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一 “范式”与“革命”

研究发问的提出不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历史与现实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促使笔者思考临清城市史的特殊经验，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通过史料爬梳、田野工作，对比过去与当下，不免会想对这里的种种变迁说点什么。变迁需要在时空之旅中言说，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实在。时间和空间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也是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广泛参与，关注一些共同的话题，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的范式。在对学术史进行回顾之前，我们先来了解范式在研究中的价值。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通常会对观点、理论等进行区分。如果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有时视之为“宇宙观”；如果是西方科学家实践的成果，可以称之为“范式”。范式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13]，指的是在一个相对特定的时间里，科学实践者所共同认可的一套假定和方法。范式并没有精确的定义[14]，它也可以理解为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5]。范式能够指导研究，它给科学实践者提供了一个选择问题的规则和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

当然，范式的魅力还在于它能留下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并没有永恒、普适的范式，这是因为每一个范式都将世界视为由不同事物构成的，而“科学家在其框架内工作的范式将对他们看待世界的某个特定方面的方式提供指导”[16]。一个范式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其精确性和应用性都是极其有限的。它之所以拥有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它比“竞争对手”更能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观点、理论要成为一种范式被接受，就必须优胜于其竞争对手。不过，一种范式并不需要，而且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情境下，它也绝不能解释其所面对的所有事实。正是由于这方面原因的存在，我们需要范式更新。

范式更新或范式转变，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17]革命缘起于共同体中某些实践者逐渐发现，现有范式已不再非常有效地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包含着许多小理论的大理论，当小理论不再具有世界意义，危机与革命就会出现。这将会导致某种范式走向两种选择，或者倾覆，或者被整合到更新的范式之中。科学研究的创新，常常是以新范式的提出为标志的。这种新范式拓宽了新视野，打开了新思路，提出了新观点，凝聚了新方法，并成为人们解释某类问题的新话语。

具体到从描述到解释和理论的过程，对于本书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来说，最终产品是一份能够提供解释框架的陈述。简言之，这样一种依靠资讯、数据、资料等作为支撑的阐释便可视为理论。人类学家并不宣称某种关于文化的理论是绝对真理，他们反而使用“概率”来衡量理论的可靠性或有效性，即可以用有或者没有事实支持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假说。科学的理论依赖于可以论证的、基于事实的证据以及可重复性的检验，同时能够接受新洞见、新证据所带来的质疑。当人们发现新出现的理论基于更好的或者更完整的证据、更可信、更有效时，旧有的阐释就不得不被抛弃了。[18]

范式理论阐释了科学进步的内在机制和动态发展模式，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许并不具有典型的范式革命特征[19]，而且，即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范式危机，革命的程度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范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优劣之分，我们不能说某一范式一定优于另一范式。范式所提供的解释，都不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恰恰相反，它们能够从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获得自身的意义。一种范式“更好”，只是因为它能解释其他一些范式不能解释的现象。不可否认，一些颇具典型性、优先性和可重复性的范式，成为学术进步与学科发展的坐标。现代语境下，对城市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城市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城市研究的理论范式

在展开城市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来定义城市以及界定城市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清醒，即当你试图清晰地给某种事物下定义，只会使之更加模糊不清。毋庸置疑，城市并非现代的现象，它拥有久远的历史，最早的城市甚至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以前，而且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相随。虽然城市很古老，但学界正式对城市进行研究，至今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对“城市”概念如何定义，一直困扰着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们。实际上，城市如何被定义与城市如何被研究同样难解，这应该是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悖论。城市本身所拥有的多维度特性，造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城市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集合，城市研究的范围名目繁多，包罗万象，各个方面都可以细分加以研究。而这些被细分出来的方面，又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促成城市研究的多学科与跨学科属性。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随之而来的城市问题也大量出现。西方的城市研究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逐渐兴起的，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城市研究渐趋形成比较全面而兼容的知识体系。西方学界以“城市”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按照库恩的说法，这些思想、理论与派系一度成为城市研究的“范式”。相比而言，城市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当今中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小且亟待提升的地位。通过梳理西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学习、借鉴与扬弃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研究进行重新思考，能够获益良多。当然，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也不可能包罗城市研究领域的所有学术成果，但笔者还是尽力搜集、整理、归纳该领域影响较大的主要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对城市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要对城市研究的学术历程有一个全面的概观，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西方城市研究兴起阶段的欧洲传统。之所以称为“欧洲传统”，是因为这些先驱者或代表人物都是欧洲大陆上的社会学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加速，整个19世纪成为欧洲城市飞速发展的年代。与此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涌现出一些城市问题，这引起了当时欧洲社会学家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从此以后，关于城市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人类的群体生活划分为两种结合的理想类型，即“共同体”与“社会”[20]。前者以小乡村为载体，具有强烈的内聚性，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占主要支配地位[21]，个人与共同体是“有机”的联系。后者以大城市为载体，上述三种关系退居次要位置，个人主义日渐崛起[22]，个人与社会是“机械”的联系。与滕尼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则提出了另一种理想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乡村以机械团结占优势地位，“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23]。相反，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的特征是有机团结，“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24]。这两位学者城市研究的重点都在于考察农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但迪尔凯姆比之于滕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地位。

