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体的位移：由“群体”走向“个人”

80年代诗歌在创作内容上还呈现出明显的由“群体”走向“个人”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还对90年代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新生代诗歌”的出现虽然在表面上使80年代诗歌明显呈现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但区分80年代诗歌前后的差异性，却更多体现在写作内容与主体意识的变化。

“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启蒙的重要源头，虽然以独特的艺术特质区别于以往的诗歌创作，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朦胧诗人”的写作却与历史的经验密不可分。由于后来被指认为“朦胧诗人”的写作前身与“白洋淀诗群”创作的审美观念有关，所以，“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冲破历史地表的一次集体行为。作为“白洋淀诗群”这一产生于“文革”时期知青群落的后继者，“朦胧诗”不仅对“文革”极左文艺思潮表现出一种反叛的姿态，而且，在继承“地下诗歌”火焰的同时，还对诗坛长期以来形成的诗歌观念、抒情方式等写作模式进行了一次历史的“清算”与反思。因此，“朦胧诗”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现象，但在深层意义上，朦胧诗却与“白洋淀诗群”在创作上存在共同点。他们都是在整体反思国家、民族命运中，表现了一代青年对人与现实关系的认识，而他们在诗中表现的鲜明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渴望介入历史的强烈主体情怀，也反映了与历史传统的相通之处。

“朦胧诗人”及其创作对历史的热情，特别是鲜明的政治视角，使其诗歌创作往往呈现出一种“文化的整体反思性”和“大我”意识。尽管，作为艺术上的一次“反叛”，“朦胧诗”似乎不合乎时代的“主旋律”，但从沉重的历史感、文化精神的角度上，“朦胧诗”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并未与“朦胧诗”之外的创作在精神气质以及主体意识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北岛诗歌在怀疑、否定中表达出的“觉醒者”对于理想世界的争取，顾城诗歌对纷乱社会的记录与“一代人”式的反思，舒婷诗歌对社会重大主题的主动承担，以及江河、杨炼在80年代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探寻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都与当代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因此，作为一次因年龄代际、写作技巧以及论争等获取“诗名”的一代，“朦胧诗”无论相对于前代，还是“当代”[8]，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幸运的。

与“朦胧诗”相比，“第三代诗歌”虽然集体登场，并在口号声中超越了前代，但却在现实演变中难以掩饰这种行为的“策略”意义。“新生代”的许多诗人都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最初阅读“朦胧诗”时的心灵震撼，因而，他们这种出于“策略”的考虑便在最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扬弃，在抒情的变异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第三代诗歌”的“个人性”或许就在于“‘第三代’诗人们不像朦胧诗人那样经历过噩梦般的悲愤年代，对朦胧诗人那种干净坦荡的英雄主义倾向、那种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格格不入。他们不愿做朦胧诗歌唱者那样‘类的社会人’，他们无意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自己”。与此同时，“第三代诗歌”的出现还预示着一种“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从朦胧诗的“类型化情思阴影下走出，迅速向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袒露回归”[9]。这样，在带有某种后现代幻象的写作倾向中，“第三代诗歌”就在关注“此在”中走向了一种“个体的诗学”。他们对生活、事态具象细腻入微的书写，以及在拒绝历史的过程中，都充分展示了“自我”的意识。尽管，在声势上，“群体意识”在他们那里从未匮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