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教学经历

大学生的眼睛是长在额头上的。年轻人有理想，希望将来有大作为是好的，但这也看不起，那也看不起，谁也看不起就不对了。20世纪50年代在南京大学念书的我，也不仅仅是我，那些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大抵都是这个样子。南京大学有中央大学的底子。当时全国一级教授听说只有五十几人，但在南京大学光我们中文系就有三人，这是做学生的引为自豪的。但凭着这也会莫名其妙地看不起人。某大学的某某教授的鲁迅生平和著作研究，那算什么！某大学的某某教授出版了一本鲁迅作品分析，那算什么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莫名其妙地目空一切。将来毕了业要去科学院某研究所，去大学教书做教授；要著书立说，成名成家，这是当年我们的期望。那时毕业后去做官倒也不大有人这么想，清高吧，做官也不大被大学生放在眼里。至于做中学教师从来没有想过，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大学生是看不起中学教师的。但大学毕业那年，1957年的分配方案很不理想。科学院没有要你去搞科学研究，也没有大学要培养你去做“教授”。只有自己学校要留两个助教，但都不是我所学的专业。我最后虽留在南大，但是是在党委宣传部做校刊编辑。分配方案不理想，这个职位算是不错的了。更何况听说组织上将来是要派用场的。其时，校刊室原来的主编在反右运动中给翻进去了，听说分配我去校刊室将来是要去接替那位右派主编的。可我真不在乎这个主编位置，我只是把校刊室当作过路凉亭，明年现代文学教研室要人的时候就回系里去。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说是大学生毕业后先要去农村锻炼，听说还是周总理讲的，时间是一年，有年限的。那时的干部下放锻炼还不算是惩罚。这是第一次的干部下放。我们因为工作需要，先分配工作了。但到反右告一段落，到了年底我们还是下农村去了。因为是锻炼，又有时间年限，一年为期，我们也没有什么思想顾虑，高高兴兴地下农村去了。谁知一年以后说是要“充实基层”，行政人员不再回原单位，就地安排工作。我的两位留中文系担任助教的同学属“生产人员”，回去了；校刊编辑是行政人员，回不去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被分配到当地一所师范——句容师范学校教语文。我几经努力，一直闯到省委组织部去申诉，要求回校。回校当然是不会同意的，要求回南京的人有一大堆呢，他们大都是省级机关的干部，而且家属都在南京，困难比我大多了。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我只得留下来了。去向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中文系的系主任方光焘先生诉说，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安慰我，说自己也曾做过中学教师，先去报到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无奈之下我就这样做了中学语文教师。

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毕业未必就会教语文，甚至可以说大都不会教语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刚去师范学校连怎么备课都不知道，一位关心我的老教师李淑梅老师问我课备了多少了，我说“备了七八篇”了。她说“动作这么快！”她不知道我所谓的备课是，一篇课文看几遍，写写主题思想，分析分析艺术手法、写作技巧，完了。这是什么备课啊！我不知道什么是语文，更不知道语文课该怎么上。我把课文完全当作文学作品，认为语文课就是文学课。

接下来就按照我的想法去给学生上课了。刚到句容师范时我教两个班，但有“两个头”，即我教的是两个不同年级，一个是普师一年级，一个是幼儿师范三年级，用的是两种教材。虽说也是教两个班级，但工作量比教两个平行班要大得多。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会这样分配教学任务，是看我年轻，年富力强，还是因为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不得而知。大概是当时中学教师中大学本科毕业的还不是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的更少，于是把我当作“十折劳动力”来使用了。我也不懂教两个不同的班级的语文有多麻烦，所以二话没说就接受下来了，别人还以为是工作态度好呢。