不过，二者均未对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项工作由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首创完成。他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25]一文中，总结了城市人迥异于乡下人的“大城市型特性”是理性、自由、个性、非人性以及非情感化等，这种独特的城市特性是人们适应城市新环境的结果。而且，“大城市的精神生活犹如荡漾开去的水波，涉及国家民族的或者国际的广泛范围，这对大城市来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26]。齐美尔的贡献在于从城市环境的特殊性出发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居民特性的成因，其不足在于有夸大城市个性之嫌。同时期的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志在创建一种城市模式的“理想类型”，将理想形态城市视之为历史变革及文明发展的载体，主张对城市进行历史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指出城市应该具备商贸、政治、法律、军事、社交等多方面的功能。[27]韦伯尤其关注城市的社会结构，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忽视了城市的人口特征，对社会结构的描述略显不够完整。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世界城市化中心发生了转移，新兴的美国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领跑者。在欧美社会的工业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高潮背景下，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28]，从人与空间的角度研究城市社会，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城市研究理论范式“人类生态学”（又称“人文生态学”）和“城市动力学”。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厄尼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等人，正是他们的社会学的城市研究（或都市研究），开始关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与社会。帕克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和基本设想：“在城市社区这个范畴内有各种力在起作用——其实在人类生存环境的任何自然领域内均如此——这些力会逐渐把人口和社会机构组合成为一种特有秩序。专门研究这些因素及其互相合作产生的人和社会机构的特有结构秩序的科学，我们就称之为人文生态学，以区别于动植物的生态学研究。”[29]麦肯齐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生态学的界定，“是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30]。伯吉斯接受了这些思想并落实到研究中，提出了城市形态学和动力学的观点，指出即使没有正规的规划，城市形态也具有自身的一套生长逻辑。[31]

与欧洲传统不同，芝加哥学派并没有停留在对城市进行抽象的思辨上，而是以芝加哥为实验室，对其城市生活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该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也缺乏跨文化比较的视野。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理论范式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逐渐被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所替代，即新城市社会学[32]或新都市社会学。

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直接导源于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其主要旗手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新都市社会学起源于法国，主要围绕着在学术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的著作展开：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另一个则是我本人。”[33]新城市社会学并非统一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比人类生态学更加宽泛的范式，具体可分为三个流派：结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新韦伯主义[34]，也有学者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或“城市政治经济学”称呼该学派[35]。结构马克思主义以法国的卡斯特为代表，他认为城市“是资产阶级工业化的文化表现，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36]，并提出“集体消费”的重要概念，国家直接干预社会公共事业，“成为日常生活的真正管理者”[37]。美国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法国的列斐伏尔是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关注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与人为建构[38]，提出“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城市革命论”“资本城市化”等理论。英国的阿德尔纳·约翰·雷克斯（Arderne John Rex）和雷蒙德·爱德华·帕尔（Raymond Edward Pahl）两位学者，因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与市场情境理论，故被称为“新韦伯主义”，他们认为阶级是由城市市场情境中的市场地位决定的。[39]

