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计分析

（一）研究样本

行业选择方面，由于本章是基于产业与投资互动视角来研究长三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和谐问题的，因而产品必须是可贸易商品。考虑到农业和服务业以及工业中的采掘业和电力蒸汽热水及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等都是高度依赖特定性资源和人口分布的行业，制造业相对来讲对当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小，因而本章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时间选择方面，由于我国行政分权改革是在1980-1994年进行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格局发生变化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则是在21世纪初才真正开始的，考虑到上述因素和为了统计口径上的一致，本章选取2000-2009年共10个年份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27个行业的数据变量。

（二）变量定义

（1）产业结构差异度（Dissimilar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简记为Distruct）。理论上讲，反映产业结构差异度的指标有产业结构转换值、摩尔结构转换值、结构熵指数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其中，产业结构转换值公式为，结构熵指数公式为，摩尔结构转换值公式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公式为。N为产业数，Sit+1 为报告期产业构成比，Sit 为基期构成比，Si为i产业增加值比重，Wi, t 为t期i产业比重，Wi, t+1为t+1期i产业比重。本章在计算该变量时，主要是借鉴了Krugman（1991）所采用的指标度量方法。该指标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特定行业i的差异度，公式是；二是整体行业的差异度，公式是Ynm, t =。这里，n,m=1,2,3,n≠m。n,m表示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地区，t表示时间，i代表行业。和Ynm, t 分别反映t时期地区n,m之间用工业产值代表的第i行业和整体行业的产业同构状况。计算时所有数据均取自于各地2000-2009年制造业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

（2）三资资产差异度（Dissimilarity of Foreign Trade Exports，简记为Dexport）。该变量用来反映长三角两省一市各年份制造业分行业出口产品分别销往各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差异程度。由于长三角产品出口的重要特点是加工贸易，三资企业的产品出口是其主体来源，也是造成产品出口来源地和目标地差异的关键，长三角加工贸易存在着“为出口而进口”、“为出口而投资”和“受进口国质量管制”等方面的特点（巫强、刘志彪，2007；陈爱贞、刘志彪、吴福象，2008）。因而，本章主要是依据“三资”工业企业产品出口地差异，并基于三资企业出口与投资之间的多重因果关联之考虑，最后选取三资企业当年新增行业投资差异度来表示。

（3）国企投资差异度（Dissimilarity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Investment，简记为Dgov）。该变量用来反映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意愿及活跃程度，虽然很难找到政府投资在制造业各行业的分布数据，但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差异来反映不失为一种替代方法，因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投资的意愿。

（4）建改投资差异度（Dissimilarity of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Investment，简记为Dtiebout）。该变量主要用来反映在现行价格体系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分行业在市场竞争方面的激烈程度。虽然目前并没有直接反映地区间行业竞争差异程度的专门指标，但从投资主体和投资性质角度来讲，可以利用各地统计年鉴中按建设性质分的细分行业更新和改造投资的差异程度来替代。原因是：从内容上讲，地方政府投资虽然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更新改造和保障性基础设施建设等类型，但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地方政府基于比较优势考虑，往往会将当地产业发展目标和长期专业化趋势与当地政府的产业选择和产业促进政策等目标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政府的这些政策选择，在客观上会通过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产业在空间布局上会出现集聚或分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蒂伯特选择机制下企业用脚投票的投资意愿和状态，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5）初始条件和滞后期变量（Initial or Lag Variation）。这主要是根据计量情况将相关变量的初始变量、一阶滞后或二阶滞后变量等引入模型，目的是反映经济活动的滞后效应，同时也是为了反映结论3中各先决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作用。

以上各变量均利用各年份、各行业指标的份额偏离来表示，因而上述各指标的计算方法与产业结构差异度算法基本相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国企投资差异度”、“建改投资差异度”和“三资资产差异度”这三个变量来解释“产业结构差异度”时，解释变量中虽然含有“投资”，但在内涵上有较大的差异。此外，在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时，还要涉及折旧问题，比如，基准年份资本存量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对当年新增投资（I）的调整，以及对折旧率（δ）的处理等。本章采用的是Goldsmith（1951）的永续盘存法，即利用公式Kt=It+（1-δt）Kt-1来估算资本存量（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这里，Kt为第t 年的资本存量，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为第t 年的投资，δt为第t年的折旧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章在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时所用到的“国企投资差异度”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为存量概念；“建改投资差异度”和“三资资产差异度”分别用当年“分行业更新改造投资”和“三资企业当年新增投资”差异度来衡量，二者均为增量概念。计算过程中，本章利用份额偏离法分别计算了各变量的静态时点均值、一阶差分均值和二阶差分均值。本章统计和计量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的江苏、上海和浙江的统计年鉴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统计资料。

（三）统计描述

首先，我们根据江苏、上海和浙江2000-2009年间制造业27个行业工业总产值份额来计算长三角地区制造业27个行业总产值的份额偏离程度。然后，我们根据长三角两省一市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并利用Krugman指标度量方法 计算出2000-2009年江苏、上海和浙江制造业分行业的产出份额偏离的静态时点水平，再根据这些静态时点水平数据进一步计算各期均值，以及对应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均值等。

计算结果显示，长三角制造业27个行业工业总产值份额偏离度差异均较大，尤其是纺织、皮革制品、化学纤维、黑色金属、交通运输和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差异最为明显。如果将27个行业的各项数据按照大类行业进行归并，可以得到合并之后的七个大类行业数据。从行业合并后的结果来看，在统计口径放宽之后，产业同构程度似乎的确加剧了。这一现象在图4-1长三角制造业六个大类行业工业总产值份额偏离趋势线中非常直观。

