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先秦功利思想的本体、伦理特色

一 法家功利思想的特色

法家功利思想是先秦功利思想的主干。在道家本体论和儒家伦理观的双重影响下，法家的论证体现出自身的特点。

从思想渊源上看，多数法家思想家都受到了道家本体论的影响，属于“由道入法”，如申不害、慎到等。他们基于自身伦理和政治的论证需要，吸取了道家本体论中能够支撑和强化其论证的部分；一部分思想家主要受到儒家事功思想的影响，属于“由儒入法”，如李悝、吴起等。他们吸取了子夏、子贡的思想，突破了儒法界限的红线，论证了自身特色的功利思想。另一部分思想家，如商鞅、韩非等，他们同时受到道家、儒家等多种学派（或者说“杂家”）的影响，兼收并蓄，形成了自身的法家理论。

从本体借用上看，慎到突出“势”、重视“法”的学说，最接近道家的精神本旨——“自然”。因为“势”属于外在力量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趋势，主张君主“顺势而为”，最为符合“道法自然”的道家本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普遍认为慎到兼具道家、法家的身份并不是偶然的。而商鞅、李悝、吴起等人突出“法”作用的学说，则侧重于“道”的规律性，将功利、“法”规范比拟为“道”在人间的规律。这虽然也深具道家的影子，但是相较于“道法自然”的对规律本身的彻底解构，还是稍稍偏离了道家的精神实质。申不害、韩非、李斯等人突出“术”的学说，侧重于“道”的混沌性，主张在人间建立君主意志为比拟的“道”秩序，其中蕴含着虚无向实在，非功利到尚功利，无意志到有意志的转化，这与道家的精神似乎也有一定的距离。

从功利思想来看，不同的法家学者表达的内容有不同的侧重。注重“法”“势”的思想家将“天下之利”的公共利益置于首要地位。这里的“天下之利”，并非功利主义论域中以个体性作为逻辑起点的个人效用总和最大化，而是强调通过“法”“势”，引导、构建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即公共利益。在这种公共性优先于个体性的逻辑中，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是统一的，两者的冲突并非其关注重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商鞅、慎到等。而注重“术”的思想家则强调君主利益，认为应当将君主利益置于政治统治的首位。另外，在先秦普遍的“下克上”的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强调君主利益的重要性，主张君利与臣下，甚至同天下的利益冲突，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关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申不害、李斯等。韩非虽然试图弥合两种视角，但是其基本理论逻辑仍落实于君主利益取向。其他由儒入法的法家学者如李悝、吴起等，其按照源自孔门“外王派”事功思想的研究进路，对道德之“信”进行外在和相对的理解，将作为“信”之认同的政治合法性归结于普遍服从的客观现实，从而将普遍服从上升为重要的政治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道德之为政治实践工具的论证。应当说，普遍服从显然是极具公共性的，所以这派功利思想与强调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学者不谋而合。

二 其他支流功利思想

相对于法家，墨家、纵横家的功利思想虽然只是支流，但也有自身独到的理论特色。

墨家的功利思想突出地体现于其将“天”“鬼”置于世界本体地位的哲学观点。在这种观点之下，“兼相爱，交相利”就成为“天”“鬼”的意志，变成了人间的功利法则。从墨子整体的论证上看，其观点颇有自然神论的特点。但是，墨子强调的“天”“鬼”，是有意志、有欲望的。虽然“天”“鬼”具有某种形而上特点，但是墨子并没有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发掘，而是着重强调“天”“鬼”所设定的功利法则，以及人们违背其法则将会受其惩戒。所以，墨子“天”“鬼”的论证，顶多是为了论证其“兼相爱、交相利”功利法则提供某种超验的、绝对的基础。而这种基础，也是朝向现实、经验、功利的，具有目的论的逻辑结构。比较法家思想家部分借鉴道家本体论的做法，墨子的论证也并不算“离谱”。

在“天”“鬼”的绝对要求下，人间的功利法则“兼相爱、交相利”就成为墨子伦理思想的基石。表面上看，“兼相爱、交相利”既接近功利主义的某些侧面，又具有一定义务论的特色。但实质上，墨子所论证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基于“天”“鬼”的惩戒基础上的，即不“兼相爱、交相利”，就会受到“天”“鬼”惩戒的“大害”，而且从墨子整体的论证上看，不“兼相爱、交相利”，也是人类社会各种负效用的根源。所以，墨子的伦理思想总体上还是具有目的论的特点的，而且这种目的论，其最终导向，还是自身的“避害”，而不是简单的“利他”。

在政治思想方面，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规则，墨子主张“尚同一义以为政”，通过政治规范的奖赏、惩戒，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相互帮助、相互爱利的普遍秩序。墨子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全面地否定、批判儒家的政治实践，包括“仁有差等”、强调“礼乐”、主张“厚葬”等等做法。墨子鲜明地提出“兼爱”，即仁爱不分亲疏贵贱。这种观点既体现了其建立人间美好利益秩序的向往，也有一定的空想性。墨子极力反对儒家的礼乐、厚葬等浪费资财的做法，主张政治活动应当朴素、务实，这体现出其思想的现实、功利倾向。

纵横家的功利思想主要体现为在本体论层面借鉴道家思想，认为人们的言语、心理都是有“道”的规律性的。在这种规律性之下，人们可以通过经验的努力，可以将人的心理状态抽取、提炼为可分析的言语、行动等客观特征，从而对人的动机进行分析。应当说，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的。具体而言，无论是“量权”，还是“揣情”，其基点都是对客观经验的分析。虽然纵横家的“飞钳之术”有一定的阴谋、诡诈性质，但是其将信息、言语作为重要功利内容的逻辑仍然是有学术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