第一次给幼师班上课是讲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当然得逐字逐句讲解，通过讲解学生懂了，他们就感到有收获。最后要讲写作特点。这首词的特点是运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要幼师三年级的学生理解是有困难的。但我一定要让他们懂。要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先得了解什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什么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要了解革命的浪漫主义，又得从浪漫主义讲起。对初师学生你又不能光讲理论，还必须举具体作品做例子他们才能理解。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举什么例子呢？我找了一篇高尔基的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自由地生活在草原上。有一回一个强悍的民族入侵这片美丽的草原，把他们赶入了一个原始大森林。带领这批被赶入原始森林的人是一个彪悍的叫丹柯的青年，他带着大家走啊走啊，大森林无边无际，似乎没有尽头。古藤盘根错节，有时被雷电劈打倒下的古老的大树横亘在他们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森林黑森森，太阳出来又使瘴气蒸腾，有人倒下了，有人动摇了，还是退回去吧，宁可去做异族的奴隶。丹柯不让他们后退去受人奴役，人们开始埋怨丹柯把他们带入了绝境。他们愤怒了，要把丹柯杀死。丹柯无法说服他的同胞，他突然拉开自己的胸膛，掏出自己一颗火红的心，把它高高举在头顶，那火红的心一下子把漆黑的森林照得一片通明。丹柯把自己的心拿在手上，高高举起，带领自己的同胞终于走出漆黑的大森林。刚走出森林丹柯就倒下了。学生听得都出神了。我说这就是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然后再讲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然后再讲两者的结合，又都要举例子让他们能理解。下课时，学生都说新来的老师教得好，他们都喜欢听。学生高兴，我也得意。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误人子弟啊！这是语文课吗？这样上语文课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吗？

但课文并不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也没有这么多的浪漫，不久我就陷入了“现实”主义了。我在给中师的学生上一篇课文，学生很不满意。我现在还记得这篇课文的篇名，也只记得篇名了，因为这实在是一篇很普通、太普通的课文，名字叫“大渡河畔英雄多”。这篇课文不是文学作品，也没有什么文采。课文明白如话，一看就懂，没什么可讲的。但既然排了三个课时，教师总得讲呀。也不只是因为经过的时间长了现在已记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讲的了，当时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课文淡如水，一看就明白，真是没什么可以讲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课上不好是怎样一种滋味！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现代文没讲头，不知该怎么讲。学生不要听，我也不知道怎样讲，这样的语文课是没有效果的。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学生们的意见少下去了，我也算是挡牢了，是不是因为我担任了班主任学生对我客气了，不得而知。之后也还确有学生说陈老师课上得好的，我也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课教得不好会叫你担任教研组长吗？但在我自己来说，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好来。到现在，当年自己是怎么上语文课的已印象全无便是明证。

1962年我调回家乡，到绍兴师范任教，我教毕业班两个班级的语文，教研组长是从句容师范“继承”过来的。刚到绍兴师范，在教第二篇课文时，我进教室看见后面三把藤椅上坐着三个年长的人。事先也没打招呼，看那坐的架势，一看就知道是领导。我也不去管他们，上我自己的课。下课后一打听，果真是学校领导。再打听反应如何，说是好的，评价不错。还说是三位领导也不大去听课的，听课也从不说人好话，言下之意，说你一句好话是很难得的。但我敢说，他们虽说我课上得好，但是说不出所以然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感觉不到好，说不出好在哪里。到“文革”前，我在绍兴师范四年教了三届学生。这些学生又都说我语文课教得好，即使现在同学聚会，也常常会说他们现在的语文水平全靠我五十年前给他们打下的良好的基础。

