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鲁迅台湾传播综论
引言
一
鲁迅生前和卒后，关于鲁迅作品的介绍、翻译、评论和研究，已汇成最富于文学、思想、社会和政治价值的精神现象，它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性的，特别是中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学术界知识生产的重要动力和资源。数十年来，对鲁迅研究资料的累积工作从未停止过，至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文献体系，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
近年来学界开始以“鲁迅学”学术观念总结鲁迅研究的历史经验、展望鲁迅研究的未来前景，并逐步呈现出建构“东亚鲁迅”的趋势。其中以张梦阳提出的“中国鲁迅学”（2001）[1]和“东亚鲁迅学”（2007）[2]概念最具代表性。中国台湾学者陈芳明（2006[3]，2008[4]）也提出“台湾鲁迅学”的初步构想，尝试以鲁迅为出发点考察台湾文学与东亚文学的互动关系。这些现象表明，鲁迅在东亚地区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和台湾鲁迅经验在东亚文化场域中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事实上，鲁迅在台湾地区传播与接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国内外学者中已成为一个共识。除秦贤次（1991）[5]、陈芳明（1993）[6]、邹贤尧（2006）[7]等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在台湾地区传播全过程的简略描述，以及杨杰铭（2009）[8]对1923—1949年间鲁迅在台湾地区传播的较为系统的论述之外，此项研究还在一些细节上得以展开，如：中岛利郎（2000）[9]对日据时期台湾鲁迅传播与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辨析；下村作次郎（1994）[10]对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鲁迅影响的述论；黄英哲（2001）[11]对木刻家黄荣灿在台湾地区传播鲁迅木刻思想的史实所做的考证；曾健民（2010）[12]对李何林在台湾地区文化活动的考证；朱双一（2012）[13]对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胡风影响的研究；陈信元（1991）[14]、朱双一（2001）[15]等对“戒严”期及“解严”后鲁迅作品出版、传播现象的研究；黎湘萍（1994）[16]、游胜冠（2002）[17]、刘红林（2003）[18]、张清文（2006）[19]、朱双一（2007）[20]、杨志强（2009）[21]等就赖和、杨逵、龙瑛宗、钟理和、姚一苇、陈映真等台湾作家与鲁迅之间的精神联系进行的探讨。
经国内外学者积年努力，关于鲁迅与台湾文学关系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亦卓有成果。然而不可讳言，从中亦可发现迄今在相关课题上的研究因诸多条件所限而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忽略某些历史时期的史料发掘且未能将史料拓展到文学之外，致使史料发掘不完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料整理、编选及出版工作的开展；二是史料所限而导致相关研究的零散和非系统性，缺乏一项打通近百年鲁迅在台湾地区传播、影响及接受的研究；三是即便对有史料可循的一些专题，也因1949年之后两岸政治分断而导致至今未能超越时间与地域的隔断进行综合考量（如对苏雪林“鲁迅论”的研究），更遑论以东亚视野描述之。在鲁迅研究已然成为东亚学术的结点的背景下，作为“中国鲁迅”和“东亚鲁迅”之一环、在近代东亚文化和政治场域中蕴生的“台湾鲁迅”，却依旧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种状况不仅与整个台湾地区异常丰富的鲁迅经验不相映衬，同时也在鲁迅研究、台湾文学研究乃至东亚学术圈的整体框架中显示出相对的滞后。鲁迅在东亚地区广泛的影响，以及近代以来台湾与东亚文化与政治的多重纠葛，使得这种滞后在今天愈发成为鲁迅研究和东亚学术交流的缺憾。补上此项研究，既是鲁迅研究和东亚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当下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相契合。
在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历史场域中，如何深入探讨台湾文学的多元文化构成及其精神与艺术的渊源，从不同的文化视野透视台湾文学，特别是探讨与研究不同的文化血脉在台湾文学中相互激荡、碰撞、交流、沟通、融合与创新的过程，将会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鲁迅是一位内涵丰富的文学家、思想家，其精神有复杂的多层面，对他的接受也因具体语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日本、韩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鲁迅接受与研究史所形成的“东亚鲁迅”具有许多共同性，但同时，又有各自的特性。