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所以“进步”，在于它能将研究对象置放于更大的情境之中进行考察。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研究也出现了从“地方”到“全球”视野的转向。正如有的学者看到，“在20世纪末期，一个观察家如果认为城市研究过多地被席卷而来的全球化主题所包围，或者觉得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正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左右城市结构的调整，那么他是可以被理解的”[40]，每个地方的本地化与全球化都在同时进行，并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属性。不同的城市研究范式反映了不同时期学界对城市现状的理解，通过梳理这些主要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质（抑或城市性、城市气质等），决定和影响了理论与范式的发展。就中国而言，城市研究的中国经验或中国案例能提供什么样的范式参照，我们来看一下。

三 中国城市的研究

中国是全球城市发源地之一，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城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罕见。古代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城市史资料，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长安志》等。不过，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独立的城市学或城市史学。[41]19世纪末，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曾构建起“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42]的西式中国观，并认为“中国乡村差不多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43]。长期以来，乡村的“社会缩影”[44]理论解释模式，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才逐渐超过此前占主导地位的乡村研究。

当然，鉴于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45]，实际上，西方学界对中国城市的关注已经形成较长的传统。在许多西方现代经典的理论家看来，古代中国城市主要以政治中心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即使某些城市经济领域中商贸与消费的规模非常可观，但仍然难以掩饰其政治或军事功能所占据的突出地位。根据19世纪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城市化进程的中国经验有别于西方世界。马克思对城市与城堡的实质进行了区分，这成为以后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原则。从生产方式角度出发，亚细亚的城市被视为帝国统治的堡垒，“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46]。在他看来，名副其实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进一步解释道，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城市视作“一种恶性发展”，缺乏“真正的城市特性”和“真正的生产基础”[47]。

亚洲的政治城市寄生于专制政权的庇护之下，所谓的城市化进程没有牢固的基础，对于真正的社会进步并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韦伯也持相似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城市是帝国管理的而非商业生产的中心，“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尤其是对江河的管理”[48]。从社会演变和革命的角度审视，表面看似繁荣昌盛的城市实际上是停滞不前的。虽然城市经济在城乡之间的地域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但由于城市没有自己的政治与军事权力，系统的城市经济政策“尽管出现了某些萌芽，却从来没有开花结果”[49]。而真正的城市应当具备以下特征：防御设施；市场；自己的法庭和至少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法律；联合体结构（团体）的性格；至少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和独立。[50]

马克思与韦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想型”的参照模式，他们所提出的分析概念或理论观点引人注目地流行起来，并在20世纪很长时间里一度占据话语主导地位[51]。后来，直到“施坚雅模式”的出现[52]，对传统中国城市观予以修正，“才真正开拓了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新的路径”[53]。作为一个经济空间理论人类学家，施坚雅借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以“基层”市场为视角来认识中国社会。[54]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他进一步提出区域体系理论[55]，即基于环境、资源、交通等条件，国家与社会、城镇与乡村以及基层市场，均被整合在更大范围之内的商贸体系中，涉及本地和区域体系的不同层级——从大都市向下延伸至集镇，且每一个层级都呈现出核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在他看来，城市更多地与市场因素联系在一起，根据其在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形成等级性的城市体系。[56]由此，经济因素超越行政因素成为重要的考察依据。[57]

毫无疑问，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而且经由市场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经历了彻底的变革，城乡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58]帝国晚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步入变革的前夕，城市发展的状况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某些特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否引领了社会的现代转型。因此，城市的近代化无疑是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的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正式兴起。[59]影响卓著的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关于汉口的研究可谓上乘之作，为我们呈现了清末的汉口拥有很大的自治权，“指责中国城市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市镇共同体所出现的那种特殊的城市自治现象，看来也是不正确的”[60]；介于“公域”和“私域”之间的“公共领域”表明中国近代城市并非缺乏独立的民间政治力量，中国城市的变革拥有自身独特的近代化道路。[61]

罗威廉利用市民社会理论考察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无疑大大拓展了对晚清城市社会组织的认识”[62]。此外，他还不忘提醒我们，所谓“进步的指标”以及所界定的“理性化”或“现代化”不应完全以西方经验作为参照标准，它们“也可能只发生在其各自拥有特性的文化情境之中”[63]。中国近代史有几个影响较大的理论范式，如“冲击—反应”“殖民主义”“现代化”等。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与中国中心观的出现有密切关系。[64]要“在中国发现历史”，就要注重检视造成变化的内部动力因素，而不是仅仅从西方外力作用角度来看待中国城市的发展逻辑。