1962年到1966年，要说我的语文课对学生有些帮助，也可以说。那应归功于一本《师范语文补充教材》。《师范语文补充教材》是一部全国通用教材，内容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是一本《现代汉语》的简缩本。这本补充教材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是起了作用的。第一章是“语音”。其时，国家正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师范生是必须掌握汉语拼音、会说普通话的。现在的学生人人能说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已经推广普及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推广普通话太困难了，特别是在绍兴，在吴语区。师范三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已二十左右，学习语音的最佳年龄已经过去，要他们学讲普通话，不仅有实际困难，还有思想障碍。普通话有很多翘舌音，绍兴人称之为卷舌音，学生说“我们舌头已经硬了，弯不过来了”，怕困难，不肯学。但这拼音是识字的拐棍，师范生是必须掌握的，不然无法进行识字教学。绍兴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差别很大，没办法，只得要求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住普通话的拼读发音。每天布置作业，要学生给汉字注音。每次语文考试都有给汉字注音的试题。就是这样，终于让学生掌握了汉语拼音。当年这些学生现在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学拼音，说是太吃力，太辛苦；但说到后来终于掌握并运用于语文教学实践，对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又无不充满感激之情。“文字”一章让学生了解一些汉字常识，重点是“正字”，集中消灭错别字。我搜集整理了学生作文里的错别字，编成练习，学生的错别字大大减少了。“语法”一章要求学生能熟练地分析句子成分；长句，特别是复杂的单句，要能很快地缩句，找出句子的主要成分；能快速检查词语的搭配。我编写了大量的句子成分分析的练习，还搜集了学生作文中的病句，编成练习，让他们订正。学生的病句减少了，修改文章的能力提高了。“修辞”的学习，在辨别各种修辞格的基础上，重点在懂得各种辞格的修辞作用、表达效果，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分析能力。

《师范语文补充教材》实际上是《现代汉语》的简缩本。让师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基础知识，于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应该把它作为语文课的重要内容。当时和之后很长一个时期，语文教学强调双基，即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知识基本训练，这是有道理的。但这在实践中常常难以落实。《师范语文补充教材》启示我们，有一个《现代汉语》的简缩本向中学生系统讲授汉语知识，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效果是很好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高等学校多年不招生，教师后继乏人。当时农村中学，还有“戴帽初中”，是一大批高中生甚至初中毕业生在充当教师。这些教师显然是不合格的，急需培训。绍兴师范担负起了中学教师的培训任务，办起了初中教师培训班，临时应急。这些学员什么都需要学，专业课程，教育学，教学法，当然还有政治。但时间只有一年。“急用先学”吧，中学语文教师培训班就开了几门急用的专业课程：古代文选、现代文选、文学理论、现代汉语和写作。

这些课程沿用了大学课程的名称。其中一门“现代文选”，在大学里全称应该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但我们不用全称，不是因为怕十个字叫起来麻烦，而是因为理解起来灵活。如果叫“文学作品选读”，选文一定得是文学作品了，而我们的选文是要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口径的，有不少是非文学作品。说“现代文章选读”倒要确切一些。这门课教材自选，教师比较自由。选的一般都是名著，名著经得起推敲，才“有讲头”。课文有的是从初中课本选的，但也不能让学生做“行贩”，现买现卖；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能力，所以也从高中课本或别的书刊上选了一些优秀作品。课程名称几经更改，到了师专建立时，我认为定名为“文章分析”比较恰当。文章分析这门课我从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教到1993年，后来因校务繁忙，无暇备课钻研，吃老本也是没有多大意思的，终于把课辞了。

但这门文章分析前后也教了十七八年。这门课很有点像中学语文的精读课，也可以说是“高级语文”，因为讲课是带有研究性的。师专当然比中学要高一个层次，办中学教师培训班现在回过头看看，实际上是中师升格为高师的准备，是一个很好的过渡。高师课程的要求应该比中师高，高校的教学也应该有点研究性。无论是当年的中学教师培训班还是后来的师专，教学条件都比中学要好。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比中学轻，每周只上四到六课时；备课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有时间搞些教学研究。其时，师专的同人都比较努力，学校风气也比较好。很多教师都能结合教学搞些研究，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十来个人的中文系还出过几本有关语文教学研究、鲁迅研究的论文集。

