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孙郁

二十多年前，我与周海婴、黄乔生去香港办过一次鲁迅生平展，在开幕式上认识了陈映真先生，从此便有了一些交往。经由陈映真，对于台湾的鲁迅传播情况，有了一点了解。后来几次去台湾，结识多位老作家，发现他们对于鲁迅有着特殊的感受。大陆与台湾间的文脉，一直是相连不断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仅就鲁迅作品而言，曾经给对岸读书人带来难忘的共振。但很长时间，这些都混在复杂的语境里，鲁迅的作品如何传到宝岛，几代作家怎样呼应五四以来的遗风，说起来有点杂影交错。许多年间，我的所知也是粗枝大叶，直到看到徐纪阳的这本书，这个话题才有了一点立体感觉。

徐纪阳曾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内心淳朴，做事认真。南方人的敏感与缜密，在其文字中清晰可感。他善于考据，不做空论，又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多年间他关注两岸文学，且到宝岛做过实地考察。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区域文学的凝视，其实细细看这本书，涉及的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重要纽结，也有东亚史的热点。这一本书不仅整理了鲁迅台湾传播的史料，而且对于其间的流脉作了系统研究，可以说花费了不小的气力。

中国的近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蒙受的苦难甚多。鲁迅的作品，对于被压迫的人们，无疑是精神觉醒的灯火。台湾在日据时期还有鲁迅作品的流传，说明了那文字的力量。即使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默默阅读鲁迅著作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从那里的文学发展史可以感受到，鲁迅的传统在不同时期都有一定的辐射力，可谓是起起伏伏、形态不一。光复初期的读者心理，和“戒严”时期的地下阅读，看得出台湾知识人的觅路之苦，而“解严”以来不同群落的知识人的鲁迅观，都有风气变化的蛛丝马迹。1988年以后，关于鲁迅的论述忽地多了起来，我记得1989年在鲁迅博物馆遇到一位台湾记者，想了解大陆的研究情况，便组织了多位朋友小聚。对话中相近的题旨，使本来陌生者的心也变近了。

这一本书的上编分史论、作家论、编年文事及资料索引，下编是鲁迅台湾传播史料索引。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不难找到历史线索中闪光的部分，作者在梳理中有判断，寻觅中见性情，我们由此看到了不易寻到的旧迹，有的颇为珍贵。不妨说，借着鲁迅的话题，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现代文化的一个略图，那些被奴役中的挣扎，在窄路上颠踬的人们的心绪也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

台湾青年与鲁迅最早的接触，正在徘徊、寻路时期。张我军、张秀哲拜访鲁迅时，彼此都留下深深的印象。殖民地的青年知道自己是弱小者，而鲁迅恰恰是为底层发声的人。徐纪阳从两个方面解释了青年们接近鲁迅的原因，“其一，鲁迅和青年学生的交往向来‘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力求‘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这种平等的态度，使他更容易为青年接近；其二，身处殖民地台湾青年们，由于自身的境遇更容易捕捉到鲁迅从早年就开始的对弱小民族（地区）的关怀与同情，使他们在心理上更愿意亲近鲁迅”。这揭示了内在的逻辑，也看出那思想穿透人心的一面。由新经典文本而看弱小者的状态，和由弱小者看新经典文本，构成了一个双重视角。大凡非凡之作都有不凡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凡者的心境。托尔斯泰、卡夫卡的作品的流传，也大抵如此的。一个作家如能唤起读者对于自我的再认识，且有了引导人们改造人生的冲动，那一定是有异常的内力的。

看台湾作家与批评家的文章，良好的感受力后，乃热血的涌动，远眺祖国大陆文学时，好奇背后也有内省的意识袭来，总还是有所收益的。叶荣钟在繁杂的文坛的作品里，分门别类地挑出珍品，在对比中发现了鲁迅文本的伟大，那感慨是深入的。龙瑛宗的体味也颇为独到，文章在感性里流出的也是带着痛感的联想。至于陈映真的独白，是两颗灵魂的对话，一些片段流光溢彩，驱走了身边的灰暗。他们既在中国现代史里思考文学的走向，也多世界文学的参照。虽然一些文章对于大陆的形态略感隔膜，但他们捕捉艺术品灵光的能力，不亚于大陆的一些文学青年。内觉丰富的人，倘成为新思想的知音者，滋养的精神与诗意，总还是感染这个社会的。

