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王锡爵作为晚明时期在文坛与政坛颇具影响的人物，极少被提及。虽然，在古典文学研究目光下移而一度聚焦于地域与家族的特殊时期，王锡爵的影响有所提升，但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在为王锡爵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案例参照的同时，也不免限制了王氏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而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界兴趣焦点的转移，王锡爵的相关研究则自然面临着方法、路径与影响重新定位的挑战。在此意义上，此种挑战的应对，不仅关涉王锡爵研究能否有效推进，同时也与古典文学研究在某些特定领域，尤其是“文学与政治”研究上能否寻得突破密切相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分析与解读是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习见话题。历时既久，遂有成果如林之说。但研究方法与观念的相对保守，多少影响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材料发掘与成果累积上的成绩难以弥补视角与方法上反思力度不足所带来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的强势笼罩之下，“文学”之于政治运作的结构性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关注；[1]文体演化如何回应并影响传统政治生活，也常因文学研究者对传统社会“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难题的敏感度不足，而尚未成为一个能够产生聚焦效应的文学史问题。[2]同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统中国“文”与“政”概念交叉地带的忽视，放大了“政治”与“文学”作为语词的相对独立性。“文学自觉”及“文学性”在确立文学作品价值与边界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弱化“文学”概念之流变的同时，[3]也强化了以“纯文学”概念取代传统社会中“文学”概念的复杂内涵并以此来理解古典文学及其与政治之关系的合理性。而以上种种，无疑均会导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窄化以及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间的隔膜，进而造成今人在对传统社会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解上的错位。[4]由是，重回“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考察文学之于政治的结构性功能，从而拓展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空间，遂因之而必要。王锡爵作为明代影响卓荦的政治人物，是“文政合一”的传统社会中兼具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典型士大夫；由是，以“文学与政治”为视角，考察王锡爵的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既是对明代文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与补充，也是对研究传统社会中政治型文人的一次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