视野的嬗变导致了修正早期研究传统的倾向，而着力于寻求不同的地方性经验，从而使个案研究颇具特色。20世纪90年代初，由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学者分别主持的对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城市研究的成果出版后[65]，一度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拓荒力作[66]。人类学者王铭铭从地方社会史的角度，阐释一个城市“逝去的繁荣”，并从中“延伸出历史理解的一种替代性线路”[67]，为历史人类学的城市研究树立了典范。此外，受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影响，由宏大视角到微观层面的转向也引起对大众文化的关注热情，即“移情”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方面以历史学者王笛对成都的研究为主要代表，他通过地方政府、社会改良者和普通民众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呈现出成都近代化过程中“公共空间和街头文化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8]；通过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研究，“反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69]。

这些变化趋势与城市化不同表征形式的分析相一致，研究进路逐渐下放到更小的、更加易于控制的空间单位，“研究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进入城市的内部不会妨碍历史学家考察更宏观和意义重大的事件，反而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样的问题”[70]。因此，近十几年来，在地方性情境中，挖掘历史的多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城市个案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中，学界已经对某一区域内的城市进行了充分研究，如同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杭州、上海、扬州、苏州、南京等，此不赘述。“这种理路与严格的一元化历史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成为审视复杂多样的历史进程的有效途径。”[71]当然，相较而言，关于明清时期以至现代时期的城市化问题，北方中国的鲁西地区与运河区域相关研究虽有进步但仍需提升。

四 临清及其所在区域的研究

临清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处于鲁西北、运河区域以及华北平原。针对临清以及这些区域的研究，影响较大者有以下所列，兹略陈之。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关于运河漕运的研究中，表明大运河每段河道并不具备共同的特点[72]，这给不同区域与大运河的互动留下地方性实践的空间，而这又势必会影响到不同城市的个性，但他在考察商业的时候并未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美国汉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描述了王伦起义的地理和经济背景，强调大运河的贯穿使鲁西北地区“完全处于华北大区的商业中心地带”[73]，某些城市的富庶如临清便成为叛乱者觊觎的对象。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认为“施坚雅模式”并不能完全吻合华北地区[74]，他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民间文化做了细致研究，同时注意到临清以及运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美国“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从生态和经济角度对“黄运区域”进行界定，看到它“并非一个功能上整合的区域”，暗示出临清和济宁虽同处于大运河山东段，但拥有不同的地方特性。[75]

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傅崇兰从位置、环境、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考察了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指出临清得益于大运河的形塑作用，在明清两代成长为山东最为重要的城市中心。[76]历史学者许檀从区域性商品流通角度，对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探索，强调大运河对鲁西地区贸易的重要意义，指出包括临清在内兴起的一批商业市镇，其最主要的经济功能在于发挥着转运枢纽的作用。[77]她将施坚雅的层级划分简化为三类，即流通枢纽城市、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基层市场，临清作为设有税关的商城，成为“以中转批发贸易为主的流通枢纽城市”[78]。鉴于北方运河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历史学者孙竞昊选择济宁为个案考察其“植入型”的城市化之路[79]，并将其与临清进行比较，认为后者的商业与文化资源主要被外地商人所支配[80]。

就管见所及，目前关于临清的学术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领域：一是城市经济方面，有的学者多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明清时期临清的商业状况和漕运的经济作用。许檀通过对临清商贸的量化分析，认为临清并没有因应商业的发达而产生资本主义。[81]王云则以临清贡砖为例，分析贡砖的规模化生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认为大规模的贡砖烧造在促进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的负担。[82]冷东以临清经济的兴盛和衰落为切入点，探究漕运的经济影响及其终结，指出虽然临清在漕运停止后失去了全国市场的区位优势，但仍然作为鲁西南的一个地域性商业中心而存在。[83]