可见，2000年以来长三角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同构现象。相反，以往研究之所以认为长三角存在较为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过于宽泛，没有准确地反映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如果从统计分类的3位或4位数行业划分出发，长三角产业同构程度可能会更低。当然，除了统计口径的差异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第一，长三角两省一市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以及资源禀赋和文化条件的相似性等，使得人们在主观上往往有长三角产业结构存在相似性甚至趋同性的错觉；第二，在现行价格体系下，地方政府的竞争与趋利行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投资来源和投资性质的差异与产业结构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长三角资源禀赋的同质性，一方面构成了该地区统计上大类行业产业结构趋同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长三角更大范围内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形成的基础。由于认知上的偏差，不少研究者把长三角大类制造业的同构性看成是长三角实现产业一体化的困难和障碍。

事实上，从细分行业来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并不存在严重的同构现象，而是朝着分工协调和产业深化方向发展。况且，在开放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三角产业活动的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直接驱动的，在后危机时代这一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虽然长三角两省一市在资源禀赋上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城市群内部大多数城市目前都把电子、汽车、机械、化工、医药等作为其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但从长期的动态变化趋势来看，长三角产业发展依然符合国际产业分工的需要。这些结果与李清娟（2006）等的研究结论比较吻合。如果将产业进一步细化，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会更加明显。比如，根据测算，在领先行业的差异上，2000-2009年间江苏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纺织和化学制品，约占当地制造业份额的35%；上海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交通运输和黑色金属，约占当地制造业的40%；浙江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纺织、电气机械和通用设备，约占当地制造业的30%（参见表4-1）。

这里还根据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制造业当中的支柱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计算了结构熵指数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再按照产业的发展阶段将优势产业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电子+汽车+重化工类，以上海为代表；第二类是电子+重化工类，包括苏州和南京；第三类是轻纺类，代表城市有绍兴、南通、嘉兴和湖州；第四类是均衡发展类，包括杭州、无锡、宁波、常州、台州、镇江、扬州和泰州等。这些城市在主导产业选择上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但产业结构层次上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过，长三角城市群由于在众多产业上存在着水平分工，有些行业比如纺织、化工及医药制造等在城市群内部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配套极为密切，各城市在这些完整产业链中有时仅仅从事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使得地区内从事相同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比实际情况偏高。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江苏与浙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高，一直保持在0.9以上；江苏与上海次之，从0.92下降到0.8左右；上海与浙江最低，从0.86下降到0.7以下。另外，各地结构相似系数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周期性的变化，与各类新增投资差异度的周期性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事实上，区位熵计算结果显示，产业划分越是细化，产业结构差异度越是增强，同时区域划分越细，产业结构差异也越明显。比如，在省级层面，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在市级层面，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在县级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则明显要低于省级和市级层面。

因此，关于长三角产业结构是否趋同及其影响，应当辩证地来看待和评价。比如，产业集群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专业化分工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的趋同是产业集聚的基础，产业同构也会通过有效竞争走向产业集聚与产业分工。相关研究也证实，当前长三角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普遍的恶性竞争态势和逆工业化现象（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2008）。比如，沿沪宁线的城市带就已经初步显现了长三角内部理性的产业空间分工格局。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是，当前长三角制造业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成本费用利用率现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企业规模不经济，重复建设以及过度争夺外资、资源和市场的现象。虽然这些所谓的低成本费用利用率和行业低平均利润率现象并没有构成长三角地方产业发展的倒推力，但长三角的产业发展仍然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中西部廉价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入来支撑的。况且，这种增长模式目前正面临着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工资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压力的严峻考验。

最后来分析长三角产业结构状态和制造业现行分工模式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驱动的，即到底是政府力量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在回答此类问题之前，先对长三角两省一市2000年以来三资资产、国企投资和建改投资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2000-2009年十年间，长三角内部不同性质的资产和投资份额偏离度无论是比重的大小还是变化的方向在行业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静态时点的均值水平、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上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表4-2是将制造业27个行业的数据按照大类行业归并后的结果。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长三角两省一市三资资产、国企投资和建改投资等不同性质的资产和投资在形态上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结构上的差异性。相关统计结果还显示，政府主导特征越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似程度越高，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也越高。不过，就长三角实际情况看，尽管长期以来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下政府的强势特征十分明显，但政府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比例在逐年下降，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对企业设备和技术更新改造的投资的市场化力量来实现的。长三角产业结构的趋同或趋异主要受三类资本因素驱动。

第一类因素是三资工业企业在各行业投资份额上的差异。原因是长三角产业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开放条件下三资企业参与的加工贸易驱动的，三资企业不仅是长三角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其为出口而投资造成的产品进出口地差异也是构成长三角两省一市进出口产品结构差异的重要来源。可见，三资工业企业在各行业投资和贸易上的差异是长三角产业同构差异性的首要来源。

第二类因素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各行业投资上的差异。该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投资的意愿，是用来反映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虽然本章计量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投资的静态时点水平即资本存量对产业同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其二阶滞后效应对产业同构具有显著的影响。检验结果还表明，地方政府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虽然并不表现在当期，但其影响效果却是长期而深远的。

第三类因素是企业更新改造投资的行业差异。该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蒂伯特选择机制，又反映了现行价格体系下长三角制造业各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该指标虽然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行业分布，但更多地则是反映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对行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认同和取舍。该变量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同构，反映了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用脚投票的意愿。正是各类投资在投资来源和投资方向上存在着动态的替代或互补性变化，使得长三角产业结构状态在行业、空间和时间等不同维度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周期性变化。同时，由于各类投资主体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普遍存在着为发展而竞争、为出口而进口和为出口而投资的欲望和冲动，客观上造就了长三角产业结构目前正朝着分工有序方向在进行深度演化。