹，揭示《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并从中获得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