二是组织机构方面，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临清钞关、临清铸钱局、临清水次仓等设立情况及其社会影响。黑广菊考察临清钞关对城市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明晰了钞关这一经济行政组织的性质。[84]向福贞对临清钞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了具体分析，认为它的存在无论对当地还是周边地区都影响巨大。[85]张或定对临清铸钱局颇存争议的议准时间和废止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和分析。[86]张春红对中央政府在临清设立的三仓即临清仓、广积仓和常盈仓做了具体考察，认为它们的存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彰显出明清时期临清战略地位的重要性。[87]

三是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在临清发生的主要有临清民变、义和团运动以及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的临清战役，学者们对此也做了详细研究。曾意丹通过对李士登墓志碑文的解读，找到了临清民变的一些史书之外的细节，认为李士登的抗争具有深意，即在客观上维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88]郭东升对临清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背景和组织活动作了具体考察。[89]柏学聚分析了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战败于临清的原因，即骄傲轻敌心理、领导素质较差、新兵质量不高、领导集团离心、动员百姓不力等。[90]

四是社会生活方面，有的学者将视野放在微观领域里的市民生活上，分别考察了城镇居民的职业构成和日常实践。杨轶男探讨了临清城市里的服务业体系，认为它是运河城镇居民职业构成的重要内容。[91]王明德从精神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娱生活三个方面，研究寺庙与城市居民的密切联系，认为临清作为明清时期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城内宗教兴盛，寺庙林立，它们构成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组成部分，并在城市变迁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92]

五是在城市建筑方面，不同类型的建筑遗存也成为学者们着墨之处。赵鹏飞、宋昆考察了临清当地的运河民居建筑，分析其布局、形制、院落空间以及建筑风格特点，这些传统民居遗存是研究运河文化、城市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93]黄金鑫、朱晓冬等对临清舍利塔的建造背景和建筑形制，以及舍利塔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内涵和建筑价值进行了分析，为古塔建筑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一定依据。[94]

六是城市保育方面，有的学者更是着眼于未来，从运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入手大做文章，提出一些较富新意的观点。汪芳、刘迪等从“活态博物馆”的理念出发，以集体记忆、社区空间等为组成要素，探讨如何对临清古城区进行保护。[95]刘建峰从环境美学的视角，全方位描绘临清古街巷的审美特征，并尝试建构其文化体验和保护的新模式。[96]周胜林、高金华等利用协调度模型对临清运河古街区环境进行建模分析，并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对街区环境优化进行探讨，以此为保护城市遗产和发展文化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97]

七是比较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比分析了临清与其他运河城市或与沿海城市之间的异同。李德楠从建置沿革、兴衰过程、城区布局等，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两座重要城市济宁和临清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共同点是随着运河的开通而发展成为商业型中心枢纽城市，不同点是运河南部的城市在自然环境、资源供给等方面要优胜于运河北部的城市。[98]孙晓艳将近代以来的青岛与临清进行比较，认为造成沿运城市衰落和沿海城市兴起的原因在于经济地理条件的改变和开埠通商格局的出现。[99]

八是城市综论方面，有的学者重点分析了临清的城市人文特征和兴衰原因。李正爱认为大运河提升了临清的精神结构，使其深受江南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所浸染。[100]王传兴、田萌从漕运、战争和经济等方面，探讨明清时期临清兴衰的具体原因，认为临清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外部力量，自身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因而难以实现长远发展。[101]高鹏对造成临清衰落的内因及它们之间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明代临清以州城的行政框架为基础，加上诸多加权因素的共同作用，跻身到大都会的行列，如果各种加权因素剥落以后，临清城的行政等级不至降低，那么其衰落就是有底线保障的。[102]

总之，不同学者针对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大多是对某一领域内具体问题的考察，未能整合城市化过程中所涵括的自然、地理、区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103]已有研究多以历史学者占主导，有些成果的研究目的在于力图呈现城市昔日的历史面貌，或者找寻城市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目前来看，还未有学者专门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对临清进行研究，也没有学者聚焦明清以来临清自身独特的“城市身份”“城市气质”抑或“城市个性”。同时，“整体”视角的城市研究也几乎不被研究者注重，这尤其与强调“整体论”的人类学城市研究背道而驰。[104]笔者希望通过本书，能够尽最大努力去弥补这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