就大陆与台湾而言，由于两岸在较长历史时期中特殊的隔绝状态，台湾文坛对鲁迅的接受这一特殊的文学经验恰与鲁迅对大陆文学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形成鲜明对照，考察两岸不同时期对鲁迅的评价、接受的异同及其与特殊历史、社会、文化的关联，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台湾知识界对于鲁迅思想的传播方式与精神反应上的差异，导致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对鲁迅不同形态的诠释。台湾文坛对鲁迅的引介主要表现在引进新的思想、新的表达方式和回答现实的挑战三方面，正是在这样一种影响到语言和心灵层面的精神交流与转换中，隐含着台湾文学自我建构的精神历程，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貌。因此，从鲁迅文学精神在台湾地区的传播、接受以及对台湾作家的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一视角重新进入台湾文学，当能开拓台湾文学、文化研究的新的阐释空间。同时，由于鲁迅的世界性影响，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化源流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及其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将会是未来“鲁迅学”发展的总趋势。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的鲁迅研究中逐渐浮现的“东亚鲁迅”形象，尚缺少“台湾鲁迅”这重要一环，本书通过鲁迅楔入台湾文学，亦可为鲁迅研究开拓新的空间。
尽管今天台湾地区的鲁迅研究远不如东亚其他地区来得深入，但只要简单回顾台湾鲁迅接受史，就会发现台湾地区早就进入东亚地区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文化场域中了。近代史上的“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台湾的问题，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过程的一环，最终又纠缠到复杂的东亚历史中去。而台湾地区的鲁迅接受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从一开始就被组合进东亚地区的文学场域中了。这样，如果希望通过台湾鲁迅接受史的研究深入理解台湾历史和现实中的精神文化现象和了解人们的思想状况，还必须超越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视野，深入东亚的文化场域中。在东亚地区的学术界，今天已经达成共识，公认鲁迅为东亚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伊藤虎丸曾说：“鲁迅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恐怕比日本近代文学的哪个作家和哪部作品都更代表东方近代文学的普遍性。”[22]鲁迅出生于中国，其思想的“原点”生发于日本时期[23]，其思想反抗的始终是压迫中国的殖民主义和专制主义，尽管鲁迅一生大部分的文学与思想活动是在中国语境中展开的，但同时他的思想也跨越了国家与文化的界限而成为东亚地区共有的思想资源。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24]三国）的鲁迅研究中，对“东亚鲁迅”形象的建构已经趋于形成一门新的学科——东亚鲁迅学。本书则希望补足“东亚鲁迅学”“中国鲁迅学”中所缺的台湾部分。
二
本书以中国台湾地区与鲁迅相关的文学、文化现象，即台湾地区历史和现实中关于鲁迅的知识的总和为研究对象，重视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甄别工作，把史料学的建构作为写史的基础步骤，力求从事实出发作出科学的判断。相关研究资料散布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各种史料之中，其量颇丰且芜杂无序，又因动荡历史之湮灭而致难以搜寻，一向成为此项研究的瓶颈。笔者穷数年之力，广泛阅读、多方搜索，终有所获。朱双一教授就此论题提供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及线索，笔者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资料室所获颇丰。除此而外的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笔者赴台湾地区访学期间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各图书馆及《文讯》杂志社的查阅。这些资料形态各异，有台湾地区日据以来的各种报纸、期刊、著作等公开出版物，也有手稿、自编手抄刊物、学位论文、“政府”档案等非出版物。笔者对尉天骢、吕正惠等人的专访以及和他们的交谈，以采访录音的形式存在。因此本书的写作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量台湾文献的翻阅、配合现有资料数据库，全面搜集与鲁迅相关的史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与甄别，编制资料索引、编选重要史料、以编年的方式撰写鲁迅台湾传播系年。在此基础上，分四个阶段（日据时期、光复初期、“戒严”时期、“解严”以来）描述各时期台湾地区的鲁迅接受状况，结合历史背景对史实，就鲁迅台湾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事件作专题性的深入论述，对相关精神文化现象的缘起、核心观念的形成以及对鲁迅的评价、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本书还通过对台湾文学文本的全面阅读、考察，把握作家创作中所受鲁迅影响的痕迹，发掘鲁迅文学精神在台湾文坛的传承，这构成本书的另一部分内容。