其时，我还开了一门中学语文教学法，我不是从师范大学出来的，教这门课真是赶鸭子上架。但开这门课对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是必需的。教学法这门课程要讲一些教学理论，教师对教学理论也是应该做些研究的。在教学法里讲的一些理论，对文章分析课来讲，恰又成了实践的理论指导。语文教学法涉及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文道关系”等理论问题。这些都是语文教学长期存在而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教教学法这门课对这些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必须做些研究探讨。我对语文教学的思考研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首先是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大部分语文教师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但在教学法里应该给学生一个正确的答案。其实语文学科的性质叶圣陶先生早先就做过解释，只是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或者是因为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年代没有为“左派人士”所采纳。

什么是“语文”？“语文”这词最早是在1949年由叶圣陶先生等人提出的。1964年，他在给一位中学教师的复信中说：“‘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文就是语言。我认为这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一个新词的概念，我们必须尊重首提者的解释。有人把语文解释为语言文字，有人把它理解为语言文学，也有人认为是语言文章。叶圣陶先生在一些讲话、文章里有专门的阐述，在一些书信里也专门做过说明，对一些错误的理解一一做了更正。作为“语文”这一名称的始提者，他对“语文”概念的界定，他对“语文”含义的阐释，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正确理解语文学科的性质对语文教学关系重大。确认语文是语言，语文教学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文”“道”关系，怎样上好语文课，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语言又是什么？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些观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学里学语言学概论时就烂熟于心。还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与思维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些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思想上根深蒂固。拿这些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语文教学，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应该是能很好解决的。

语文是语言。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当然就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用叶圣陶先生的话来说，“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有人也许会说你否定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我说这是此人不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与思想是密切不可分”的道理，因为语文是语言，“文”与“道”也不存在以谁为主、孰轻孰重的问题，二者是统一的。我在文章分析课中坚持这样做，不但没有人来说你削弱思想教育了，倒是说，通过课文语言分析所受到的思想教育比政治说教要强多了。我教这门文章分析，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员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教材分析能力，无所谓“双重任务”。然而学生却都受到了良好的思想教育，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思想教育。我在前面的《语文是语言》一文中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讲《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时，我在给学生讲短句的修辞作用，逗号的运用，如何抓准理解文意的“字眼”等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学生对共产党人对实现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有了深刻的印象，对现阶段为什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有了深入的理解。连工宣队的师傅都表示听懂了，而且比政治老师讲的还容易懂。第二个例子是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对记者采访时与战士的对话做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段对话的语言分析，学生对志愿军战士的气质的淳朴和谦逊、胸怀的美丽和宽广有了深切的理解，学生所受到教育之深刻，我可以说是任何政治说教所无法企及的。

教中学语文教学法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对教好文章分析很有作用。这些经过深入思考的认识正好是文章分析的理论指导，文章分析则是检验这些理论是否正确的宝贵实践。

我给学生上文章分析时很注重语言分析。语文是语言，语文课就是教学生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怎么可以不重视语言分析呢？我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语文教学观念：学习课文要从语言入手，通过课文的语言分析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在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的同时体会到课文运用语言的好处。学生既学习了课文的语言又受到了课文的思想教育。这种语文教学理念，是基于语文的学科性质“语文是语言”的认识，它植根于“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与思维是密切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

为中学教师培训班和之后的师专学生开设文章分析课程，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培养他们的教材分析能力。能力不是靠听讲培养出来的。因此这门课不是以讲为主，教师在课堂的角色不是讲解者而是引导者，要引导学生自己去分析。为此必须重视预习。预习也不能只要求他们看一遍课文就了事。上课前我都要布置预习提纲，要求学生按照预习提纲去思考。有时候到上课了，我才知道学生因为忙而来不及预习；学生不预习，我就不开讲。我宁可放慢进度，在课堂上让学生补上预习，一定要让学生预习了我才讲课。预习以后也不全是教师讲了，这课得采用讨论式。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为了让更多的人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有时把学生分成小小组（前后座位四人小组），让他们去议；也经常进行全班讨论，教师组织引导，让学生通过讨论自己得出结论。

