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0年代诗歌”及其生存状况

1976年“文革”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地，也为年青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这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频繁的登场及其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为考察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构成日后80年代诗歌写作阵营的诗人，主要来自两个诗歌“群体”：即一类是“复出”的诗人，另一类是“青年诗人”。“复出”的诗人，主要显示了当代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的历史遭遇。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复出”的一代并不仅仅是“归来的一代”，其中还包含着对更早历史记录的重新书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50年代因“胡风集团”而遭受牵连的“七月诗派”，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视为“复出的一代”，只不过，这些诗人在“文革”结束重新进行创作时，都在主题、情感上表达了一种“归来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识。然而，由于年龄的限制和诗歌观念上长期遭遇“桎梏”，“复出”一代的绝大多数诗人都“后劲不足”，而少数保持创作活力的诗人，则更多体现为对某种历史思维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断超越。相比较而言，“青年一代”诗人则发挥了巨大的诗歌想象空间，他们的出现特别是“潜在写作”的重新问世，填补了“文革”时代苍白的诗歌历史。当然，这些在年龄、写作价值取向并不一致的“一代”很快由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而呈现出“断裂现象”，此后的诗歌必将向“多元姿态”予以展开。

与诗人相继“复出”、浮现相适应的是，诗歌的阅读和发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与五六十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有相当数量的增加。除《诗刊》《星星》诗刊在“文革”结束后较早复刊外，针对当时诗界乃至文艺界本身走向繁荣的景象，各地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创办诗歌刊物。此外，各种综合类文学刊物大都开辟一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创办，均为80年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与正式期刊刊发诗歌作品相呼应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即“民刊”）在80年代的盛行。这种在80年代常常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刊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同类现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某种“民间”权利留下的时代“见证”：这种可以视为写作与正式发表之间的“中介物”，同样具有无法忽视的诗歌史意义。以著名的《今天》为例，它的出现以及日后显著的位置，不但使这种“发表”方式得以流传，而且，还在日后的诗歌交流和阅读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