本书主要以史料的钩稽展示鲁迅台湾地区传播的历史过程。但同时，本书也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建立在客观叙述基础之上的理性分析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在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亦兼及各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鲁迅台湾传播的史料整理与研究》除了作为基础的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外，还将就伴随这一过程的台湾地区精神文化现象的缘起与发展、核心观念的形成以及对鲁迅的评价、研究等一系列问题给出解释。
倘若将“台湾鲁迅”经验与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区的鲁迅经验相比较，对鲁迅思想遗产进行新的评估，能在何种程度上丰富“东亚鲁迅”的历史细节和精神面向？对鲁迅文学与思想在台湾地区传承的考察深化了我们对两岸文学关系的认识，将来进一步考察各种新文学思潮在台湾的延续与发展，是否能探索一种两岸文学整合研究（如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难题）的模式？本书可补足中国大陆乃至东亚鲁迅研究中“台湾鲁迅”这重要一环，但相关史料的整理对于重新勾勒鲁迅在东亚范围内的影响会产生何种作用？未来，是否能够通过鲁迅研究增进两岸学界及东亚学术圈的对话、交流与理解？这些深入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1]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全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2002年版。
[2] 张梦阳：《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 陈芳明：《台湾鲁迅学：一个东亚的思考》，《文讯》2006年第6期。
[4] 陈芳明：《台湾文学与东亚鲁迅》，《文讯》2008年第1期。
[5] 秦贤次等：《鲁迅在台湾》，《国文天地》1991年9月号。
[6] 陈芳明：《鲁迅在台湾》，《文学台湾》1993年第5期。
[7] 邹贤尧：《征服时空——鲁迅影响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8] 杨杰铭：《鲁迅思想在台传播与辩证（1923—1949）》，硕士学位论文，中兴大学，2009年。
[9] [日]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
[10] [日]下村作次郎：《战后初期台湾文坛与鲁迅》，《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11] 黄英哲：《黄荣灿与战后台湾的鲁迅传播（1945—1952）》，《台湾文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2] 曾健民：《李何林编著的〈五四运动〉及其在台文化活动》，《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
[13] 朱双一：《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胡风影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4] 陈信元：《地下的鲁迅》，《国文天地》1991年9月号。
[15] 朱双一：《鲁迅作品在台湾：解禁与开放》，《两岸关系》2001年第6期。
[16]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文学的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17] 游胜冠：《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由历史的差异性看赖和不同于鲁迅的启蒙立场》，《国文天地》2002年3月号。
[18] 刘红林：《赖和与鲁迅》，《学海》2003年第5期。
[19] 张清文：《钟理和文学里的“鲁迅”》，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2006年。
[20] 朱双一：《姚一苇早期小说与鲁迅、施蛰存》，《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1] 杨志强：《知性探求者——龙瑛宗文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22]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23] 符杰祥：《鲁迅文学的起源与文学鲁迅的发生》，《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4] 基本上，笔者是在历史变动的意义上来使用“韩国”的。有时候，它可以与“朝鲜”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以指称朝鲜半岛，有时候，它又特别指称“大韩民国”。这是由“冷战-民族分断”体制给这个词造成的内涵与外延的尴尬。本书并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台湾同样处于“冷战-民族分断”体制之下，下文对于台湾问题的论述，当有助于理解这里的尴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