台湾光复后，一大批大陆学者和作家来到那里，这些人不乏鲁迅的好友和追随者，像许寿裳、台静农、李何林等，都给宝岛带来新异的气息。我曾经接触过许寿裳、李何林的文字，他们普及鲁迅作品时的使命感，是影响了一些台湾青年的。台静农在残酷的岁月中写下的《中国文学史》，就有鲁迅的魂魄在。翻看那些前辈的书籍，不由得生出一种敬意，五四以来珍贵的遗存，往往会催生出动能。徐纪阳发现，大陆知识群落对于鲁迅的阐释，一部分被当地人接受，但特定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表述，并未成为读者关注的对象。倒是许寿裳的某些观点，切合了台湾读者的心。作者称其为“对接与错位”，这也说明，鲁迅被接受的时候，触面是不同的，思想与审美的角度亦有多样性。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体，鲁迅的超越性的价值导致了解释逻辑的不同，在复杂性里寻觅确切性，说起来易，其实是大难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鲁迅作品长期成为禁书。反鲁的思潮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管制而出现。那时候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也有了市场，对于鲁迅的别一种解释也浮出水面。胡适、林语堂的言论，从另一角度透露了鲁迅精神给不同阶层的冲击。不过与自由主义言论形成对比的左翼倾向的青年的叙述语言，倒是更让人注意。在保钓运动中青年人心头的鲁迅作品意象，成了对抗专治统治的无形武器。在凝固空间发出的声音，说明民主与自由精神的伟力。国民党当局所以害怕五四传统，内在原因也一看即明的吧。

徐纪阳对于几个作家的鲁迅观的评述，远近视角都较为得体。张我军与鲁迅的交往，是被大陆学者注意过的，但他何以后来偏向周作人，我们不太知道深层原因，此书作者的分析，有耳目一新之感。钟理和创作中的鲁迅意象，也是引人的话题，仅仅看到与鲁迅接近的一面，还不够完整，徐纪阳认为钟理和延伸了“国民性”话题，“未能像鲁迅一样深切地感受到改造‘国民性’的必要、并进一步指出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我过去介绍过苏雪林的情况，说她的攻击鲁迅，乃右翼思想。徐纪阳看的资料更多，认为其反鲁，是啖饭之道的一种姿态，“苏雪林的保守思想使其不能理解鲁迅的伟大，不能理解鲁迅对既定秩序激进而激烈的批判。正因为如此，她半生的‘反鲁’言论在漂浮的道德修辞下并没触及学术、文化及思想问题”。就纠正了一般人的观点。对于陈映真，以往的论述已经很多，作者从文本与史实入手，细细道来，也有许多精准的判断，比如气质上与鲁迅文本的接近，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偏离，以及反抗意识的滋长，都是知人论世的体现。最吸引人的是：“陈映真选择了战士的路，冒风险而以其一生去揭露政治欺罔的迷雾、弥合民族分裂的鸿沟，在台湾孤苦无援踽踽独行，几乎成为不受欢迎的异己者。那荷戟独彷徨的姿态，与鲁迅无异”。我以为理解到这一点，有比较研究的心得，也带着现实的追问的。

在一个大的文脉里透视台湾的文学思想，可以做的工作甚多。我曾经在冲绳、首尔等地，感受过殖民统治下的知识人对于鲁迅的认同感，也是这样的。我们讲东亚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当有一个综合性的思考，这样看来，台湾经验是不能绕过的。从鲁迅的作品的阅读与传播看，话题是如此丰富。徐纪阳谈到“朝向‘台湾鲁迅学’的建立”，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学术的远景，古老中国文脉与五四遗风，近代革命传统，怎样进入到边缘地带，且改写了路径，都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如此说来，这一本书不仅仅有开启性，而且也暗示了未来学术精神的可能性。我当年写《鲁迅遗风录》一书，因为视野有限，遗漏了台湾的鲁迅传播史，想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现在有了此书，当说填补了学界的空白。可以确切地预料，本书引发的思考，当会持续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