培养学生的能力还应该传授学生一些文章阅读分析的规律性的东西。如让学生了解文章阅读分析的过程：阅读须是由词而句而段而篇；在初步了解文章的中心以后，再去思考文章的中心是怎样展开的，作者的思想是通过哪些语言手段表现出来的。如是，会有几个反复，也就是说，分析文章需要多次阅读。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能力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分析教材。“文化大革命”后期新出的课本没有教学参考书，这正好逼着学生去独立分析教材。这门课的考试就是让学生独立去分析一篇新教材。这是最佳考试形式。

文章分析课的效果是良好的。它的一些教学理念，它的一些教法，是可以供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的。

除去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日子和以后从政的年月，我从事语文教学前后二十四年。回顾二十四年的语文教学经历，有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

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初教语文把语文课上成蹩脚的文学课，自己根本不知道语文为何物，回顾起来，即使有无知的学生说你教得好，也还是认为那是误人子弟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语文课，至今与学生见面，他们也说我上得好。他们说我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这可以说。但那是《师范语文补充教材》的功劳。这段时间的语文教学，要说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那就是中学语文教学必须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的基本训练，即过去所谓的“双基”。借鉴师范语文教学的经验，普通中学的语文教学不妨也有一本《语文补充教材》，或者《现代汉语》的简缩本，让学生系统地学习一些汉语知识。名字怎么叫可以研究，但必须让学生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一些现代汉语知识。理由很简单，因为“语文是语言”。既是语言，系统地学一点语言理论或语言知识，也是名正言顺而且十分必要的。这并非是什么创新，而是20世纪50年代末早就试行过的，即文学汉语分科时开设的汉语课。可以简单一些，不要太理论，讲究实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头是为培养初中语文教师而开了一门现代文选，后来学校升格为师专，课程做了调整充实，改名为“文章分析”。文章分析与中学语文的讲读课极其相似，是中学语文课的提高版，或者就说是“高级语文”。这门文章分析课我自认为是成功的，学生也认为是上得好的，对他们无论是自身语文水平的提高，还是以后从事语文教学，都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大学生”的肯定，我实收了。我称他们为“大学生”，还加了一个引号，即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学生，而是指年龄超过了正常招生入学的学生，即恢复高考以后招入的、年龄比较大的学生。这些学生学习主动性强，阅历丰富，善思考，能辨别，着实有点水平。当年高校招生录取率百分之五都不到，能被录取的大都是尖子。到现在，他们回忆当年被师专录取，虽有几分委屈，但也不无自豪。有人说“当年我们的水平是进北大、清华的水平”。这话我相信。虽不能说是全部，但确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生。因此，他们对这门课的好评，我也相信。我曾调查性地询问他们怎么会感到好。他们中能清楚地记起当年某一课文的词语分析，过渡段的属上还是属下要通过语言来判定，等等。他们说得出，记得清。还有一位毕业后没过几年就从政，后来官至省部高位的学生，在一次班级同学聚会时说，当年在学校里老师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在已不大记得起来；具体的忘了，剩下来的是方法，这方法却终身受用。他指的是阅读的方法，写作的方法，文章分析的方法。在绍兴师专期间有一位文章分析学得非常认真的学生，现在也已是高校中文系的教授了。他对这门课的评价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把它引出来简直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我理解这位学生的评价是真诚的，因为他不是阿谀奉承之士。也正是当年学生的这些鼓励，我觉得有必要对当年语文教学的经历做一个回顾。特别是在绍兴师专时期开设的文章分析的经历，学生认为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也认为有些道理，它的教学理念是经得起推敲的。又因为这门文章分析与中学语文的精读课十分相似，我说都可以叫“高级语文”，它的一些做法和理念是可以供中学语文教学的改进和改革借鉴参考的。

二〇一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