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争中“超越”：80年代诗歌整体的推进动力

80年代诗歌潮流首先是通过论争的方式整体向前推进的，而新老两代诗人在艺术追求上的不同以及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因素则是论争的内在动力。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掀起高潮和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对诗歌写作和诗艺探索的热情也逐渐高涨起来。针对《诗刊》《诗探索》等刊物以较大篇幅介绍、推出青年诗人的作品而掀起的高潮，长期处于“潜在状态”的写作得以公开，研讨的介入自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自诗人公刘将因看到顾城的《无名的小花》而将“感到颤栗”的感受发表、提出问题之后[3]，围绕青年诗人创作而进行的讨论与争鸣，就成为当时诗歌界的一个“热点话题”。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评论家谢冕撰写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拉开80年代第一次诗歌论争的重要“导线”。而后，围绕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即所谓的“三崛起”而进行的论争，都为“朦胧诗”的出现并迅速走向高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但如此，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围绕“朦胧诗”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论争，都最终使 “朦胧诗”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诗歌创作本身所能抵达的高度与广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朦胧诗”这个名字本身存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切性，但它的命名却并不来自它的拥护者，而是它的反对者。当时，一篇名为《令人气闷的“朦胧”》[4]的反驳文章，恰好为所谓的“朦胧诗”进行了命名。

无论从诗歌艺术的演变，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朦胧诗”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在“沉默”四十余载后的一次复苏，同时，也是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年诗人在不断反思苦难经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较早接受外来诗歌潮流影响的必然结果，而对上述内容所持的不同立场也正是“朦胧诗”频频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1984年之后，随着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遭到严重批评，“朦胧诗”后期代表诗人杨炼、江河等接受“寻根文化”的影响逐渐转向“文化史诗”，“朦胧诗”在尚未完全充分发展以及主要诗人不断分化中趋于瓦解，诗坛进入了一段相对短暂的沉默。1985年2月，当艾青、公刘、公木等18位老诗人还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出版社、文学刊物等各个方面对诗歌的“冷漠”和“轻慢”加以抱怨的时候[5]，一场比“朦胧诗”来势更为猛烈的诗歌运动已经悄然开始了。

“新生代”诗歌或曰“第三代诗歌”“后朦胧诗”是80年代诗歌第二次规模巨大的诗歌潮流。虽然，这次诗歌运动并没有过多地与“朦胧诗”代表人物发生正面的“交锋”，但他们在《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大展”中，以“集体出击”的方式从学习“朦胧诗人”到最终“pass 北岛”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诗歌“争鸣”。程蔚东的“别了，舒婷北岛”[6]、韩东“指斥”北岛为“政治动物”[7]，都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朦胧诗”彻底决裂的姿态。对于这样一批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又自认长期身居边缘位置，既带有明显的“平民意识”又没有沉重历史负担的后起诗人来说，能够在文化活跃和可以质疑一切的年代里，告别具有浓重贵族化气息和现实批判色彩的“朦胧诗”，无疑是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而从“论争”的角度上，1983年对“崛起论”的批判和1986年“兰州诗歌会议”对青年诗人创作的争论，也以间接的方式为“新生代”的出场准备了“历史条件”。当然，“新生代诗歌”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凡夫俗子式的审美观念，虽体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不可扭转的趋势，但过度的关注语词与生活俗事却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超越”中走向了另一极端。因此，一个后果则是，“新生代诗歌”在对宣言痴迷和语词激情的内耗中同样也没有持续很久，而对历史的漠视、解构崇高则使他们许多“流派”在刚刚完成“群像展览”之后，就匆匆地分化瓦解。到80年代末，随着海子的辞世，“新生代”诗歌已基本结束，至于《诗歌报》月刊再度举行的“1989实验诗集团展示”，则成为“新生代”诗歌一次集体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